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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十二月，唐军在河西、陇右连续大败吐蕃，当时中书门下省特意上表恭贺：“臣等自今月以来，累见陇右奏大破吐蕃大岭青海等军捷书。前至日因奏事，陛下谓臣等曰：‘吐蕃背恩，神人共弃。岂惟陇右频胜？三数日间，河西当有大捷。’今日王倕果奏，大破吐蕃鱼海及游奕等军，擒生斩级，并虏获羊马，不可胜计。窃观前后克捷，皆是特禀圣谋，密练骁雄，深讨凶寇。以寡击众，所向无前。天心与睿德合符，士卒与神兵叶契。九重制胜，动必有成；万里知来，见于未兆。一月三捷，千古未闻，品物同欢，何况臣等。伏望宣示朝野，编于史册。”从这份表文中可以看出，李隆基当时曾告诉大臣们过不了几天就会有捷报，而事态的发展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可以很肯定的说，李隆基不会算卦，身边也没有算卦的高手，否则安禄山绝不会到天宝十四载（755年）给唐朝来个“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那唐玄宗又是如何未卜先知的呢？我们先来看看，贺表中“千古未闻的一月三捷”都是哪些战例。

高宗武后时期，唐蕃两国曾展开过多次血战，大家熟知的大非川、青海之战（承凤岭）均发生于此。武则天称制后，唐军在王孝杰、黑齿常之、娄师德的率领下打出了一系列反击战。

在西域，安西四镇六度易手后，凭借王孝杰的冷泉大胜重归唐守。在河源，黑齿常之、娄师德率领的唐军在良非川、白水涧大败吐蕃，八战八捷，乃置烽戍七十余所，开屯田五千余顷。

李隆基继位后，唐蕃两国依旧战争不断，围绕着武街、石堡城、勃律、新城、河桥、松州等地展开搏杀。

但随着国力达到了鼎盛，唐军逐渐掌握了战场有优势，逐步开始向吐蕃占领区拓展。在此局面下，开元十八年（730年）开始，吐蕃连续遣使请求合盟。

当时包括李隆基在内都认为，“吐蕃赞普往年尝与朕书，悖慢无礼，朕意欲讨之，何得和也！”但皇甫惟明却直言上奏，对玄宗说：“开元之初，赞普幼稚，岂能如此。必是在边军将务邀一时之功，伪作此书，激怒陛下。两国既斗，兴师动众，因利乘便，公行隐盗，伪作功状，以希勋爵，所损钜万，何益国家！今河西、陇右，百姓疲竭，事皆由此。若陛下遣使往视金城公主，因与赞普面约通和，令其稽颡称臣，永息边境，此永代安人之道也。”玄宗觉得言之有理，便以皇甫惟明和内侍张元方出使吐蕃，促成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的赤岭之盟，“仍以赤岭各竖分界之碑，约以更不相侵。”

皇甫惟明虽然是个主和派，但当他出任陇右节度使后，面对吐蕃军队的进攻，为保一方平安，却表现得极为强硬，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贺表中“一月三捷”中的第一胜，便是他打出来的。

天宝元年十一月（742年），吐蕃大举进犯陇右，皇甫惟明整军反击，在青海痛击蕃军。十二月二十七日，不甘心失败的吐蕃大将莽布支再率3万来攻，皇甫惟明帐下骁将王难得就立下大功。“难得健于武，工骑射。天宝初，为河源军使。吐蕃赞普子郎支都者，恃趫敏，乘名马，宝钿鞍，略阵挑战，甚闲暇，无敢校者。难得怒，挟矛駷马驰，支都不暇斗，直斩其首。玄宗壮其果，召见，令殿前乘马挟矛作刺贼状，大悦，赐锦袍、金带。累授金吾将军。”

被王难得斩杀之人，乃是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之子郎支都。王子被杀吐蕃军队军心大乱，皇甫惟明趁势掩杀，斩首五千余级（一说3万）。

此战后，王难得勇悍之名遍传朝野。以至于之后安禄山向玄宗推荐骑将都说：“此人不减陇右难德。”

“一月三捷”的第二胜，是时任朔方节度使兼灵州都督王忠嗣，在拔悉密、葛逻禄、回纥三部落和突厥间巧使反间计。凭借三部落的协助，痛击突厥乌苏米施可汗，导致乌苏米施可汗，次年被拔悉蜜部所杀。此后，突厥再也无力北犯灵州。

此战虽不涉及吐蕃，但王忠嗣累功官至河西、河东、朔方、陇右四镇节度使，却都是在与蕃军征战杀伐中获得的。

《西河大破吐蕃贺表》中最后一胜，也就是玄宗未卜先知的那仗是河西节度使王倕的鱼海、游弈军之战。

关于这场唐军少见的奔袭战，两唐书和通鉴中记载得极其简单，都是只有一句话，“天宝元年，十二月，庚子，河西节度使王倕，奏破吐蕃鱼海及游弈等军。”史料所以言之草草，大概是因为唐军奔袭吐蕃后勤基地，虽缴获颇丰但并未固守。没有扩地之劳，让向来喜欢以攻城掠地为大功的史官兴趣寥寥。但《全唐文》中收纳了一封樊衡所撰的表功文书《河西破蕃贼露布》，让我们得以一窥此战的详细过程。

樊衡为唐开元名士，天宝元年（742年）时为河西节度王倕的幕府掌书记，鱼海之战从始至终他都是亲历者，因此才能将这场惊心动魄的奔袭战，描写得如此传神。

《河西破蕃贼露布》里写道：“我皇帝怒之，密发中诏，使乘不虞以袭之”。也就是说这件事是李隆基在秘密军事会议后做出的决定，群臣并不知情。因而，玄宗才能在臣僚面前神气活现地表示，“岂惟陇右频胜？三数日间，河西当有大捷！”

王倕得到密诏后，“择精骑五千，皆蓬头、突鬓、剑服之士。”军队出发后，王倕“自以马步三千，于大斗、建康、三水、张掖等五大贼路为应接。”

天宝元年（742年）十二月初六，河西各军镇开始实施戒严，唐军骑兵向大斗拔谷北口汇合。

唐军临行前，王倕特意进行了战争动员，并严肃了战场纪律：“尔岂不闻乎？天子之怒，伏尸者百万。将军之权，得专诛戮。尔须自大斗南山来入，取建康西路而归。当我所战锋可断飞鸟，若不克于敌，逗留却行，汝则有大刑；虽克于敌，故道而还，汝亦有大刑。”

十二月十二日，唐军穿越大斗拔谷进入吐蕃疆域，突进至新城南时，发现吐蕃守军已经焚烧了草场。

见此情景，唐将便知吐蕃已得到了唐军出击的情报。这其实也不难理解，虽然唐朝边镇实施了戒严，但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想要瞒过吐蕃细作是不现实的。

不过吐蕃守军烧草的行动反倒让唐军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因为，焚烧草原增加进攻方后勤难度的方式，长期都是唐军的专利。每到秋防，河陇唐境的草原被烧的烟尘滚滚昼夜不息。新城蕃军烧草恰恰说明，吐蕃军队人数不足心存畏惧。如此一来，唐军反倒信心高涨，不再理会驻守新城的蕃军，直接向南插，矛头直指青海湖西部的鱼海地区。

“十二日至。吐蕃已烧尽野草，列火如昼。诸将曰：‘贼果知备矣。’因蹑其烽燧，高揭旌旗，气雄雷霆，声疾风雨。”

唐军奔袭两日后，“十五日至清海北界，遇吐蕃两军游奕二千余骑。波主乃使先锋使大将军李守义领铁骑一千穿贼之中，取首而阵；又使先锋副使郎将安贞领铁骑二百摩贼之垒，斩馘而旋；又使中马军副使李广琛领勃律马骑一千攻其旁；又使节度总管李朱师等领兵八百骑亢其下，使右马军副使张仁贤以游兵一千敌其南北东西。”

青海北界的遭遇战，“自朝至于日中，凡斩二千余级。”

十六日，唐军攻至吐蕃鱼海补给基地，与鱼海守军交战。“十六日进至鱼海军，千里烟尘，百道旗鼓。波主已先遣前军副使折冲傅光越设伏于便道，及交矢石，又使节度总管唐朝英等寇而伪奔。戎争追之，遇伏皆死，因得戮巨鲸于鱼海，坠封豕于鹿泉。”战争结束后“平积骸成京观，斩鱼海军大使剑具一人，生擒鱼海军副使金字告身论悉诺匝，生擒弃军大使节度悉诺谷，生擒游奕副使诺匝，生擒副使金字告身拱赍，生擒鱼海军副使银字告身统牙胡。其余偏裨，难以尽载。斩首三千级，生俘千余人、牛马、羊驼八万余头。”但“数获未毕，虏救潜来，在山满山，在谷满谷，顾盼之际，合围数重。”

面对“满山满谷，重重围困”蕃军，唐军反而置之死地而后生了。“兵法所谓致之死地，今则是也。亦焉能陷于虏庭，辱明主之深料乎？”“于是谋夫一心，战士倍力，择强弩长戟为外拒，寘辎重生级于其内。虽喜获多，急何能保？其俘囚有因动而将变，且驱而斩之；其虏畜有力极而难致，则拥而焚之。候暮夜之时，望归路而突之。其初也，衔枚屏气，鬼神无声，既出而奋臂大呼，天地摇动。诸部将驰逐而元黄且战且行，一千余里。马无齕草之所，人无抔饮之地，共食冰雪，传餐糗粮。犹能夜盗虏之营，使自攻杀；朝拔虏之帜，争为致师。凡七八日间，约三百余阵。”“至合河之北，斩得二丈之绥，而莽布支更益其重兵，追截我归路。安波主惧其危迫，请救其后军，臣遂遣副使刘之儒等领后军二千骑迎之。”在安波主的请求下，王倕派军接应后军。莽布支见唐朝援军赶至，率军退却。

随后王倕告诉安波主：“虏之去也，必谓我不能复，追之必出其不意。可使安思顺反戈却入，必尽擒之。”王倕拨了二千精骑给安波主，“别差大斗军副使乌怀愿、讨击副使哥舒翰等领精骑一千应之。分前麾，随间道，蔽山乘夜，晨压贼营。”吐蕃没料到唐军还会再来，惊慌之间“十不存一。所以擒金银告身副使三人，斩首千余，俘囚二百余人，获牛马羊驼共三千余头匹、器械新物一万余事，谓我再克而虏再败矣。”

这两次对蕃胜利，虽然并未让吐蕃伤筋动骨，但已经可以看出，凭借开元盛世29年的蓄力，唐朝在军政两方面的能力迅速提高，已渐渐将高宗时期的颓势逆转。

随着王忠嗣、安思顺、哥舒翰等一干良将走上舞台，唐军迅疾展开了反击，在苦拔海、河源、洪济、大漠门、石堡城等地连续击败吐蕃。至天宝十三载（754年）七月，唐朝已基本夺回了黄河九曲之地，将唐蕃边境线推进到青海湖以西的地区。

此时，唐军实际上已经重新夺回了唐蕃国战的主动权，并在河陇、西域两个战略方向上对吐蕃实施了空间挤压。

但随着天宝十四载（755年）12月16日，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被拦腰斩断，那个辉煌豪劲时代，便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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