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三国演义》，大家都能想起来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曹操官渡之战等家喻户晓的故事。今天我跟大家就谈谈三国演义的事。

《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作《三国志传》、《三国全传》、《三国英雄志传》，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历史章回小说。作者一般被认为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虚实结合，曲尽其妙，是四大名著中唯一根据历史事实（《三国志》）改编之小说，但也让许多人误以为《三国演义》的内容就是中国三国时期的正史。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有言曰：“演义一书之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

三国故事在中国民间流行久远。隋朝《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观看曹操谯溪击蛟的杂戏。唐初刘知几《史通》有“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故事。譬如宋元时代盛行于都市游乐场之说话，题材多样，作品众多，其中最受欢迎就是取材于三国时代历史之“说三分”。宋元时代即被搬上舞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霍四究“说三分”之事。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30多种。元英宗至治年间出现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演义》。

在大致符合历史真实前提下合理虚构细节，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国创作历史小说之共同方法，如《三国演义》般取材于历史上之有名时代，并且由众多人在相当长时间里共同创作小说表现得尤为突出，也尤为自然，因此史实与虚构之关系决不能简单以“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一句话来概括和说明。

现存最早刊本是明朝嘉靖年刊刻的，俗称“嘉靖本”，全书24卷。亦有弘治刻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字素朴，内容较平易。至清朝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俗称“毛本”。

近代较著名的校注本有吴小林《三国演义校注》，沈伯俊《校理本三国演义》。其中沈伯俊《校理本三国演义》，校正了原本中的大量“技术性错误”多达七八百处，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高度评价，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被著名学者陈辽先生评论为“迄今为止最好的《三国演义》版本”，被称为“沈本”，但也被批评有缺失。

普遍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罗贯中，也有一些说法认为《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和他的老师施耐庵合著，但未有明确考证证明。明太祖考虑蒙元统治近百年，一般人汉字多遗忘，且天下初定，许多各地英雄参谋多失业但会识字，为他们谋新职，既鼓励写且助印小说，是明朝第一波小说创作高潮，即水浒，三国的创作背景，有文化政策动机，第二波小说高潮需至1530至70年代，代表作即西游，封神与金瓶梅，特别是金带起风月小说，晚明社会风气糜烂至1644年亡国，引起清兴文字狱的远因之一，但三国在1570年代清太祖努尔哈赤自承透过三学会汉字。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百年间的历史，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在对三国态度上，尊刘反曹鄙吴是民间的主要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隐含着人民对汉室复兴的希望和皇室正统思想，尽管这些旧有观点已不容于今日。清人毛氏父子批改三国演义时，把明代流传下来的版本中不实讥望、怪力乱神之处删除勘正。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称：“因为三国的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的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作小说的材料。”

而书中亦刻画了近二百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经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则被塑造成一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雄，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但主要以个人恩怨为前提。刘备则被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恰好和曹操相反）。

而当中的战争，手法多样，读者往往感到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被认为是波澜起伏、跌宕跳跃，使人读来惊心动魄，将史书上所没有的情节描写得十分细致。不过，前33回写了从桃园结义到曹操统一北方的24年，71回半写了刘备三顾茅庐到诸葛亮死于五丈原的27年，而以后的46年只用了15回半就草草收场。

由于《三国演义》在民间的流传范围、影响程度，都可谓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独一无二的，这就造成了普通民众，甚至一部分专家学者对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也就是小说所描述的历史时期的概况、事件、人物缺乏正确的常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小说《三国演义》的内容在国人心目中已经占据了真实历史的地位，这种现象在近来的电影、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应。民间也一直对这类现象有不少争论。

非凡的叙事才能，全景式的战争描写，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浅近的文言，构成了《三国演义》的主要特色。

《三国演义》精于塑造人物形象，能通过叙述人物的行动和举止来反映人物独特个性。如诸葛亮、刘备、曹操、关羽、张飞等早已深入民心，性格突出，全赖罗贯中绘形绘声和生动逼真的描写，令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善于描写战争场面和政争智斗，描述各战事精彩绝伦，如亲历其境之妙，更首创单挑场面，突显武将于沙场上的勇猛威武与英雄形象。

结构宏伟紧密，全书人物众多，头绪纷繁，情节复杂，惟作者能以蜀汉为中心，抓紧魏蜀吴三国间的冲突矛盾，写来井井有条，脉络清晰，规模宏大。

语言方面夹用文言白话，明快生动，既吸收古代文言的精华，亦加以适当的通俗化，故能“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收雅俗共赏之艺术效果。

《三国演义》和三国时期故事传说对东亚文化形成了深远的影响。最迟在晚唐时三国故事已流传民间，李商隐有《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已出现“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北宋民间说三国故事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倾向，苏东坡的《东坡志林》说：“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中国古代有关三国的诗词歌赋就不胜枚举，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评书、戏剧和其他口头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而且这些作品和《三国演义》的相互借鉴，传承形成了独特的类文化群。直到今日的各类三国故事剧集、漫画、书籍还是经久不衰。《三国演义》及三国故事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今仍随处可见，在人们处于竞争环境或奋斗阶段，可能会以三国的场景，人物关系作为考量。其间的褒贬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无论褒贬的结论如何，人们对三国中人文精神的认可已经根深蒂固，难说会有较大改观。

个别的讲，在有些与《三国演义》故事相关的地区或族群中，三国文化的烙印更是明显，如诸葛姓氏，川陕地区等。明朝为提高宦官修养并作消遣，曾于北京紫禁城内刻印书籍。由宦官刘若愚《酌中志》所列宫中印书目录可知，当时所印小说，只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宦官们最爱之读物[5]:2。

中国自古流传有一句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指年轻人不该读《水浒传》，否则容易会整天想打架，思想上变坏；而老年人不应该读三国，因为其中人物善于用计使诈，处心积虑、勾心斗角，作为应该“知天命”的老人应该安度晚年，不能整天想着算计别人，对自己身心无益。

夏志清教授在《人的文学》一文引用《三国演义》第十九回刘安杀妻喂肉的故事，同情旧时妇女的悲惨命运：

“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玄德不疑，乃饱食了一顿，天晚就宿。至晓将去，往后院取马，忽见妇人杀于厨下，臂上肉都割去。玄德惊问，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

《三国演义》也留下了不少成语，如桃园结义、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草船借箭、乐不思蜀、赔了夫人又折兵、蜀中无大将、三分天下……等等。

一些俚语也与《三国演义》有关，如“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说曹操，曹操到”等等。

另外，《三国演义》对后世的文化作品影响深远，如《隋唐演义》等。

胡适对《三国演义》的文学水平有很大的批评：““《三国演义》“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三国演义》拘泥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三国演义》最不会剪裁，他的本领在于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因为不肯剪裁，故此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不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

但胡适充分肯定《三国演义》在明清以来数百年的国民教育史上的地位：“《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来，无数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到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他们不求高超的见解，也不求文学的技能；他们只追求一种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四书五经”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廿四史”与《通鉴》、《纲鉴》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古文观止》与《古文辞类纂》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但是《三国演义》恰能供给这个要求。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要求，我们都曾尝过他的魔力，我们都曾受过他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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