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壕遺址，位於遼陽市北郊太子河西岸衝擊平原上的三道壕村，1954 年發掘，爲東北地區最大的西漢時期的村落遺址。由該遺址的考古發現可知，距今兩千年前的漢代農戶憑個人的辛勤勞動，完全可以自給自足，住有房、出有車、行有路、食有肉，背靠襄平 ( 今遼陽 ) 大城市，商品交流頻繁，愜意鄉間，小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三道壕漢代農戶住有房、出有車

三道壕遺址說明漢代遼陽人已經過上了有房、有車的生活，宅院設施一應俱全，不僅種菜、飼養牲畜，而且對飲用水頗爲講究，還經常外出辦事、交際，生活質量不低。

在三道壕遺址萬餘平方米的發掘面積上，共清理出 6 戶居住址。這 6 戶人家是分散而居，一家一戶的宅院以十幾米到幾十米的距離錯落分佈，宅院獨開門戶，院門大都開向南或偏東西。房屋以木柱土牆爲主，也有的用大石做柱腳，用磚石砌牆基，上加瓦、草苫等房蓋。

宅院內的設施一應俱全，設有房屋、爐竈、土窯、廁所、垃圾堆等，多數宅院在廁所旁邊設有豬圈或牛欄、馬廄，飼養豬、牛、馬等畜牲，儲積廄肥，以便肥田。

每戶宅旁有菜園，設有水井，方便汲水灌溉農田，一家三井，除了生活喫水用井外，還有生產灌溉用井。村落中的水井設施設計得十分巧妙，水井有陶管井和土窖井兩種，陶管井不但可使水源充足，還可增強濾水作用。在目前發現的數眼水井中，其中一眼水井用陶製管狀井圈 18 節，層層疊摞而築，深4.5 米。這表明，當時這裏的農戶對飲用水是十分講究的。

在農戶居住址附近，還分佈着若干磚窯。磚窯每座高約 3 米，估計每窯可燒長方磚 1800 多塊，所燒磚均爲長方形灰色繩紋磚，廣泛用於當地的各種建築，也間或燒造日常生活使用的陶製器皿。

在窯址周圍，還有供製磚用的水井、土窯、露天爐竈等附屬設備。磚窯址出土的文物有銅鏃、銅鋪首、燕“明”刀幣、 “一刀”錢、小“半兩”“五銖”等；鐵器有鋤、刀、鑿等，陶器僅有灰陶盆。

三道壕村落遺址與外界相連的是一條鋪着鵝卵石的寬闊大道，分爲主線與支線兩段，全長 190米，路面寬約 7 米。按如今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的國家標準，單車道的寬度也不過 3.75 米，距今 2000年前的農莊即已鋪設這等大道，在中國道路史上是非常罕見的。道路上鋪的鵝卵石大小不等，根據路基不同，有的鋪四層，普通的鋪兩三層，路面中間稍高，兩側略平，道路兩旁設有水溝、壕棱等附屬設施，支線由轉折處向北伸展。

據參與發掘的考古學家回憶，當時發現路面上留有明顯兩排並行的大車轍痕，車轍的距離寬度約爲 1.14 米，比現在的大車轍稍窄。車轍印明顯，最深的達 16 釐米，顯然是往來車輛反覆碾軋所致，說明漢代的用車密度、車輛的載重量都是不小的。這條石築路面，是東北地區迄今爲止發現的最早的鋪石大路。

與之相印證的是，在三道壕各農家居住址，還出土了不少車器和牛馬骨頭，說明當時的農戶均養車、養牲畜，不僅有房，還有車，經常外出辦事、交際，生活質量是不低的。

當初曹操曾到今遼寧省葫蘆島市綏中縣的碣石寫出了千古名詩《觀滄海》

曹操最愛喫遼寧高粱米醬河魚

早在漢代，遼東的“糧和魚”就已聲播中原。相傳曹操帶兵北上徵烏桓時，幾乎每天都喫遼東產的高粱米，再配上用醬汁熬燉的遼土河魚。

遼陽三道壕遺址內保存下來一堆經過火燒的炭化高粱粒，說明在漢代，人們已食用高粱米，可能還是主食。考古學家馮永謙認爲，這是西漢農家居住址中儲存糧食的直接證據。而這些發現與先秦以來關於遼東物產的記載相吻合，還自然牽帶出千年前漢代的兩樣東北絕搭美食：居就糧，梁水魴。用今天話詮釋，即高粱米水飯加醬汁燉河魚。

關於這兩樣東北美食， 《毛詩疏證》中這樣記載：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故其鄉語云， “居就糧，梁水魴”。居就，指漢代遼東郡居就縣，今遼陽東南亮甲山漢城。“居就糧”，特指遼東一帶盛產的高粱；而“梁水魴”，應指古大梁水（今太子河）所產的魴魚。魴魚，體形像鯿魚，背部特別隆起，腹緣後部具肉棱，長可達 50 多釐米，生活在淡水中，可養殖。由此可見，早在漢代，遼東的“糧和魚”就已聲播中原，美名傳揚了。

唐代徐堅寫的《初學記》中引郭義恭《廣志》說：遼東赤粱，魏武帝（曹操）以爲御粥。所謂“赤粱”，即高粱米 。 據傳，曹操帶兵北上徵烏桓時，幾乎每天都喫遼東產的高粱米，再配上用醬汁熬燉的遼土河魚（梁水魴），食罷，一時神清氣爽，五臟六腑之受用，道不盡的舒貼與美妙。

曹操最愛遼東的高粱米配醬河魚 王晨同 繪

三道壕遺址見證西漢遼東社會繁榮

三道壕遺址處於遼東郡首府襄平的發達經濟圈內，爲研究當時遼東郡首府襄平附近及遼東地區的社會生活、農業、手工業、交通運輸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考古資料。

三道壕遺址出土印有“……王符鍴”銘文的陶器殘片。據考證，此陶器爲戰國時期燕國的量器，完整印文應是“襄平都王符鍴”六個字。

在三道壕村西有大片墓地，村北是大片密集的兒童墓，葬具多用幾個殘破的陶釜、陶盆、瓦筒接合。其中，甕棺墓的陶器口沿上刻有“昌平”字樣，正與史書上記載的王莽篡漢後改遼東郡首府襄平爲“昌平”相吻合。上述資料足證遼陽在戰國時期已有重要的行政建制。

在清太祖努爾哈赤定都瀋陽前，遼陽一直是遼寧乃至東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三道壕遺址恰好處於遼東郡首府襄平的發達經濟圈內。在這片面積達 4 平方公里，目前僅發掘 1 萬平方米的面積區域內，所發現的遺址之密、出土的文物之多，令人矚目：6 處居住址、11 眼水井、7 座磚窯、2 段鋪石道路、368 座兒童甕棺墓，出土的手工農具及日用陶器、石磨、紡論、貨幣等多達 19 萬餘件。

僅在目前發掘的 6 座三道壕房址內，就出土了148 件鐵農具與車馬具，包括犁鏵、耬腳、鋤頭、鐵鏟、鐵耙、鐮刀等，佔全部出土鐵製農具的 60% 左右，這些鐵製農具統一由官營手工作坊生產。出土的銅器有刀、錐、銅鏃、銅帶鉤等；陶器有罐、盆、甑、豆、壺及紡輪、 “千秋萬歲”瓦當和捲雲紋圓瓦當等。

三道壕遺址豐富的出土文物，展示出千年前一個生機勃勃的生產生活圖景。專家指出，三道壕村落遺址的時代相當於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25 年，是東北地區首次發掘的西漢時期大型村落遺址。遺址反映了西漢時期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狀況，爲研究當時遼東郡首府襄平附近及遼東地區的社會生活、農業、手工業、交通運輸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十分豐富的田野考古資料。

秦漢古城羣彰顯當時經貿繁盛

秦漢時代遼寧大地上古城林立，彰顯着當時遼寧地區人類活動之頻密、相應經貿之繁盛。而被漢代視爲貴重禮物的馬蹄金在普蘭店、遼陽、燈塔等地的發現，說明早在漢代這些地方就是達官顯貴的居住區。

除大名鼎鼎的秦漢遼東郡首府襄平外，在當時的遼寧大地上，秦漢時代的古城林立，如今天朝陽的酉城、今瀋陽的候城、今沈撫新區的青樁子城與上伯官城、今普蘭店的沓氏古城等，沓氏古城被考古學家稱爲“漢代遼南第一縣”，出土過漢武帝賞賜的馬蹄金。

1993 年，在瀋陽故宮北牆外，發現了戰漢“候城”遺址。專家們認爲，西漢時期，候城屬於遼東郡，應是瀋陽最早的名字，是瀋陽建城的起點。

2013 年 4 月 4 日，清明時節，遼寧省博物館原館長、資深考古學家王綿厚與肖景全、張福有等人下鄉考察。在瀋陽市東陵區上伯官屯以東、牤牛河東岸的“青樁地”（今沈撫新區域內），時值有關部門在遺址南北開挖公路基槽，長几百米、寬幾十米的路溝斷面暴露出明確的古文化層，其時代特徵鮮明的出土文物，立刻引起三位學者的高度關注。次日，王綿厚即電告省文物局有關領導，請瀋陽有關部門予以保護。4月 7 日，遼寧省文物局和瀋陽市文物局接到報告後，又特邀王綿厚與省文物保護專家郭大順、田立坤和瀋陽市的孟凡濤、劉煥民等同志，再赴現場進行考古勘查和保護論證，大家一致認定該發現的重要性。王綿厚認爲，這座青樁子古城始建於戰國（燕）時期，其創建年代比今瀋陽市內的候城還要早，是瀋陽地區迄今發現的時代最久遠的古城，乃瀋陽建城史之源頭！

於青樁子古城出土的秦始皇“廿六”刻字陶量，或爲當時燕秦戍軍屯邊駐營牤牛河岸時遺失；或爲當時啓築“中部都尉”鎮城時，爲戍邊將士頒發軍糧所用。20 世紀 90 年代，在與青樁子古城緊傍相鄰的撫順李石寨，又發現了刻有秦代銘文的“相邦呂不韋”銅矛。這件銅矛不是一般普通兵士攜帶的兵器，當與戍守遼東郡“都尉重鎮”（青樁子古城）的高級將領的活動直接有關。據此可以推斷：青樁子古城出現的時代，至少不會晚於秦，在“候城縣”設置前，即已建於渾河南岸。

“沈撫地區從遼東郡‘中部都尉’鎮城到‘候城縣’的建置，必然有一個階段性的歷史演變過程，但二者的關係，應是先有燕秦漢‘中部都尉’（青樁子古城）的障堠之城，後有‘候城縣’（宮后里）。此外，秦漢時期的郡國‘都尉’，秩比二千石，其職位和重要性遠高於縣令（六百石）。所以對瀋陽地區‘中部都尉’故址的考定，對研究瀋陽城市史和瀋陽歷史地位的確立，關係尤重！”王綿厚評論道。地處今沈撫新區域內的汪家鄉上伯官屯古城，在瀋陽考古學家眼中，非比尋常。王綿厚斷言：此城，就是“第四玄菟郡”的治所所在地，是漢末魏晉時期遼東北部的行政、軍事中心！

20 世紀 80 年代，王綿厚曾先後五次親臨此地，觀其城址坐落在今瀋陽城東 20 公里的上伯官屯的村莊內，傍臨渾河支流牤牛河西岸臺地。城址呈長方形，南北略長於東西，現存城牆的北側和東側大部分被河水衝去，僅存南側城牆 326米、西側城牆 537 米，其規模大於漢魏時期的一般縣城。早年調查時，城內尚存十字大街，其東西橫向大街，即爲明清時期的由盛京（今瀋陽）通往撫順關和興京（新賓）的“御道”。後經瀋陽考古工作者調查和測試，發現該城址地下文化層約 1.5 米處，出土了大量有自東漢至魏晉時期的繩紋筒瓦、板瓦和青磚等。城址周圍的東漢至魏晉時期的墓葬，也與城址內出土的文物相同。這些文物，與該城址地處渾河（小遼水）上漢魏晉唐時期的“玄菟——新城道”方位，及城北渾河沿岸的多處墩臺，共同證明了上伯官屯城址的時代和性質。此外，該城址與漢魏至兩晉時代遼東玄菟郡的最後一處郡治通向蘇子河“南狹之險”的高句麗得勝堡山城的方位也完全吻合。綜上所述，王綿厚認定，位於今沈撫新區域內的上伯官屯古城，當爲漢代“第四玄菟郡”無疑。

說起大連地區的城市歷史，就不能不提漢代的沓氏縣，遼寧史學界稱其爲“遼南第一縣”。在考古學家看來，今日大連的城市歷史從嚴格意義角度講，是從沓氏縣開始的。這裏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如馬蹄金，是漢武帝爲彰顯“徵大宛之戰”勝利鑄造的黃金紀念幣。走近這馬蹄金，便會步入一段波瀾壯闊的漢代歷史。

漢代遼寧人就已經住“豪宅”、出有車、走“高速”、食有肉 李鋼 繪

漢代以後，黃金逐漸成爲玩賞、裝飾、保值的物品，馬蹄金這種在漢代視爲貴重禮物的特殊貨幣在普蘭店出土，證明早在漢代，普蘭店就是達官顯貴的居住區，是朝廷要員光顧之要地。

普蘭店出土的這對漢代馬蹄金大小基本相同，底平作橢圓形，體中空，呈馬蹄殼狀，均高爲 2.8 釐米。其中，一件直徑 5.6×5.9 釐米，重 259.45 克，底部中心刻有“上”字圓印，底側刻有“□□□□川”符號；另一件直徑 5.6×6.1 釐米，重 260.45 克，刻有符號。據測定，兩塊馬蹄金的含金量竟高達98% ！1984 年，國家文物局、故宮博物院聯合舉辦了“1979 － 1984 年全國出土珍貴文物展覽”，這兩塊馬蹄金是當時參展的唯一的馬蹄金。

資深考古學家馮永謙表示，在遼寧地區，除大連普蘭店外，今遼陽、燈塔等地也發現過馬蹄金，它是千年前那段風雲歲月的歷史見證，數量稀少，彌足珍貴。

襄平、酉城、候城、青樁子、上伯官、沓氏縣……這凝刻着千年歷史的秦漢古城羣，彰顯着那個遠逝時代裏古代遼寧地區人類活動之頻密、相應經貿之繁盛。

責編：景雪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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