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壕遗址，位于辽阳市北郊太子河西岸冲击平原上的三道壕村，1954 年发掘，为东北地区最大的西汉时期的村落遗址。由该遗址的考古发现可知，距今两千年前的汉代农户凭个人的辛勤劳动，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住有房、出有车、行有路、食有肉，背靠襄平 ( 今辽阳 ) 大城市，商品交流频繁，惬意乡间，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三道壕汉代农户住有房、出有车

三道壕遗址说明汉代辽阳人已经过上了有房、有车的生活，宅院设施一应俱全，不仅种菜、饲养牲畜，而且对饮用水颇为讲究，还经常外出办事、交际，生活质量不低。

在三道壕遗址万余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上，共清理出 6 户居住址。这 6 户人家是分散而居，一家一户的宅院以十几米到几十米的距离错落分布，宅院独开门户，院门大都开向南或偏东西。房屋以木柱土墙为主，也有的用大石做柱脚，用砖石砌墙基，上加瓦、草苫等房盖。

宅院内的设施一应俱全，设有房屋、炉灶、土窑、厕所、垃圾堆等，多数宅院在厕所旁边设有猪圈或牛栏、马厩，饲养猪、牛、马等畜牲，储积厩肥，以便肥田。

每户宅旁有菜园，设有水井，方便汲水灌溉农田，一家三井，除了生活吃水用井外，还有生产灌溉用井。村落中的水井设施设计得十分巧妙，水井有陶管井和土窖井两种，陶管井不但可使水源充足，还可增强滤水作用。在目前发现的数眼水井中，其中一眼水井用陶制管状井圈 18 节，层层叠摞而筑，深4.5 米。这表明，当时这里的农户对饮用水是十分讲究的。

在农户居住址附近，还分布着若干砖窑。砖窑每座高约 3 米，估计每窑可烧长方砖 1800 多块，所烧砖均为长方形灰色绳纹砖，广泛用于当地的各种建筑，也间或烧造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制器皿。

在窑址周围，还有供制砖用的水井、土窑、露天炉灶等附属设备。砖窑址出土的文物有铜镞、铜铺首、燕“明”刀币、 “一刀”钱、小“半两”“五铢”等；铁器有锄、刀、凿等，陶器仅有灰陶盆。

三道壕村落遗址与外界相连的是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宽阔大道，分为主线与支线两段，全长 190米，路面宽约 7 米。按如今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的国家标准，单车道的宽度也不过 3.75 米，距今 2000年前的农庄即已铺设这等大道，在中国道路史上是非常罕见的。道路上铺的鹅卵石大小不等，根据路基不同，有的铺四层，普通的铺两三层，路面中间稍高，两侧略平，道路两旁设有水沟、壕棱等附属设施，支线由转折处向北伸展。

据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回忆，当时发现路面上留有明显两排并行的大车辙痕，车辙的距离宽度约为 1.14 米，比现在的大车辙稍窄。车辙印明显，最深的达 16 厘米，显然是往来车辆反复碾轧所致，说明汉代的用车密度、车辆的载重量都是不小的。这条石筑路面，是东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铺石大路。

与之相印证的是，在三道壕各农家居住址，还出土了不少车器和牛马骨头，说明当时的农户均养车、养牲畜，不仅有房，还有车，经常外出办事、交际，生活质量是不低的。

当初曹操曾到今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的碣石写出了千古名诗《观沧海》

曹操最爱吃辽宁高粱米酱河鱼

早在汉代，辽东的“粮和鱼”就已声播中原。相传曹操带兵北上征乌桓时，几乎每天都吃辽东产的高粱米，再配上用酱汁熬炖的辽土河鱼。

辽阳三道壕遗址内保存下来一堆经过火烧的炭化高粱粒，说明在汉代，人们已食用高粱米，可能还是主食。考古学家冯永谦认为，这是西汉农家居住址中储存粮食的直接证据。而这些发现与先秦以来关于辽东物产的记载相吻合，还自然牵带出千年前汉代的两样东北绝搭美食：居就粮，梁水鲂。用今天话诠释，即高粱米水饭加酱汁炖河鱼。

关于这两样东北美食， 《毛诗疏证》中这样记载：鱼之美者，渔阳、泉州及辽东梁水。鲂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国。故其乡语云， “居就粮，梁水鲂”。居就，指汉代辽东郡居就县，今辽阳东南亮甲山汉城。“居就粮”，特指辽东一带盛产的高粱；而“梁水鲂”，应指古大梁水（今太子河）所产的鲂鱼。鲂鱼，体形像鳊鱼，背部特别隆起，腹缘后部具肉棱，长可达 50 多厘米，生活在淡水中，可养殖。由此可见，早在汉代，辽东的“粮和鱼”就已声播中原，美名传扬了。

唐代徐坚写的《初学记》中引郭义恭《广志》说：辽东赤粱，魏武帝（曹操）以为御粥。所谓“赤粱”，即高粱米 。 据传，曹操带兵北上征乌桓时，几乎每天都吃辽东产的高粱米，再配上用酱汁熬炖的辽土河鱼（梁水鲂），食罢，一时神清气爽，五脏六腑之受用，道不尽的舒贴与美妙。

曹操最爱辽东的高粱米配酱河鱼 王晨同 绘

三道壕遗址见证西汉辽东社会繁荣

三道壕遗址处于辽东郡首府襄平的发达经济圈内，为研究当时辽东郡首府襄平附近及辽东地区的社会生活、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三道壕遗址出土印有“……王符鍴”铭文的陶器残片。据考证，此陶器为战国时期燕国的量器，完整印文应是“襄平都王符鍴”六个字。

在三道壕村西有大片墓地，村北是大片密集的儿童墓，葬具多用几个残破的陶釜、陶盆、瓦筒接合。其中，瓮棺墓的陶器口沿上刻有“昌平”字样，正与史书上记载的王莽篡汉后改辽东郡首府襄平为“昌平”相吻合。上述资料足证辽阳在战国时期已有重要的行政建制。

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前，辽阳一直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三道壕遗址恰好处于辽东郡首府襄平的发达经济圈内。在这片面积达 4 平方公里，目前仅发掘 1 万平方米的面积区域内，所发现的遗址之密、出土的文物之多，令人瞩目：6 处居住址、11 眼水井、7 座砖窑、2 段铺石道路、368 座儿童瓮棺墓，出土的手工农具及日用陶器、石磨、纺论、货币等多达 19 万余件。

仅在目前发掘的 6 座三道壕房址内，就出土了148 件铁农具与车马具，包括犁铧、耧脚、锄头、铁铲、铁耙、镰刀等，占全部出土铁制农具的 60% 左右，这些铁制农具统一由官营手工作坊生产。出土的铜器有刀、锥、铜镞、铜带钩等；陶器有罐、盆、甑、豆、壶及纺轮、 “千秋万岁”瓦当和卷云纹圆瓦当等。

三道壕遗址丰富的出土文物，展示出千年前一个生机勃勃的生产生活图景。专家指出，三道壕村落遗址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25 年，是东北地区首次发掘的西汉时期大型村落遗址。遗址反映了西汉时期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况，为研究当时辽东郡首府襄平附近及辽东地区的社会生活、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田野考古资料。

秦汉古城群彰显当时经贸繁盛

秦汉时代辽宁大地上古城林立，彰显着当时辽宁地区人类活动之频密、相应经贸之繁盛。而被汉代视为贵重礼物的马蹄金在普兰店、辽阳、灯塔等地的发现，说明早在汉代这些地方就是达官显贵的居住区。

除大名鼎鼎的秦汉辽东郡首府襄平外，在当时的辽宁大地上，秦汉时代的古城林立，如今天朝阳的酉城、今沈阳的候城、今沈抚新区的青桩子城与上伯官城、今普兰店的沓氏古城等，沓氏古城被考古学家称为“汉代辽南第一县”，出土过汉武帝赏赐的马蹄金。

1993 年，在沈阳故宫北墙外，发现了战汉“候城”遗址。专家们认为，西汉时期，候城属于辽东郡，应是沈阳最早的名字，是沈阳建城的起点。

2013 年 4 月 4 日，清明时节，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资深考古学家王绵厚与肖景全、张福有等人下乡考察。在沈阳市东陵区上伯官屯以东、牤牛河东岸的“青桩地”（今沈抚新区域内），时值有关部门在遗址南北开挖公路基槽，长几百米、宽几十米的路沟断面暴露出明确的古文化层，其时代特征鲜明的出土文物，立刻引起三位学者的高度关注。次日，王绵厚即电告省文物局有关领导，请沈阳有关部门予以保护。4月 7 日，辽宁省文物局和沈阳市文物局接到报告后，又特邀王绵厚与省文物保护专家郭大顺、田立坤和沈阳市的孟凡涛、刘焕民等同志，再赴现场进行考古勘查和保护论证，大家一致认定该发现的重要性。王绵厚认为，这座青桩子古城始建于战国（燕）时期，其创建年代比今沈阳市内的候城还要早，是沈阳地区迄今发现的时代最久远的古城，乃沈阳建城史之源头！

于青桩子古城出土的秦始皇“廿六”刻字陶量，或为当时燕秦戍军屯边驻营牤牛河岸时遗失；或为当时启筑“中部都尉”镇城时，为戍边将士颁发军粮所用。20 世纪 90 年代，在与青桩子古城紧傍相邻的抚顺李石寨，又发现了刻有秦代铭文的“相邦吕不韦”铜矛。这件铜矛不是一般普通兵士携带的兵器，当与戍守辽东郡“都尉重镇”（青桩子古城）的高级将领的活动直接有关。据此可以推断：青桩子古城出现的时代，至少不会晚于秦，在“候城县”设置前，即已建于浑河南岸。

“沈抚地区从辽东郡‘中部都尉’镇城到‘候城县’的建置，必然有一个阶段性的历史演变过程，但二者的关系，应是先有燕秦汉‘中部都尉’（青桩子古城）的障堠之城，后有‘候城县’（宫后里）。此外，秦汉时期的郡国‘都尉’，秩比二千石，其职位和重要性远高于县令（六百石）。所以对沈阳地区‘中部都尉’故址的考定，对研究沈阳城市史和沈阳历史地位的确立，关系尤重！”王绵厚评论道。地处今沈抚新区域内的汪家乡上伯官屯古城，在沈阳考古学家眼中，非比寻常。王绵厚断言：此城，就是“第四玄菟郡”的治所所在地，是汉末魏晋时期辽东北部的行政、军事中心！

20 世纪 80 年代，王绵厚曾先后五次亲临此地，观其城址坐落在今沈阳城东 20 公里的上伯官屯的村庄内，傍临浑河支流牤牛河西岸台地。城址呈长方形，南北略长于东西，现存城墙的北侧和东侧大部分被河水冲去，仅存南侧城墙 326米、西侧城墙 537 米，其规模大于汉魏时期的一般县城。早年调查时，城内尚存十字大街，其东西横向大街，即为明清时期的由盛京（今沈阳）通往抚顺关和兴京（新宾）的“御道”。后经沈阳考古工作者调查和测试，发现该城址地下文化层约 1.5 米处，出土了大量有自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和青砖等。城址周围的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也与城址内出土的文物相同。这些文物，与该城址地处浑河（小辽水）上汉魏晋唐时期的“玄菟——新城道”方位，及城北浑河沿岸的多处墩台，共同证明了上伯官屯城址的时代和性质。此外，该城址与汉魏至两晋时代辽东玄菟郡的最后一处郡治通向苏子河“南狭之险”的高句丽得胜堡山城的方位也完全吻合。综上所述，王绵厚认定，位于今沈抚新区域内的上伯官屯古城，当为汉代“第四玄菟郡”无疑。

说起大连地区的城市历史，就不能不提汉代的沓氏县，辽宁史学界称其为“辽南第一县”。在考古学家看来，今日大连的城市历史从严格意义角度讲，是从沓氏县开始的。这里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如马蹄金，是汉武帝为彰显“征大宛之战”胜利铸造的黄金纪念币。走近这马蹄金，便会步入一段波澜壮阔的汉代历史。

汉代辽宁人就已经住“豪宅”、出有车、走“高速”、食有肉 李钢 绘

汉代以后，黄金逐渐成为玩赏、装饰、保值的物品，马蹄金这种在汉代视为贵重礼物的特殊货币在普兰店出土，证明早在汉代，普兰店就是达官显贵的居住区，是朝廷要员光顾之要地。

普兰店出土的这对汉代马蹄金大小基本相同，底平作椭圆形，体中空，呈马蹄壳状，均高为 2.8 厘米。其中，一件直径 5.6×5.9 厘米，重 259.45 克，底部中心刻有“上”字圆印，底侧刻有“□□□□川”符号；另一件直径 5.6×6.1 厘米，重 260.45 克，刻有符号。据测定，两块马蹄金的含金量竟高达98% ！1984 年，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了“1979 － 1984 年全国出土珍贵文物展览”，这两块马蹄金是当时参展的唯一的马蹄金。

资深考古学家冯永谦表示，在辽宁地区，除大连普兰店外，今辽阳、灯塔等地也发现过马蹄金，它是千年前那段风云岁月的历史见证，数量稀少，弥足珍贵。

襄平、酉城、候城、青桩子、上伯官、沓氏县……这凝刻着千年历史的秦汉古城群，彰显着那个远逝时代里古代辽宁地区人类活动之频密、相应经贸之繁盛。

责编：景雪峰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