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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水師學堂時的張伯苓

大英博物館藏日本繪製的甲午戰爭海戰的彩色版畫。表現日本海軍大獲全勝的情景。

中方報刊描繪同一場戰役的版畫，在中方媒體的表述中，大獲全勝的是中國。

嘉靖刊本《日本考略》中的“日本地理圖”。

1902年8月14日，嚴修在赴日考察的輪船上所寫的日記，其中記錄了一首詩：百萬星球地居一，四分且讓水三分。棕黃黑白總同種，南北東西何足雲。儒墨卮言原破碎，佛耶界說更呶紛。爭存物競有時定，至竟終須合大羣。

叢書名：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

主編：劉嶽兵 作者：吳廷璆、俞辛焞、武安隆等

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8月、9月

——中國日本研究的三個境界

編者按：2019年，正值南開大學建校百年。值此之際，由日本研究院教授組成編委會，集南開大學全校日本研究者之力，“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第一輯19卷已經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和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套文庫彙集了百年來南開日本研究的基本成果，南開與日本的關係作爲百年來中日關係的一個縮影，可以從該文庫中窺見一斑。

在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院長，也是本套叢書主編的劉嶽兵教授看來，編輯本文庫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反思的過程：爲什麼要研究日本？究竟應該怎樣研究日本？研究日本的範式或取向有哪些？應該如何認識？這些問題都很難三言兩語說清楚。但回望南開立校百年來對日本的認識和研究，或許可以找到一個答案。

1933年6月16日，動盪之年看似平常的一天。就在這天清晨，一位名叫松本重治的日本記者，登上了從天津開往北平的火車。作爲日本駐華最重要的新聞媒體“同盟通信社”的記者，松本剛剛結束了東北考察之旅。這場精心安排的考察，目的是爲了報道日本在東北扶植的傀儡政權“滿洲國”成立一年來的“光輝成就”。這次考察收穫不可謂不豐，雖然松本並不自視爲日本軍部的宣傳機器，但也深信“廣闊的滿洲，可以讓許多日本青年大有可爲”。然而，就在他從東北轉赴北平途中停留天津的十幾個小時裏，他經歷了一生中意味深長的一次偶遇。

甫抵天津，松本特意去拜訪了自己耶魯大學時代的校友何廉。何廉如今已是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主任，他張開雙臂擁抱這位老校友，並且像大學時代一樣親暱地稱他“喬治”。但在重逢的喜悅之中，松本也覺察到老友隱伏的憂慮。自兩年前“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對中國的侵凌，已經從日削月割的滋擾尋釁，轉變爲火力十足的武裝衝突。就在三個月前，熱河事變猝然爆發，日本關東軍在佔領熱河後繼續南下，企圖突破長城關口，駐軍關內，進一步將華北地區納入彀中。戰火連綿兩月之久，直到16天前，中日雙方纔祕密在塘沽簽署協定，宣佈停戰。儘管烽火暫熄，但硝煙味仍然刺鼻。天津城裏，到處是撤退下來的中國軍隊，秩序混亂異常，槍炮聲不時可聞。

何廉所在的南開大學的學生們，也激於義憤，時常舉行各種抗日集會和遊行。就在5月19日深夜，受到駐津日本特務機關操控的便衣隊衝進南開大學校園，引起騷亂。騷亂持續數日，數名學生受傷。何廉的孩子也在衝突中被流彈擊中。

聽聞這一消息的松本內心充滿了深深的歉意。但他發現，縱然如此，他這位敵國來客還是受到了何廉夫婦“直率而親切”的招待。甚至爲了保障他的安全，何廉特別吩咐四名南開學生分成兩組，在松本居住的招待所周圍輪流守夜。直到清晨，何廉夫婦又笑容滿面地將他送往火車站。

爲了避免與中國人接觸發生衝突，松本的同事特意爲他訂了一等車廂。環顧四周，松本發現身邊除了“兩三名日本軍官和幾個像是來滿洲淘金的形容異樣的日本人”之外，一等車廂裏幾乎空無一人。出於好奇，松本來到二等車廂。令他驚訝的是，“堪稱當代一流人物”的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居然就坐在這間逼仄擁擠的車廂裏。一時語塞的松本，回想起在何廉那裏聽聞的消息，特意向張伯苓道歉說：“日本軍如此爲非作歹，給南開大學和其他地方帶來了許多麻煩，實在是太對不起了。”

“不，是我們中國人不長進。”張伯苓的回答和威嚴的眼神讓松本一時不知所措。“我完全沒有預料到張先生會說出如此出人意料的話來，這話到底是何意思，一時之間，我無從領會”。既驚且惑的松本再次詢問張伯苓，“張先生，果真如此嗎？”張伯苓又再一次肯定地重複了一遍：“我相信是這樣的。”

多年後，當松本重治撰寫回憶錄《上海時代》時回憶起當時場景，張伯苓的話仍然清晰地迴響在他的耳畔。這句回答也成了松本一生中“無論如何都不能理解”的謎題，他只能將其解釋爲“責人必先責己”。但86年後的今天，我們再回過頭去，思考其中的意義，就會引起更深的思考。在那個中日衝突一觸即發的危殆時代，各種情緒交錯紛雜，很容易走上偏執和極端的道路，但無論是張伯苓還是何廉，都能保持一種理性而冷靜的態度來看待中日之間的關係。其中不僅僅蘊含着一種反求諸己的內省，更體現了一種由內而外認識日本的視角和方法。這也是作爲南開人研究日本史自始以來堅持的準則之一。

克敵制勝

南開與日本的關係，如前所說，可以說是其來有自，淵源甚深。當張伯苓對日本記者松本重治說出那句“是我們中國人不長進”時，短短的一句話背後，有着數十年來對日本的觀察和了解。這一切，可以回溯到1894年。這一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當時19歲的張伯苓正是北洋水師學堂的學生，曾經隨船參與戰役，但第一艘兵船纔出海，即被日艦擊沉。戰爭的結局是中方慘敗，中國被迫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賠款割地。

張伯苓滿懷激憤地返師歸來。不久之後，他再次受到沉重打擊。《馬關條約》被日本強行割去的遼東半島，在俄、德、法、英等國的干涉下交還給中國，但旋即淪爲列強的租界。張伯苓所在的“通濟”號奉命開往遼東從日軍手中接收威海衛，然後再於翌日移交給英軍。張伯苓被迫親眼見證這荒誕的一幕：

“我在那裏親眼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天，我又看見取下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造一代新人。我乃決計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

南開創辦伊始的初衷，就發端於中日之間甲午戰爭所帶來的震盪。南開大學武安隆教授早在日文著作《中國人的日本研究史》中概括過中國人研究日本的五點特色，對此，我曾在《“中國式”日本研究的實像與虛像》中做過詳細的介紹，其中，他通過分析從明代嘉靖萬曆年間、清末戊戌變法前後、九一八事變開始的抗日戰爭期間到改革開放之後這四次日本研究的高潮，指出中國的日本研究常常與政治形勢的發展保持密切關係。

中國歷史上第一本日本研究的專著，刊行於嘉靖二年（1523年）的《日本考略》，寫作目的就是應對當時中日間出現的衝突危機。這一年6月，發生了震動朝野的“寧波爭貢”事件。當時日本勢力最大的兩名戰國大名大內氏與細川氏因爲垂涎對明貿易的巨利，彼此爭鬥，最終達成協議，大內氏每次出貢船二艘，細川氏出貢船一艘。但恰在這一年，雙方貢船都抵達寧波港。細川氏貢船副使華人宋素清與執掌市舶司的太監賴恩勾結，對細川、大內的貢船區別對待，最終引起大內氏貢船正使宗設謙道不滿，指揮隨從一路燒殺劫掠。當時的定海縣正位於衝突中心，但有賴於定海知縣鄭餘慶指揮有方，一日數警，才使定海全縣在這場危機中得以保全。出於未雨綢繆，鄭餘慶支持薛俊編寫了這部《日本考略》。在序言中，鄭餘慶寫道：

“臨事而有策，不若無事而有備者之克濟也。故《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明代的倭寇騷亂，雖然對於當時中日兩國總體的“政治形勢”而言，未必是什麼大事，但是甲午戰爭、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都是關係中日兩國發展和前途命運的大事。近代最著名的日本研究著作，黃遵憲《日本國誌》的寫作，如其序（1887年）中所言，一方面是“以副朝廷諮諏詢謀之意”，一方面是“以質之當世士夫之留心時務者”。這本書最終刊行於世，正是甲午戰爭刺激後，國人尋求克敵制勝之道的結果。其功能無疑是相當於今天所謂“智庫”的作用。後來戴季陶在著名的《日本論》（1928年）的第一篇“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中，談觀察、研究日本的目的，寫道：“拿句舊話來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無論是怎樣反對他攻擊他，總而言之，非曉得他不可。”（1919年《日本論》的雛形《我的日本觀》中也有類似的話，相關之處是“無論是要和他好和他不好。”《建設》第1卷第1號）。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可以說是“克敵制勝”式日本研究的典型口號。

他山之石

“克敵制勝”式日本研究往往迫於形勢，爲解燃眉之急，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實用性，主要不是爲了謀求發展，而是爲了應付當下。這種研究範式的必要性和侷限性不言自明。與這種範式相聯繫的是尋求日本的經驗以爲借鑑。

南開學校的創辦者嚴修就是尋求日本經驗以爲借鑑的先驅者之一，1902年8月10日，他登上開往日本的輪船，首次赴日考察。在詩作中，他將這次考察比作秦朝方士徐福渡海求取仙藥：

無恙扶桑海上帆，神山畢竟地非凡。

歸袋滿載長生藥，好佐熊丸壽阿咸。

此時的中國，剛剛經歷庚子國變，列強長驅直入，佔領京津兩地達一年之久。嚴修全家未及逃走，也身陷淪陷的天津城中，幾度險遭危難。國破家危的苦痛，讓嚴修深信中國沉痾日重，庚子國變就是這場重病的大發作，非要一劑猛藥不能療救。這劑猛藥，就是政治上改弦更張，徹底變革。變革的藥方究竟何處可尋，像嚴修這樣的有識之士就將日本視爲採藥的仙山瀛洲。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政治更化，日新月異。不僅在甲午戰爭中重創中國，更在庚子國變中躋身列強之一。短短四十年間，國勢居然如此突飛猛進，其中奧祕，不能不令急於尋藥救國的中國知識分子側目。加之日本一再宣揚中日兩國同文同種，理同心同，因此，在20世紀初，一批有識之士紛紛東渡日本求取救國良方。

這種認識日本的方式，可以稱之爲“他山之石”式的研究。寡聞所及，以“他山之石”爲標題的文獻，較早的有近代經濟學家徐滄水在1923年1月30日，在《銀行週報》第285號發表的《日本銀行事業之缺陷及吾國之借鏡：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以1922年金融危機中日本許多中小銀行因存款擠兌風潮而被迫宣告停付甚至歇業清理爲鑑，告誡國內金融業同行如何避免遭遇同樣狀況。文中特別引述在1月19日日本銀行總裁井上準之助在東京票據交易所關於銀行家應注意要項的演講。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爰就其所說，以述而論之。聊爲吾國銀行家之參考借鏡而已”。

至於，直接翻譯日本文獻而冠以“他山之石”的，在近代的雜誌中時常可見。廣義而論，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爲中用”，都與“他山之石”有異曲同工之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現代化建設上，如武安隆教授在上述著作中所言，這個時期中國的日本研究者，都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來吸取日本現代化的經驗、日本經濟高度成長的經驗和中日關係的歷史教訓，以此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做出貢獻。“他山之石”式的研究，其核心借用劉東1988年在《序“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的話說，就是“借別人的眼光去獲得自知之明”。眼下，不僅日本學界的日本研究著作以各種形式風起雲湧地翻譯介紹到國內，“西方日本研究叢書”作爲“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姊妹篇，這面來自其他“他者”的“學術鏡子”也開始浩浩蕩蕩地移植進來。

因爲歷史傳統、社會環境等各方面的因素不同，即便有某種可資借鑑的靈丹妙藥，不僅需要付出披荊斬棘的努力，還需要有能分辨真僞的慧眼。而現實情況，大多數是浮光掠影，不求甚解，其結果自然是驢脣不對馬嘴；更有甚者，以借鑑爲名，不惜用某種理論將原本完整的思想體系拆得七零八落，結果，不僅於己無補，而且離對象的真相也越來越遠。在日本研究界，許多這樣的“成果”也有待清理。究其原因，就是沒有把了解和研究日本本身作爲目的，而只是將戴着有色眼鏡所獲取的自以爲有用的“日本經驗”作爲借鑑的手段；這樣，從出發點上就降低了對日本研究的“專業化要求”。

美美與共

那麼，什麼樣的研究纔是理想的日本研究？理想的日本研究範式有哪些標準？我想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首先，必須是原典主義的研究。所謂原典主義，就是尊重原典、迴歸原典，一切從原典出發。這裏的原典，不僅僅是指原始的典籍，也包括原始的語境、場域，就是要如戴季陶在《日本論》中所言，“切切實實地鑽到他社會里面去，用過體察的功夫。”迴歸原典的意義，最近王金林在《提倡迴歸原典的學術意義》中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即“‘迴歸原典’，可使我們走出片面教條的研究模式的窠臼，深入歷史原典、原貌，探尋歷史的真諦；‘迴歸原典’，可使我們分清‘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之別，加強‘基礎研究’，填補研究空白，日益增強發言權；‘迴歸原典’，可以去濁揚清，使我們遠離學術空氣浮躁，行爲浮誇，著述追求數量，二手資料氾濫等學術濁流，樹立勤奮、刻苦鑽研學問的良好學風，在‘與史料肉搏’中求真知，構建具有獨立見解的史觀（史學理論）。”日本研究談從原典出發，當然首先是從日本的原典出發，大而言之就是從日本的歷史傳統和社會現實出發，而不只是從中國的政治形勢和社會需要出發。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懂得“他們的性格怎麼樣？他們的思想怎麼樣？他們的風俗習慣什麼樣？他們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在哪裏？他們的生活根據在哪裏？”（戴季陶語）這樣的話，就是說需要對整個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生活有全面的、完整的瞭解。所有的歷史現象、社會存在都是嚴肅、重要的課題，都應該去了解。

“要努力設法瞭解日本的全內容，欲求瞭解，惟有研究”，誠如張伯苓1932年發表的《日本研究談》所言，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研究必須是全體主義的研究。這裏的全體主義，極端地說就是所有的課題不分主次輕重，只要與日本有關，相信只要深入下去，都可以牽一髮而動全身；只要有興趣，都值得鼓勵。這種興趣，不是來自外在各種功利的誘惑，而是研究者從原典出發自然生成的學術衝動。因此，這種研究是超功利主義的。只有這樣的研究，才能真正認識日本的價值；做到了這一點，中國自身的價值、甚至世界的價值，也自然隨之增益。這就是“美美與共”的理想。

“克敵制勝”“他山之石”“美美與共”作爲中國日本研究的三種形態或三種境界，並不是互不相容的。一如嚴修在東遊日本時所作的詩句：“爭存物競有時定，至竟終須合大羣”，每一個階段都有屬於那個時代又超越時代的經典之作，百年來南開的日本研究一直處於時代的學術前沿，但“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已經出版的各卷處於哪種境界，相信歷史自有公論。日本研究的“專業化要求”還任重道遠，“中國式”日本研究的各種形態還將長期並存。

行文至此，我想起嚴修當年東渡日本考察時的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軼事。那是1902年8月19日，時間已經是晚上九點鐘，辭別友人，嚴修乘車回到寓所。20世紀初的日本大阪堺市，明治維新推行現代化的成果，早已化作整潔寬闊的街衢和“照地如水”的電燈。但就在這座現代都市的街道上，嚴修居然看到一所寺院中，僧衆在禹步誦經——古老的儀式仍在繼續。這傳統與現代並行不悖的一幕讓他心有觸動：“講學問不必廢詞章，講教化不必廢僧道——吾觀於日本而有所悟。所謂不廢者待其自廢也，自廢者其勢順，雖遲無大損，因本已立也。人強廢之，其勢逆，欲速反害。”用這樣包容而又堅定的眼光看世界、看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順應時代大勢，我想這會成爲日本研究者的共識。

文/劉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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