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徵之一，如今提到長城，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意義和旅行符號。而就長城本身來說，它不僅僅是一道萬里城牆，而是以城牆爲依託的規模巨大的軍事工程體系。長城的存在，在古代所起到的是關乎國防民生的大計。

我國最早的長城可追溯到西周時期的“列城”，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秦國、趙國、燕國均構築有長城。秦一統天下後，更是將各國北邊的舊有長城相連接，以大軍屯駐應對北邊的匈奴。此後漢朝繼承秦朝的防禦工事，漢以後的歷代也有選擇地構築和使用長城。

到了明朝，再次大規模地構築長城，並且在長城沿邊形成了九大軍事重鎮，史稱“九邊”。比起以往歷代，明長城在規模上是最爲龐大的。

根據國家文物局和測繪局的測算，明長城東起遼寧虎山，西至甘肅嘉峪關，從東向西行經遼寧、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內蒙古、陝西、寧夏、甘肅、青海十個省的156個縣域，總長度爲8851.8千米。

其中人工牆體6259.6千米，壕塹359.7千米，天然險2232.5千米。由於明長城距離現在的年代相對較近，而且在構築上規模宏大，到目前爲止明長城現存敵臺7062座，馬面3357座，烽火臺5723座，關堡1176座，其遺存是相當豐富的。如今成爲旅遊熱點的一些長城景區，也絕大部分都是明長城。

歷時數百年之後，明長城留給我們的依然是壯觀和震撼，我們可以想象下在其全盛時期，東西萬餘里，軍士數十萬的時代該是何等的景象。

本文我們就圍繞明代的九邊軍鎮來談談明長城的作用。

一：九邊重鎮

明朝是推翻了元朝統治之後的一個新朝代，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即皇帝位，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同年明軍攻佔元大都，元朝皇帝北逃。由於元帝尚在，且其控制了蒙古本部及北方的諸多區域，對於明軍來說，戰爭仍然沒有結束。

在朱元璋統治時期，明軍先後進行了8次大規模的北伐，稱爲“肅清沙漠”。通過這8次大戰，明軍基本殲滅了北元軍主力，並收復了近塞區域。

但蒙古騎兵的勢力並未就此徹底被消滅，其對沿邊的軍事威脅依然存在。因此明朝不得不在邊境保持強大的軍力，以向蒙古殘餘施加軍事壓力。而大軍不可能長期在外，故而沿邊也施行衛所軍制，逐步形成了幾大軍鎮。

從洪武朝開始設置邊鎮開始，到明朝中期，九邊重鎮體系基本形成。

九邊由東向西分別爲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山西鎮、延綏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

從東到西，這道以長城爲中心的防禦體系綿延1萬餘里，是規模非常龐大的軍事工程。

如今，我們談起長城來，最直觀的印象就是一道城牆，但實際上城牆只是長城防禦體系的一部分，完整的防禦體系還包括敵樓、關城、墩堡、營城、衛所、鎮城、烽火臺等多種防禦工事。

這些防禦工事與守關兵民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成爲了一整套的防禦體系。

就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九邊防禦體系中，每一個都可以視爲是一個戰區，每個戰區內都有層級十分明確的防禦單位。

具體到每邊中，最高層級的爲鎮，其所在稱爲鎮城，由鎮守總兵官和總兵坐鎮。鎮城中有本鎮的3000名精銳部隊，其既承擔守城職責，同時也是本戰區的機動作戰核心。

鎮之下爲路，將領爲參將，參將所在爲路城，一般每路統轄兩個衛，負責本區域內的防禦。路之下爲衛，將領爲守備，守備所在爲所城，每衛管理5個千戶所，千戶所在爲所城，每個千戶又管理10個百戶所，百戶所在爲堡城。

當然這個是理論狀態，實際上也可能幾個百戶所都在一個堡城中，幾個千戶所都在一個所城中。

在不同層級的軍城堡壘中，駐兵人數是不等的，同時具體到每一個軍鎮中，其關口和軍堡數量也是不一樣的。

據不完全統計，遼東鎮有關口11個，軍堡150餘個；薊州鎮有關口126個，軍堡270個；宣府鎮有關口12個，軍堡60多個；大同鎮和山西鎮有關口44個，軍堡60多個；延綏鎮有關口24個，軍堡36個；寧夏鎮有關口13個，軍堡38個；固原鎮有關口10個，軍堡35個；甘肅鎮有關口15個，軍堡72個。

九邊合計關口約150個，軍堡720多個，小規模的戍堡則更多，其中以北京周邊軍鎮的關口和軍堡數量爲多，西北軍鎮則偏少，由此可以看出長城沿邊防禦體系的重點。

二：兵力數量

如此大規模的防禦體系，沒有充足的軍力守衛是不可能的。

明軍攻克元大都後，在東至遼東，西達甘肅的上萬裏戰線上與北元軍隊交戰，大量的軍力也集中在北方。

洪武二十五年，明軍在京武官二萬七百四十七員，軍二十萬六千二百八十八人；在外武官萬三千七百四十二員，軍九十九萬二千一百五十四人。

也就是說，當時明軍的員額爲120餘萬人，其中在京部隊約20餘萬人，在外部隊約100餘萬人。這100餘萬人中，北邊軍力約佔到60%，爲60萬人左右。

靖難之役後，明成祖繼位，其致力於對蒙古諸部用兵，北邊兵力又有加強。

明朝前期，九邊理論上的軍力爲：

遼東鎮，99857人；薊州鎮，78621人；宣府鎮，126395人；大同鎮，54154人；山西鎮，27547人；延綏鎮，49250人；寧夏鎮，30781人；固原鎮，28830人；甘肅鎮95998人。

九邊理論軍力合計爲591433人。

明朝初年的兵制爲“世兵制”，即化爲兵戶者，世代爲兵。這種制度也稱爲是衛所兵制，衛所兵中有屯田兵，也有城守兵，以屯田之糧除了自給自足外，還要上交一部分，作爲軍需。

《明史-食貨志》載：

軍屯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爲本衛所官軍俸糧。

如果這套體系正常運轉，基本上軍隊大體可以做到自給自足。故而朱元璋得以得稱：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但這套體系的運轉也是成問題的，最大的漏洞就是時間。

時間一長，衛所的軍官實際上就成爲了軍事地主階級，而衛所軍人則稱爲被剝削的對象，因此衛所軍士逃亡現象極爲嚴重，剩下的衛所軍丁則又以老弱居多。

這樣下來，明朝的衛所軍不僅實際上的員額遠不足紙面數量，而且軍士、官兵存在年齡上的巨大差異。

一旦有事需要出戰，不僅兵數湊不齊，質量則更是難以恭維。

所以到16世紀後，明朝不得不採用募兵制來彌補軍制的缺陷。

募兵所招募的是民戶，因爲有着招募上對年齡、身體狀況的嚴格限制，故而募兵幾乎全爲精壯戰兵。但是募兵不會從事屯田，要招募戰士就需要錢糧，而且募兵的薪資待遇遠高於衛所兵，故而到此時明朝的軍費開支就相當驚人了。

而就九邊重鎮來說，衛所軍衰敗的速度要慢於內地，但到了16世紀時，其也已經不堪作戰，不得不以募兵來補充軍額和戰力。

明朝嘉靖末年到萬曆初年，對九邊防禦體系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整頓，其兵員實力一度煥然一新。

據萬曆時期的《明會典》所載，此時九邊的軍力數爲：

遼東鎮，94693人；薊州鎮，114854人；宣府鎮，151452人；大同鎮，135778人；山西鎮，25287人；延綏鎮，80196人；寧夏鎮，71693人；固原鎮，126919人；甘肅鎮91571人。

以上合計爲達80餘萬人，不過這也是理論數字，當時實際在九邊佈防的兵員不到60萬人。

當然，即使是這個實力數，也比嘉靖之前一度只有不到30萬人的兵力強了很多了。

因此，萬曆朝明軍的軍事力量一度很強。但因爲衆多軍隊所需的財政開支極爲龐大，萬曆年間明軍又相繼進行了三次大規模征伐，消耗了巨大的財力和軍力，故而到萬曆後期財政開支已經難以爲繼，軍力也就此衰落了下去。

到崇禎時期，九邊的防禦重點在遼東和薊州鎮，此時九邊原守軍加上援軍，理論上有66萬餘人，但實際上的兵力卻不到50萬人，而且這50萬人中可戰之兵不及半數。

由於軍餉大都集中在遼東方向，北邊其餘守軍困苦不堪，大多在李自成攻北京時就倒戈了，當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時，其中很多兵員其實就是前明軍。當然這些明軍中有很多在李自成敗走北京後，跟吳三桂一樣又投靠了清朝。

後來清軍南下部隊中，爲之做前導的也是這些前明的邊軍。這就出現了一種很諷刺的現象：前明軍大戰南明軍，而南明軍中很多卻又是前明軍追剿多次的前農民軍。

三：軍事作用

關於明代九邊防禦體系的軍事作用，一直以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其中一種觀點是持肯定態度，另外一種則是否定態度。

前者認爲，明朝九邊防禦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攔阻了蒙古騎兵的南下，爲明朝內地的穩定提供了屏障；後一種觀點則認爲，在實戰中九邊防禦體系多次被突破，如明英宗時期和之後的明世宗、明思宗時期，敵軍均成功抵達了北京城下，認爲九邊並不能起到有效的防禦作用，反倒還消耗了大量的國家資源。

筆者認爲九邊防禦體系是不是有成效，還是應該分階段來看。

在明朝初期，北邊軍事體系初步確立，其實這套體系最初不單單是防禦之用，因爲在洪武和永樂時期，一直是攻勢作戰。

在明軍攻佔元大都後，洪武時期曾8次大規模北伐，明成祖繼位後，除了丘福那一次失敗的北伐外，自己也曾親率部隊5次大規模討伐漠北。

在50餘年時間中，先後14次北征的頻率是極高的，明軍平均三四年就要進行一次大規模征伐，至於沿邊的小規模戰爭幾乎每年都在進行。

因此明朝北部邊軍在這一時期不是在出徵就是在準備出征，大軍一直就佈防在北部邊境。與其說當時的邊地是防禦體系，倒不如說是大軍的前進基地。

大量軍隊集結在北方，而且沿要點佈防，使得不出塞時蒙古軍隊無法南下騷擾，而出塞作戰蒙古軍又無法打贏。

因此當時蒙古軍在遇到明軍主力時基本都是採取避戰姿態的，這也使得當時明軍對蒙古軍有足夠的心理優勢。

明成祖定都北京後，除了沿邊數十萬邊軍外，在北京城周邊還有幾十萬人的京軍。

在當時的戰略規劃中，邊軍只要平時保證要地不失，大戰時配合京軍作戰即可。不過明成祖死後，明仁宗繼位只有幾個月便死去了，而明宣宗在位也只有10年，新繼位的明英宗只有8歲，還不能親政。

在短短十餘年中，明朝皇帝從第三任換到了第六任，由於明成祖時的軍威使得明朝上下心理優勢仍在，故而忽略了北方蒙古勢力的整合，精力放到放在了南方作戰中。

1449年，明軍與蒙古瓦剌部隊交戰，此時在野戰中明軍已經不是對手了。但明軍當時的京軍仍在，認真籌劃之後以主力兵團對戰，未必會一敗塗地。

不過明英宗貿然親征，土木堡一戰葬送了京軍的精銳主力。此後，明京軍儘管重建，但大規模出塞作戰行動卻戛然而止，到這時候北邊防禦才真正成爲了單純防禦的體系。

儘管當時邊地衛所也開始破敗，但衛所軍本身是攜家帶口屯駐在邊境一線的，對他們來說，衛國的同時也在保家。因此蒙古軍入侵邊境衛所，當地軍隊是會奮力抵抗的，同時爲了保證邊境不被突破，明朝政府也會募集精銳補充邊軍。

因此在土木堡之後的近100年時間中，九邊防禦體系還是發揮作用的，起碼沒有出現大的崩潰。

但這是建立在蒙古未能有效整合前提上的。如果蒙古勢力重新整合，形成10萬人以上的大規模軍團，而且合力南下的話，九邊防禦體系即不堪重擊。

因此到1550年，俺答汗在整合了蒙古力量後便再次突破北邊防禦體系，直抵北京城下。俺答汗的孤軍冒進是有風險的，北京是堅城，短期內蒙古軍不可能攻下，而當明朝內地援軍抵達，而明九邊守軍仍在，倒也不是沒有轉機。

然而，當時主政的嚴嵩卻並不贊成明軍圍擊蒙古軍，後者大掠一番便全身而退。

這一次堪稱國恥的事件激發了明朝的軍事改革，此後在南方抗擊倭寇的戰爭中，大量新募兵成爲主力；在北方，守邊將軍也紛紛招募精銳爲家丁，成爲作戰時的主力。

倭寇平定後，一些名將相繼調往北方守邊，以戚繼光在薊州鎮爲例，其整飭了防區的防衛體系，並整編加強了薊州軍力，使得蒙古軍幾次南下均告慘敗。

遼東的李成梁則以精騎突襲，使得當面的土蠻等軍無力對遼東形成威脅；而其他各邊當時的防禦態勢也不錯，九邊防禦體系在萬曆朝前期迴光返照。

不過我們前面提到，萬曆時期明軍精銳已經轉爲募兵，而原有的衛所軍制自給自足的體系已經難以爲繼，此時明朝的軍事開支是巨大的。

萬曆中期明軍相繼進行了三次大規模征伐，史稱“萬曆三大徵”，明軍雖然獲勝，但軍力損耗和財力損耗也是十分巨大的。

巨大的財政壓力最終並不會落到王公貴胄的頭上，而是由底層百姓承擔，而萬曆朝後期明朝內外政事的處理又是一塌糊塗，其實已經埋下了滅亡的種子。

此時遼東的努爾哈赤已經崛起，並在薩爾滸之戰中擊敗了明軍各邊集結起來的精銳。不過後金軍雖強，但卻始終無法突破關寧防線，這也算是明朝九邊體系最後發揮作用的機會了。

但在後金崛起的同時，明朝內地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也此起彼伏，爲了應對內外對手，明朝不得不增派賦稅，加強軍事。而這樣實際是個惡性循環，內地的起義更加加劇，消耗了明朝的戰爭潛力。

甚至到最後，明朝有限的軍事資源大都傾注到了關寧方向，而其他各邊守軍卻連飯都喫不飽。這樣的守軍既擋不住繞到攻擊的後金軍，也在大順軍進攻時，大部倒戈。

所以明朝的滅亡，首先是政治腐敗，然後是經濟危機，最後纔是軍事問題。而對於明朝九邊防禦體系來說，公正地說還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畢竟直到王朝末年，它的作用依然還在發揮。

很多朋友認爲九邊無用，可我們反過來想想，如果沒有九邊體系，又會是怎樣一種情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