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是公元2020年，若把時間打個對摺，空間也就會隨之發生遷徙，公元1010年，後來的清平皇帝宋仁宗，出生。

中國人遊長城時會想起秦始皇；遊大運河時，會想起隋煬帝；看了電影《戰狼》還喜歡引用漢武帝的“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倘若論及“鄭和下西洋”，自然又對永樂皇帝朱棣誇讚一番……從漢文景之治到唐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再到清朝康乾盛世……

上述這些帝王，有雄才偉略的同時也可以說是強勢專斷。

後人之所以愛談論他們，除了他們建立的功勳之外，也是在古代帝王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慾望，比如:開疆拓土、耀武揚威、恢宏博大……隱含着一種成功學。

談起上述那些大多數人不會想到宋朝，就算想到宋朝人們也只會記着靖康之恥、岳飛之冤、秦檜之惡、甚至狸貓換太子等，想到宋仁宗的更是少之又少。

因爲，宋仁宗表面的平庸實在激不起人們的內心的想象力，更難以產生代入感。

人類社會是講究存在感、安全感和平衡感的三感社會。

存在感意味着人外在的身份、地位、財富等，說白了就是角色。角色強的人，存在感也自然會高；

但無論一個人在社會體系中角色如何，人最終都需要的是安全感，而安全感高的人，有需要內在強大的平衡感。畢竟，人不可能一帆風順，不可能事事順意，所以，即便是存在感極強的人，也需要維護自己的安全感，提升自己的平衡感。

宋仁宗的存在感是在歷屆帝王中排名靠後的，甚至到最後，連民間編造故事都不拿他當主角，不帶他玩兒。

比如他的祖上宋太祖趙匡胤有“千里送京娘”的傳說、他的子孫裏有宋徽宗趙佶有“私會李師師”的演義、明朝正德皇帝有還有“游龍戲鳳”的韻事、清朝乾隆還有六下江南的美差……他自己卻連一個可供坊間津津樂道的故事也沒有，可以說作爲社會體系中的金字塔尖上的人活了一輩子（金字塔尖意味着有權有勢有錢有力，可以爲所欲爲），但他沒有絲毫八卦留人間。

他的身份是帝王，可心性更像是君子，而且還是默默無聞那種，剋制多而縱慾少。

身份感無比絢爛，但安全感極高且平衡感極好的人，從古至今都是稀有物種！他擁有成功者可擁有的一切，卻從不炫耀身份、從不恣意縱情，處處隱忍，堪稱有意埋沒自己的存在感，與他同時代的大臣個個都比他有名兒:范仲淹、歐陽修、韓琦、司馬光、包拯……

歷史上，大臣之光芒勝過帝王的只有一朝，就是宋仁宗朝。

可稍加細心就會發現，正因爲他的存在，纔有了那麼多名臣的存在，原來這世間最頂級的存在感居然是:因自己的存在而能夠成就更多人的存在！

難怪後人評出的唐宋八大家裏，有六人都出自宋朝，而這六人又全部出自仁宗朝。百姓的眼睛未必都是雪亮的，但是歷史進程中:後人的眼光幾乎都是雪亮的，因爲後人可以蓋棺定論，可以不受當時的利益影響，看事物更全面。

其實，帝王也是人，他的性格與命運不都是自己掌控。

仁宗的少年老成與暮年孤單、內心有善良也有懦弱，有任性更有剋制。他原本有着最尊貴的身份，卻從未仗着卓越的身份感而縱容自己，於是他坐在寶座卻過着他人看似無趣的生活，沒有觥籌聲色、沒有鶯飛燕繞，面對宿命，他的選擇是自己的日常生活以清平待之，每天以國是爲重，以納賢爲首。

其實，從本質上講，君主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制度。

宋仁宗未必是國家每一件事務的主角兒，但國家事務的樁樁件件構成了作爲君主的宋仁宗必須面對的制度環境。

對宋朝的士大夫們來說，他們希望君主成爲制度的符號，不要表現出過於明顯的個性，不要隨便流露出個人的愛憎。

但這樣的話，作爲君主的仁宗和作爲個人的趙禎，這兩種角色有時候會起衝突:人性和制度的衝突。

然而，面對此番衝突，宋仁宗和別的帝王不一樣的地方是[太陽]:他主動選擇了（而不是被迫選擇了）剋制自己的情感與偏好，以國是爲重。

這就是仁宗之所以爲後世稱道最核心的一點。用白話說就是，世間最有資格最有平臺去爲所欲爲的帝王，卻選擇了管住自己、約束自己、淡化自己。

宋仁宗的目的是:招納賢才，繁榮家國！

可見他是一個內心有極大安全感和平衡感的人，正因如此，他才放得下自己，才真正駕馭起了自己的身份角色。

這是由內而外的一種力量。

有一年暮春時節，仁宗在御花園散步，走了一段時間，身邊的人發現仁宗頻頻回頭探望，卻又什麼也不說。等回到宮裏，他匆匆對宮人說，“好渴，快幫我端水來喝。”宮人奇怪地問，爲何不在外面喝水而要忍渴這麼久？

仁宗邊喝邊回答:我回頭找了多次，但沒見掌管茶水的當值侍吏，又不便詢問，因爲我只要一問，侍吏必然受責罰。

喝口水此等小事，仁宗居然做到了如此慎微，聖賢亦不過如此。

民間地主家想多蓋房子都是容易理解也容易辦到的事，按理說皇帝更應如此吧[調皮]但仁宗就不行，有一回他們想着將皇宮擴建一下，擴建就要去佔地，於是他命下屬與周圍土地所有權的人商量:說擴建皇宮需要你們搬遷，價格都好商量。

但能在皇宮周邊居住的人也不是那麼好商量的，他們覺得皇宮是龍氣最盛的地方，而且皇宮周邊的房價只會越來越高，典型的要地不要錢的心態。誰都想沾沾光，於是那些皇宮周圍的鄰居們最後死活不搬，無論帝國開價多少。仁宗好的只好在原來的皇宮中憋屈着，宋朝皇宮比唐朝小，比明清更小。

倘若遇到別的皇帝，就不是此番情形了:你們要命還是要地?趕緊騰地兒。

仁宗相反，坐下來給鄰居們沏杯茶，你們看，如今大宋繁榮，朕的皇宮多年未修未建了，如今想擴建一下自住房，價格你們開，行否。

鄰居們喝完茶，說不想搬。

仁宗於是斷了自己的念頭，不再提此事了。

登基多年後，宋仁宗以其對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加之天性中溫和包容的性格，與其治下宰輔大臣逐漸構築出一套相對良性的王朝運作機制:

君主負責任命政府主要執政大臣，執政大臣主導帝國大小事務，並設置獨立的臺諫系統嚴密監督政府全部人員。

在這一機制之下，君王無法獨攬大權，而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君王選人，士大夫做事，事做得好，可獲升遷；事做不好，追責官員，也問責君王，是一套可逆的體系。

於是，在歷史記載中我們看到了仁宗一朝，平定叛亂、開展改革、次第推出選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諸多舉措。在仁宗中後期，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都獲得長足發展，整個時代呈現出一種朝氣蓬勃的精神風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

從表面看:宋仁宗無論是作爲個人還是皇帝，行事時總是處處受宰輔大臣掣肘。然而，恰恰因爲他的萬事不自由，得以讓羣臣們可以就事論事、可以據理力爭、把集思廣益的大道理變成了樁樁件件可見可觸的實事。才最終呈現出那個時代的空前繁榮。

唐朝人炫富寫到:“十幅紅綃圍夜玉。”宋朝的沈括嘲笑他們沒見過世面，“十幅紅綃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腳？此所謂不曾近富兒家。”沈括的結論是，“唐人作富貴詩，多記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

翻譯爲白話文:貧窮限制了大唐人民的想象力，他們哪裏知道我們宋朝的富貴。

當初年輕氣盛的蘇轍敢在科舉考試的策論中批評宋仁宗好色，仁宗閱卷後不知有沒有真生氣，反正事實是不僅沒將蘇轍抓起來治罪，還授予了他官職，而且後來還沒有秋後算賬的故事延續。

包拯在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經常一點都不給皇帝面子，有時說話急了還把唾沫星子噴到趙禎臉上，趙禎一邊用衣袖擦臉，一邊還得接着聽包拯叨叨，覺得說的有理就採納包拯的建議，包拯還常常得意而歸[愉快]。

有一回，宮內人犯法，仁宗想以家法處置，從理論上講倒也說的過去，畢竟後宮與前朝有別。看看後世的清朝皇帝們一直都是將二者分開看待。

御史臺的諫官王贄對此事卻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爲皇帝不是專業的法官，如果審判過程中摻入自己感情以致失去公允，那麼將來刑法官員審判就會失去評判的標準。並且如果皇帝都親自審案子了，那麼國家的司法體系一定會遭到破壞，出現名存實亡的現象。

王贄堅持上奏“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最終答道：“許之。”

法治在那時不是兒話，更不是一道擺設，仁宗是一個踐行者。

有一次，四川有個舉人給成都知府寫了一首詩，“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這是一首鼓吹獨立的反詩，知府馬上將其捆綁，押送進京。仁宗知道後，認爲這是老舉子爲了做官而博“出位”，也沒有治罪。同樣的事，假如放在清朝，是滅九族的重罪呦。這是仁宗朝的開明。

他當初繼承大統時，既有先祖奠定的富足基業，又有積重難返的改革壓力；外有西夏和遼的虎視眈眈，內有朋黨傾軋和羣臣相爭，處於此種境遇的仁宗卻未採取任何鐵腕政策，反而從諫如流，以極其獨特的政治智慧掌管了北宋四十餘年朝政。

紛爭不斷，卻從不以流血犧牲爲代價，堪稱文明。

——何爲文明?

——制度清明、經濟繁榮、人民富庶、生活安樂，不是開疆拓土、不是征服無數、不是耀兵異域，也不是萬邦來朝。

宋之後的明清，相比而言就不夠文明瞭，明朝實施家臣制、廷杖制、海禁制、宵禁制等、清朝大興文字獄，五百年的時間，把國家改造成爲一個封閉而寧靜的巨型農村[調皮]，人民待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離鄉離土，這個寧靜的秩序不歡迎流動的商人、喧譁的商業，人們基本上自給自足，即便有零星交易，也採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實行極其嚴格的海禁制度幾乎中斷了國際貿易，一步步導致了最終的經濟衰落，帝國從此隕落。

明清時早已不復大唐的陸上絲綢之路以及宋朝的海上絲綢之路之輝煌了。

清平好麼?對個體生命而言，百益而無一害，堪稱樂事。

可仁宗是皇帝，他用自我清平換取的是國家的富足繁榮，這是天道也是人願。

感謝時間，站在公元2020回首對摺後的歲月，看得見公元1010年的那個新生命，無限生機。我們中國人講究開門立派，仁宗雖然不是大宋王朝的開門之帝，卻是立派之君，輕己而重民、小家而大國，立身清明，做派乾淨。日語裏也講立派，特指才幹卓越之人，令人敬仰。

此身非己有，

在世聊爾爲；

造化無窮盡，

夫復欣與悲。

擱筆於此，我想，仁宗離世時是無有掛礙的。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