從2月13日到5月1日，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方勤在館裏住了80天。方勤本可以不用來的，但就像他在3月4日日記中寫的：“你是船長，就得最後一個下船，這是風度，也是職業操守。”因爲住在門房，經常有路過的市民把他當成一個“面色黝黑的看門大爺”，問博物館什麼時候能開放。（中國青年報5月27日）

方館長的故事，令人不禁想起另一位博物館館長——單霽翔。作爲故宮博物院的院長，單霽翔被稱爲“故宮博物院的看門人。”在兩位館長身上，我們感受到的不止有“看門人”的氣質，還有“守護者”的堅定。中華歷史文物正因爲有他們的守護，才能在悠悠時光長河當中保留下來。

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原本和諧安寧的社會秩序。武漢封城後，不穩定因素也隨之增加，湖北省博物館的安防力量及維護力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縱觀世界各大博物館，都曾發生過文物乘亂被竊或損毀的事件。作爲國家一級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珍藏有大量無價之寶，疫情期間難免會被有心人所覬覦。保護中華文物不容半點閃失，博物館館長親自坐鎮，自然能有效降低安全風險。

與兩位館長產生強烈對比的則是王圓籙道士。1900年，舉世聞名的中國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王圓籙道士發現。可惜，他作爲發現者，並沒有履行好保護文物的歷史責任。1907年到1924年期間，英、法、日、俄、美五國探險家先後到達莫高窟，以多種方式帶走經卷、彩塑2萬餘，其中不少經由王圓籙道士出手。同樣作爲“看門人”，王圓籙是不合格的。

看守好博物館是身爲博物館館長的本職工作，可保護文物的責任卻不僅限於落在他們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七條規定：“一切機關、組織和個人都有依法保護文物的義務。”身爲中華兒女，保護中華文物，即是保護我們的歷史血脈，我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在歷史的長河中，每個人都是看守中華文化大門的“看門人”，不會因爲工作差異而有所異同。

希望我們文保工作者都能學習這種“看門人”精神，用守護歷史的意志，用身體擋住風險的侵蝕，保護文物的安全。（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