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進行到1944年的時候，日本已經面臨着難以爲繼的不利局面。與戰爭初期相比，日軍的兵員素質也已嚴重下降。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稱：此時，國軍共有320個師，而在中國戰場的日軍約40個師團，比例是8比1。因爲國軍部隊缺編嚴重的原因，實際兵力對比低於這個比例，但在各戰區的兵力也均優於日軍。根據國民政府軍令部1944年的統計，如第一戰區敵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戰區是13：100；第三戰區是20：100。兵力對比大約在5到6比1。而且隨着美援的到來，與日軍武器裝備的差距也有所改善。

然而在日軍已日薄西山的情況下，1944年的豫湘桂戰役，國軍卻一潰千里，一敗塗地。拋開其他因素，其中兵員素質的問題正是慘敗的原因之一。

那國軍兵員素質是什麼問題呢？一句話：差，兵員素質差。

那爲什麼會差呢？還是一句話：大部分是強行徵來的，也就是俗稱的，抓壯丁。

我們來看幾項數據：

一、根據1945年7月國民政府軍政部的統計，國民黨軍隊當時擁有280個步（騎）兵師、32個炮兵團，以及憲兵、工兵、輜重兵、通信兵等特種兵81個團又50個營，連同各戰區的挺進縱隊在內，擁有兵力422萬餘人。其中不包括軍事機關和軍校的101萬人，以及收編的幾十萬僞軍。

二、1937年7月初，國民黨軍隊擁有步兵183個師，獨立步兵58個旅，獨立步兵43個團；騎兵9個師，5個獨立旅，3個獨立團；炮兵2旅，15個獨立團，13個獨立營；工兵2個團；交通兵3個團；通信兵2個團；憲兵11個團，2個獨立營。總計202萬9千餘人。注：該兩項以作戰部隊爲例，以下皆同。

三、根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佈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227926人，其中陣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另有50多萬人投降做了僞軍。非戰鬥減員爲：因病消耗合計937559人，其中死亡422 479人，殘廢191644人，逃亡323436人。總計爲466萬餘人。

那麼，減員的466萬與人加上1945年7月的422萬餘人，就是全面抗戰8年國民黨軍隊總數，888萬餘人。這個數字再減去1937年7月初的202萬9千，就是全面抗戰8年國民黨軍隊補充的兵員數，685萬餘人。

四、根據何應欽所著《八年抗戰之經過》中《抗戰期間各省歷年實徵壯丁人數統計表》和《抗戰期中各省壯丁配額統計表》的統計數據：抗戰八年全國各省實際徵送壯丁爲14050521名。

按照國民政府官方數據計算，與軍隊實際補充人數存在720萬人的差額。

五、實際上，在1943年夏天的時候，國民政府兵役署長程澤潤在給何應欽的報告中就統計：“自1939年實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國（東北不在內）所徵出的壯丁將近1200萬人。”即1939年到1943年5月，4年時間平均每年拉壯丁300萬人。

蔣介石侍從室組長唐縱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據兵役署報告，自抗戰（1937年7月）以至現在，共徵兵1090餘萬名。”即1937年7月到1943年9月，平均每年拉壯丁211萬人。

1942年11月，陳誠在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的軍事報告中稱：“（五年）抽調之壯丁，已及1100萬餘人。”即平均每年拉壯丁220萬餘人。

而在1944年和1945年，爲了準備實施戰略反攻，國民政府加大了拉壯丁的力度。具體有多少，國民政府官方沒有通報數據，但據四川瀘縣國民兵團副團長李克猷回憶，該縣徵兵“過去每年配額是2000名左右。1944年卻增加到4500名左右，1945年加配到6000”，並在“1945年的夏天，出現了拉壯丁的高潮”。

由此可見，在1944年和1945年，至少有400到600餘萬壯丁被強拉。可見全面抗戰的8年，至少強拉壯丁大約1800萬到2000萬人。

按照這一數字計算，與軍隊實際補充人數存在大約1100萬到1300多萬的缺口。

注：以上統計只是以最簡單的數字，實際情況複雜的多。原因是，一、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時期最高峯達到過600多萬，在大量補充的同時，還有相當數量的精簡。二、國民黨軍隊喫空餉的情況太嚴重了，根本統計不出實際的真實人數。三、拉壯丁的情況也實在太混亂了，無法精確統計。

六、那這部分人去哪了？

答案非常簡單：逃亡或虐待而死。

當時，有人對壯丁的死亡情況進行過估計，那個人就是北大教授、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抗戰時任中國紅十字會長的蔣夢麟先生。他說：“以我當時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下一千四百萬人。”

實際上，蔣夢麟的說法有所誇張。他所說的1400萬，包括了死亡和逃亡。不過，他所說的數字和我們的計算基本差不多。

不光蔣夢麟，對蔣夢麟的估計數字認同者，在當時的國內外大有人在。當蔣夢麟把這個數字告訴國軍高級將領時（如白崇禧等人），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只會多不會少。”

格蘭姆·貝克在《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一書中判斷：“死在路上，死在徵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後死的人還多。”

美國國務院檔案中的《一箇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後鄂西湖區見聞》披露，官方的統計導致這樣的結論：“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劍橋民國史》對此表示認同，引用了這一數據。

史迪威在1943年認爲：“幾乎每一百萬新兵中的四分之三在在路上病死或開小差。”按照史迪威的估計，也與我們的計算基本差不多。

史迪威雖然是美國人，但他的說法有大量國民黨高級軍官的說辭可以作爲佐證。比如白崇禧說：“目前各師逃兵數，每月至少三百，多則五百，以此類推，一師一年中便要逃亡三四千名的戰鬥兵。”何成濬在1942年說：“接莆永師管區司令汪世鎏函雲：閩省徵兵極爲困難，已徵入營之壯丁，逃亡者幾達總額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緝拿不易雲。”何應欽在1943年承認：“根據派到各師的點驗委員會報告，照每個師的編制人數應有一萬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師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關係。”

美軍軍事觀察組軍官羅曼努斯和森德蘭記載：“第十八軍第十八師被視爲一支較好的部隊，1942年還駐在後方未參加戰鬥，卻由於死亡或開小差，它的1.1萬人中有6千人失蹤了。類似的減員率在所有軍區普遍存在。即使訓練、給養和裝備最好的胡宗南精銳部隊，據說1943年需要補充的比率爲一個1萬人的師每月600人。”

考慮到蔣夢麟、史迪威等人就生活在那個年代，他們的直觀應該比我們的估計更爲精準。

七、壯丁到底死了多少人？

這肯定已經無法統計了。但從記載來看，觸目驚心。

比如，雲南大理師管區送出壯丁3000人，送到重慶時，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隊拒絕接受。經查，是周開勳的前任司令官蘇令德“依仗陳誠的關係，在任期內貪污舞弊，並利用職權販賣鴉片煙”，致使“三千新兵全無被蓋，從雲南步行到重慶要走三十餘日，每日白天走得疲睏，加之單身衣服爲汗所溼，晚上又無物禦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斷髮生，病後即拋之中途，相繼死亡者甚衆”。

美國人白修德在《中國的驚雷》中說：“靠近成都的一個壯丁營要接受四萬個壯丁來受訓入伍，但是在來營途中有許多人就已死了，能夠活着拖到訓練終了的，結果只有八千人。據說還有一隊一千名的壯丁，由於訓練官員的失職竟死亡了八百名之多。”

美軍包瑞德上校稱：“（士兵們）行軍不到一英里，就搖搖晃晃倒下來死了。”

羅曼努斯和森德蘭還記載道：“重慶白市驛機場，駐紮的國軍屬於大後方部隊，沒有戰鬥任務，但平均每月居然有20名新兵死亡，最多的一個月死了500名新兵。”

美國學者易勞逸在《蔣介石與蔣經國（1937一1949）》中寫道：“在1943年徵集的167萬人當中將近有一半——44?—在他們趕往所去部隊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在八年戰爭中，那些在到達所分配的部隊之前就死去的新兵總數大約有140萬人。應徵士兵死亡人數的精確數字將永遠無法知道。宋美齡根據一份祕密文件估計，至少有1400萬新兵在到達他們的部隊之前就死了。”

1939年到1944年的“軍政部訓令”和“軍政部代電”中記載道：“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療，致餓兵瘦死者不知凡幾！如新二十七軍新兵辦事處先後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第九師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餘名；餘者大半無衣着，以稻草蔽體，鵠形垢面，奄奄一息，民衆睹此，無不嘆息。”

以上的記載都在印證着蔣夢麟給蔣介石的報告：“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爲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鹹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注：卞修躍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損失問題研究 1937-1945》一書，對於“慘死於武裝押運途中”的壯丁數量，“保守地以10?計”。卞修躍同時也承認，“本書以無更多直接資料以資旁證，未採用蔣氏估計。但蔣以親見親聞所作出的估計，應具相當的可靠性。謹注以備考”。

以蔣夢麟的四分之一計算，保守估計：按照國民政府公佈的拉壯丁1400萬餘人，非正常死亡壯丁至少350萬；按照其他統計口徑拉壯丁2000萬餘人，非正常死亡壯丁至少500萬。

這些人被強徵入伍，連鬼子的面都沒見到，就被虐待而死。

爲什麼會這樣？

用當時國民黨軍官的說法：軍官有意不把部隊的兵員按編制編滿，接受壯丁補充後不發糧食不發裝備，故意餓死病死這些新兵，但在向上級申報領取各項經費、補給時，所報的兵員數仍然是編制數。這樣，領到手的軍餉、補充物資和裝備遠多於實際兵員數，差額部分的兵餉、糧代金和被裝則爲帶兵長官私吞。而空缺的武器裝備，則拿去倒賣。這些被喫掉的兵員和裝備，都可以在作戰之後上報損失予以銷賬。

這樣的軍隊，打不過日本人，太正常了！

這樣的民國，如不滅亡，天理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