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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十二月，唐軍在河西、隴右連續大敗吐蕃，當時中書門下省特意上表恭賀：“臣等自今月以來，累見隴右奏大破吐蕃大嶺青海等軍捷書。前至日因奏事，陛下謂臣等曰：‘吐蕃背恩，神人共棄。豈惟隴右頻勝？三數日間，河西當有大捷。’今日王倕果奏，大破吐蕃魚海及遊奕等軍，擒生斬級，並虜獲羊馬，不可勝計。竊觀前後克捷，皆是特稟聖謀，密練驍雄，深討兇寇。以寡擊衆，所向無前。天心與睿德合符，士卒與神兵葉契。九重製勝，動必有成；萬里知來，見於未兆。一月三捷，千古未聞，品物同歡，何況臣等。伏望宣示朝野，編於史冊。”從這份表文中可以看出，李隆基當時曾告訴大臣們過不了幾天就會有捷報，而事態的發展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可以很肯定的說，李隆基不會算卦，身邊也沒有算卦的高手，否則安祿山絕不會到天寶十四載（755年）給唐朝來個“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唐玄宗又是如何未卜先知的呢？我們先來看看，賀表中“千古未聞的一月三捷”都是哪些戰例。

高宗武后時期，唐蕃兩國曾展開過多次血戰，大家熟知的大非川、青海之戰（承鳳嶺）均發生於此。武則天稱制後，唐軍在王孝傑、黑齒常之、婁師德的率領下打出了一系列反擊戰。

在西域，安西四鎮六度易手後，憑藉王孝傑的冷泉大勝重歸唐守。在河源，黑齒常之、婁師德率領的唐軍在良非川、白水澗大敗吐蕃，八戰八捷，乃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

李隆基繼位後，唐蕃兩國依舊戰爭不斷，圍繞着武街、石堡城、勃律、新城、河橋、松州等地展開搏殺。

但隨着國力達到了鼎盛，唐軍逐漸掌握了戰場有優勢，逐步開始向吐蕃佔領區拓展。在此局面下，開元十八年（730年）開始，吐蕃連續遣使請求合盟。

當時包括李隆基在內都認爲，“吐蕃贊普往年嘗與朕書，悖慢無禮，朕意欲討之，何得和也！”但皇甫惟明卻直言上奏，對玄宗說：“開元之初，贊普幼稚，豈能如此。必是在邊軍將務邀一時之功，僞作此書，激怒陛下。兩國既鬥，興師動衆，因利乘便，公行隱盜，僞作功狀，以希勳爵，所損鉅萬，何益國家！今河西、隴右，百姓疲竭，事皆由此。若陛下遣使往視金城公主，因與贊普面約通和，令其稽顙稱臣，永息邊境，此永代安人之道也。”玄宗覺得言之有理，便以皇甫惟明和內侍張元方出使吐蕃，促成了開元二十一年（733年）的赤嶺之盟，“仍以赤嶺各豎分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

皇甫惟明雖然是個主和派，但當他出任隴右節度使後，面對吐蕃軍隊的進攻，爲保一方平安，卻表現得極爲強硬，毫不猶豫地進行反擊。賀表中“一月三捷”中的第一勝，便是他打出來的。

天寶元年十一月（742年），吐蕃大舉進犯隴右，皇甫惟明整軍反擊，在青海痛擊蕃軍。十二月二十七日，不甘心失敗的吐蕃大將莽布支再率3萬來攻，皇甫惟明帳下驍將王難得就立下大功。“難得健於武，工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趫敏，乘名馬，寶鈿鞍，略陣挑戰，甚閒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駷馬馳，支都不暇鬥，直斬其首。玄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大悅，賜錦袍、金帶。累授金吾將軍。”

被王難得斬殺之人，乃是吐蕃贊普赤德祖贊之子郎支都。王子被殺吐蕃軍隊軍心大亂，皇甫惟明趁勢掩殺，斬首五千餘級（一說3萬）。

此戰後，王難得勇悍之名遍傳朝野。以至於之後安祿山向玄宗推薦騎將都說：“此人不減隴右難德。”

“一月三捷”的第二勝，是時任朔方節度使兼靈州都督王忠嗣，在拔悉密、葛邏祿、回紇三部落和突厥間巧使反間計。憑藉三部落的協助，痛擊突厥烏蘇米施可汗，導致烏蘇米施可汗，次年被拔悉蜜部所殺。此後，突厥再也無力北犯靈州。

此戰雖不涉及吐蕃，但王忠嗣累功官至河西、河東、朔方、隴右四鎮節度使，卻都是在與蕃軍征戰殺伐中獲得的。

《西河大破吐蕃賀表》中最後一勝，也就是玄宗未卜先知的那仗是河西節度使王倕的魚海、遊弈軍之戰。

關於這場唐軍少見的奔襲戰，兩唐書和通鑑中記載得極其簡單，都是隻有一句話，“天寶元年，十二月，庚子，河西節度使王倕，奏破吐蕃魚海及遊弈等軍。”史料所以言之草草，大概是因爲唐軍奔襲吐蕃後勤基地，雖繳獲頗豐但並未固守。沒有擴地之勞，讓向來喜歡以攻城掠地爲大功的史官興趣寥寥。但《全唐文》中收納了一封樊衡所撰的表功文書《河西破蕃賊露布》，讓我們得以一窺此戰的詳細過程。

樊衡爲唐開元名士，天寶元年（742年）時爲河西節度王倕的幕府掌書記，魚海之戰從始至終他都是親歷者，因此才能將這場驚心動魄的奔襲戰，描寫得如此傳神。

《河西破蕃賊露布》裏寫道：“我皇帝怒之，密發中詔，使乘不虞以襲之”。也就是說這件事是李隆基在祕密軍事會議後做出的決定，羣臣並不知情。因而，玄宗才能在臣僚面前神氣活現地表示，“豈惟隴右頻勝？三數日間，河西當有大捷！”

王倕得到密詔後，“擇精騎五千，皆蓬頭、突鬢、劍服之士。”軍隊出發後，王倕“自以馬步三千，於大斗、建康、三水、張掖等五大賊路爲應接。”

天寶元年（742年）十二月初六，河西各軍鎮開始實施戒嚴，唐軍騎兵向大斗拔谷北口匯合。

唐軍臨行前，王倕特意進行了戰爭動員，並嚴肅了戰場紀律：“爾豈不聞乎？天子之怒，伏屍者百萬。將軍之權，得專誅戮。爾須自大斗南山來入，取建康西路而歸。當我所戰鋒可斷飛鳥，若不克於敵，逗留卻行，汝則有大刑；雖克於敵，故道而還，汝亦有大刑。”

十二月十二日，唐軍穿越大斗拔谷進入吐蕃疆域，突進至新城南時，發現吐蕃守軍已經焚燒了草場。

見此情景，唐將便知吐蕃已得到了唐軍出擊的情報。這其實也不難理解，雖然唐朝邊鎮實施了戒嚴，但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調動，想要瞞過吐蕃細作是不現實的。

不過吐蕃守軍燒草的行動反倒讓唐軍心裏的石頭落了地。因爲，焚燒草原增加進攻方後勤難度的方式，長期都是唐軍的專利。每到秋防，河隴唐境的草原被燒的煙塵滾滾晝夜不息。新城蕃軍燒草恰恰說明，吐蕃軍隊人數不足心存畏懼。如此一來，唐軍反倒信心高漲，不再理會駐守新城的蕃軍，直接向南插，矛頭直指青海湖西部的魚海地區。

“十二日至。吐蕃已燒盡野草，列火如晝。諸將曰：‘賊果知備矣。’因躡其烽燧，高揭旌旗，氣雄雷霆，聲疾風雨。”

唐軍奔襲兩日後，“十五日至清海北界，遇吐蕃兩軍遊奕二千餘騎。波主乃使先鋒使大將軍李守義領鐵騎一千穿賊之中，取首而陣；又使先鋒副使郎將安貞領鐵騎二百摩賊之壘，斬馘而旋；又使中馬軍副使李廣琛領勃律馬騎一千攻其旁；又使節度總管李朱師等領兵八百騎亢其下，使右馬軍副使張仁賢以遊兵一千敵其南北東西。”

青海北界的遭遇戰，“自朝至於日中，凡斬二千餘級。”

十六日，唐軍攻至吐蕃魚海補給基地，與魚海守軍交戰。“十六日進至魚海軍，千里煙塵，百道旗鼓。波主已先遣前軍副使折衝傅光越設伏於便道，及交矢石，又使節度總管唐朝英等寇而僞奔。戎爭追之，遇伏皆死，因得戮巨鯨於魚海，墜封豕於鹿泉。”戰爭結束後“平積骸成京觀，斬魚海軍大使劍具一人，生擒魚海軍副使金字告身論悉諾匝，生擒棄軍大使節度悉諾谷，生擒遊奕副使諾匝，生擒副使金字告身拱齎，生擒魚海軍副使銀字告身統牙胡。其餘偏裨，難以盡載。斬首三千級，生俘千餘人、牛馬、羊駝八萬餘頭。”但“數獲未畢，虜救潛來，在山滿山，在谷滿谷，顧盼之際，合圍數重。”

面對“滿山滿谷，重重圍困”蕃軍，唐軍反而置之死地而後生了。“兵法所謂致之死地，今則是也。亦焉能陷於虜庭，辱明主之深料乎？”“於是謀夫一心，戰士倍力，擇強弩長戟爲外拒，寘輜重生級於其內。雖喜獲多，急何能保？其俘囚有因動而將變，且驅而斬之；其虜畜有力極而難致，則擁而焚之。候暮夜之時，望歸路而突之。其初也，銜枚屏氣，鬼神無聲，既出而奮臂大呼，天地搖動。諸部將馳逐而元黃且戰且行，一千餘里。馬無齕草之所，人無抔飲之地，共食冰雪，傳餐糗糧。猶能夜盜虜之營，使自攻殺；朝拔虜之幟，爭爲致師。凡七八日間，約三百餘陣。”“至合河之北，斬得二丈之綏，而莽布支更益其重兵，追截我歸路。安波主懼其危迫，請救其後軍，臣遂遣副使劉之儒等領後軍二千騎迎之。”在安波主的請求下，王倕派軍接應後軍。莽布支見唐朝援軍趕至，率軍退卻。

隨後王倕告訴安波主：“虜之去也，必謂我不能復，追之必出其不意。可使安思順反戈卻入，必盡擒之。”王倕撥了二千精騎給安波主，“別差大斗軍副使烏懷願、討擊副使哥舒翰等領精騎一千應之。分前麾，隨間道，蔽山乘夜，晨壓賊營。”吐蕃沒料到唐軍還會再來，驚慌之間“十不存一。所以擒金銀告身副使三人，斬首千餘，俘囚二百餘人，獲牛馬羊駝共三千餘頭匹、器械新物一萬餘事，謂我再克而虜再敗矣。”

這兩次對蕃勝利，雖然並未讓吐蕃傷筋動骨，但已經可以看出，憑藉開元盛世29年的蓄力，唐朝在軍政兩方面的能力迅速提高，已漸漸將高宗時期的頹勢逆轉。

隨着王忠嗣、安思順、哥舒翰等一干良將走上舞臺，唐軍迅疾展開了反擊，在苦拔海、河源、洪濟、大漠門、石堡城等地連續擊敗吐蕃。至天寶十三載（754年）七月，唐朝已基本奪回了黃河九曲之地，將唐蕃邊境線推進到青海湖以西的地區。

此時，唐軍實際上已經重新奪回了唐蕃國戰的主動權，並在河隴、西域兩個戰略方向上對吐蕃實施了空間擠壓。

但隨着天寶十四載（755年）12月16日，安史之亂爆發，唐朝被攔腰斬斷，那個輝煌豪勁時代，便無可奈何花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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