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三國演義》，大家都能想起來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曹操官渡之戰等家喻戶曉的故事。今天我跟大家就談談三國演義的事。

《三國演義》，全名爲《三國志通俗演義》，又稱作《三國志傳》、《三國全傳》、《三國英雄志傳》，是中國第一部長篇歷史章回小說。作者一般被認爲是元末明初的羅貫中。虛實結合，曲盡其妙，是四大名著中唯一根據歷史事實（《三國志》）改編之小說，但也讓許多人誤以爲《三國演義》的內容就是中國三國時期的正史。明末清初文學家、戲曲家李漁有言曰：“演義一書之奇，足以使學士讀之而快，委巷不學之人讀之而亦快；英雄豪傑讀之而快，凡夫俗子讀之而亦快。

三國故事在中國民間流行久遠。隋朝《大業拾遺記》記載隋煬帝觀看曹操譙溪擊蛟的雜戲。唐初劉知幾《史通》有“死諸葛能走生仲達”的故事。譬如宋元時代盛行於都市遊樂場之說話，題材多樣，作品衆多，其中最受歡迎就是取材於三國時代歷史之“說三分”。宋元時代即被搬上舞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霍四究“說三分”之事。金、元演出的三國劇目達30多種。元英宗至治年間出現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國志平話》。元末明初，羅貫中綜合民間傳說和戲曲、話本，結合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據他對社會人生的體悟，創作了《三國演義》。

在大致符合歷史真實前提下合理虛構細節，是古往今來世界各國創作歷史小說之共同方法，如《三國演義》般取材於歷史上之有名時代，並且由衆多人在相當長時間裏共同創作小說表現得尤爲突出，也尤爲自然，因此史實與虛構之關係決不能簡單以“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一句話來概括和說明。

現存最早刊本是明朝嘉靖年刊刻的，俗稱“嘉靖本”，全書24卷。亦有弘治刻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文字素樸，內容較平易。至清朝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辨正史事、增刪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國演義》，俗稱“毛本”。

近代較著名的校注本有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沈伯俊《校理本三國演義》。其中沈伯俊《校理本三國演義》，校正了原本中的大量“技術性錯誤”多達七八百處，得到國內外學術界同行高度評價，受到廣大讀者歡迎，被著名學者陳遼先生評論爲“迄今爲止最好的《三國演義》版本”，被稱爲“沈本”，但也被批評有缺失。

普遍認爲《三國演義》的作者爲羅貫中，也有一些說法認爲《三國演義》是羅貫中和他的老師施耐庵合著，但未有明確考證證明。明太祖考慮蒙元統治近百年，一般人漢字多遺忘，且天下初定，許多各地英雄參謀多失業但會識字，爲他們謀新職，既鼓勵寫且助印小說，是明朝第一波小說創作高潮，即水滸，三國的創作背景，有文化政策動機，第二波小說高潮需至1530至70年代，代表作即西遊，封神與金瓶梅，特別是金帶起風月小說，晚明社會風氣糜爛至1644年亡國，引起清興文字獄的遠因之一，但三國在1570年代清太祖努爾哈赤自承透過三學會漢字。

《三國演義》描寫的是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近百年間的歷史，反映了三國時代的政治軍事鬥爭以及各類社會矛盾的滲透與轉化。在對三國態度上，尊劉反曹鄙吳是民間的主要傾向，以劉備集團作爲描寫的中心，隱含着人民對漢室復興的希望和皇室正統思想，儘管這些舊有觀點已不容於今日。清人毛氏父子批改三國演義時，把明代流傳下來的版本中不實譏望、怪力亂神之處刪除勘正。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稱：“因爲三國的事情，不像五代那樣紛亂；又不像楚漢那樣簡單；恰是不簡不繁，適於作小說。而且三國時的英雄，智術武勇，非常動人，所以人都喜歡取來作小說的材料。”

而書中亦刻畫了近二百個人物形象，其中最爲成功的有諸葛亮、曹操、關羽、劉備等人。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賢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風亮節，具有經世濟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壯志，而且作者還賦予他呼風喚雨、神機妙算的奇異本領。曹操則被塑造成一位“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奸雄，既有雄才大略，又殘暴奸詐，是一個政治野心家和陰謀家。關羽“威猛剛毅”、“義重如山”，但主要以個人恩怨爲前提。劉備則被塑造成爲仁民愛物、禮賢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恰好和曹操相反）。

而當中的戰爭，手法多樣，讀者往往感到一場場刀光血影的戰爭場面。其中，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戰爭的描寫被認爲是波瀾起伏、跌宕跳躍，使人讀來驚心動魄，將史書上所沒有的情節描寫得十分細緻。不過，前33回寫了從桃園結義到曹操統一北方的24年，71回半寫了劉備三顧茅廬到諸葛亮死於五丈原的27年，而以後的46年只用了15回半就草草收場。

由於《三國演義》在民間的流傳範圍、影響程度，都可謂是中國古代歷史小說中獨一無二的，這就造成了普通民衆，甚至一部分專家學者對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也就是小說所描述的歷史時期的概況、事件、人物缺乏正確的常識，從某種程度上說，小說《三國演義》的內容在國人心目中已經佔據了真實歷史的地位，這種現象在近來的電影、文學作品中都有所反應。民間也一直對這類現象有不少爭論。

非凡的敘事才能，全景式的戰爭描寫，特徵化性格的藝術典型，淺近的文言，構成了《三國演義》的主要特色。

《三國演義》精於塑造人物形象，能通過敘述人物的行動和舉止來反映人物獨特個性。如諸葛亮、劉備、曹操、關羽、張飛等早已深入民心，性格突出，全賴羅貫中繪形繪聲和生動逼真的描寫，令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善於描寫戰爭場面和政爭智鬥，描述各戰事精彩絕倫，如親歷其境之妙，更首創單挑場面，突顯武將於沙場上的勇猛威武與英雄形象。

結構宏偉緊密，全書人物衆多，頭緒紛繁，情節複雜，惟作者能以蜀漢爲中心，抓緊魏蜀吳三國間的衝突矛盾，寫來井井有條，脈絡清晰，規模宏大。

語言方面夾用文言白話，明快生動，既吸收古代文言的精華，亦加以適當的通俗化，故能“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收雅俗共賞之藝術效果。

《三國演義》和三國時期故事傳說對東亞文化形成了深遠的影響。最遲在晚唐時三國故事已流傳民間，李商隱有《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喫”；據《東京夢華錄》載，北宋已出現“說三分”的專家霍四究。北宋民間說三國故事已經表現出“尊劉貶曹”的傾向，蘇東坡的《東坡志林》說：“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中國古代有關三國的詩詞歌賦就不勝枚舉，以三國故事爲內容的評書、戲劇和其他口頭文學作品層出不窮。而且這些作品和《三國演義》的相互借鑑，傳承形成了獨特的類文化羣。直到今日的各類三國故事劇集、漫畫、書籍還是經久不衰。《三國演義》及三國故事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至今仍隨處可見，在人們處於競爭環境或奮鬥階段，可能會以三國的場景，人物關係作爲考量。其間的褒貶爭論也一直沒有停止過，但無論褒貶的結論如何，人們對三國中人文精神的認可已經根深蒂固，難說會有較大改觀。

個別的講，在有些與《三國演義》故事相關的地區或族羣中，三國文化的烙印更是明顯，如諸葛姓氏，川陝地區等。明朝爲提高宦官修養並作消遣，曾於北京紫禁城內刻印書籍。由宦官劉若愚《酌中志》所列宮中印書目錄可知，當時所印小說，只有《三國志通俗演義》，是宦官們最愛之讀物[5]:2。

中國自古流傳有一句話：“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指年輕人不該讀《水滸傳》，否則容易會整天想打架，思想上變壞；而老年人不應該讀三國，因爲其中人物善於用計使詐，處心積慮、勾心鬥角，作爲應該“知天命”的老人應該安度晚年，不能整天想着算計別人，對自己身心無益。

夏志清教授在《人的文學》一文引用《三國演義》第十九回劉安殺妻喂肉的故事，同情舊時婦女的悲慘命運：

“當下劉安聞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乃殺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玄德不疑，乃飽食了一頓，天晚就宿。至曉將去，往後院取馬，忽見婦人殺於廚下，臂上肉都割去。玄德驚問，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

《三國演義》也留下了不少成語，如桃園結義、青梅煮酒論英雄、三顧茅廬、草船借箭、樂不思蜀、賠了夫人又折兵、蜀中無大將、三分天下……等等。

一些俚語也與《三國演義》有關，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說曹操，曹操到”等等。

另外，《三國演義》對後世的文化作品影響深遠，如《隋唐演義》等。

胡適對《三國演義》的文學水平有很大的批評：““《三國演義》“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勢力的通俗歷史講義，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學價值的書”。“《三國演義》拘泥歷史的故事太嚴，而想象力太少，創造力太薄弱”，“《三國演義》的作者、修改者、最後寫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學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三國演義》最不會剪裁，他的本領在於蒐羅一切竹頭木屑，破爛銅鐵，不肯遺漏一點。因爲不肯剪裁，故此書不成爲文學的作品”，“不算是一部有文學價值的書”。”

但胡適充分肯定《三國演義》在明清以來數百年的國民教育史上的地位：“《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書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來，無數失學國民從這部書裏得到了無數的常識與智慧，從這部書裏學會了看書寫信作文的技能，從這部書裏學得了做人與應世的本領。他們不求高超的見解，也不求文學的技能；他們只追求一種趣味濃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書。“四書五經”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廿四史”與《通鑑》、《綱鑑》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古文觀止》與《古文辭類纂》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但是《三國演義》恰能供給這個要求。我們都曾有過這樣的要求，我們都曾嘗過他的魔力，我們都曾受過他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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