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很少有思想家能像马克思这样，在去世后很久还能深刻地影响世界。但作为严肃的革命理论家而不是圣经中神秘的先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所解释的只是历史一般规律，而不是精准地预言未来。他们没有预料到，设想中革命并没有在他们投入精力最多的中、西欧爆发，锁链反而是在俄国率先断裂，并进一步在他们关注相对较少的亚非地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指望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具体条文，还能恰好在后世的形势发展完全适用，那就完全是削足适履了。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理论的发展也有着清晰的认识。恩格斯有一段评论共产主义的话，同样可以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之上：“（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两位革命导师看得很明白，只要主观和客观因素相统一，理论便总是和实践不断相互影响，不断发展的。即便马克思本人，作为一位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大思想家，他也绝不会赞同将自己的理论概括为几个简单的公式，甚至就连他本人的思想也是在不断演化的——1930年前后，马克思早期著作出版；1941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问世，这些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的著作，都极大刷新了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的认知。归根到底，他们的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理所当然地会允许自己的理论与时俱进地发展，即便完成这个工作的不是他们本人。

正因如此，在恩格斯去世后，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且根据实践做出理论发展的人，并不是他曾谆谆教诲的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而是来自一个形势远比德国更为错综复杂，更迫切需要改变的国度。

就在马克思逝世前后的19世纪80年代，他的学说已经传入了俄国，并在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作为一个直到1861年才废除农奴制，全社会有志人士都对现状不满，希望实现社会改造的国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事实上，《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版本就是俄文版。1872年3月，《资本论》俄文版翻译完成并出版，当时的沙俄政府有关部门对其进行了审查。不过，对于这些官僚来说，《资本论》实在太艰涩了，他们甚至无法理解这本书的内容，更不用说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具有爆炸性的革命意义了。他们对这本书的结论是：“很少人愿意读它，理解它的人就更少了。”因此，沙俄政府允许《资本论》俄文版公开发行。这些愚蠢而又可爱的官僚，他们匮乏的想象力根本预想不到未来的进展：当时，俄文版是《资本论》所有的译本中卖得最好的，所有的人都在热情地将此书传来传去。为了掩护，人们时常将它包装在《新约》的书皮下——就这本书在俄国革命者中所起到的作用来看，简直是就是一种天意。

最早一批热情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格·普列汉诺夫、巴·阿克雪里罗得。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足以改变俄国的思想武器。也正是普列汉诺夫率先提出，知识分子在俄国应该建立一个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应该肩负推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民主，并进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专政的两大重任。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党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正是后来列宁继承并大力阐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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