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吳晗因此成爲了“清華人”，而與北大失之交臂，而同樣錯過的，也是後來和導師胡適陌路的緣分。吳晗是氣血方剛的青年，在清華園裏大力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與請願活動，在對導師胡適的信中，也是充滿着報國的血性和對當局的不滿。

“吳晗可惜，走錯了路。”

這是胡適作爲他一生前半段路的導師對他說過的話，沒想到一語成讖，成爲後世對他最多的負面評價。但其實他的一生相當傳奇，拋開之後的過失來說，他出身卑微，少年得志，零分考入清華大學，師從大師胡適。

他所著的《朱元璋傳》、《明史簡述》在史學界舉足輕重，被譽爲明史研究的巨擘。誕辰75週年時，清華園爲他建造了吳晗紀念亭，又爲他塑了像，紀念這位中國的著名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不過今天，就由我們從他的少年經歷入手，掀開這位傳奇大家風雨一生的帷幕。

少年有爲

1909年8月，吳晗出生於浙江義烏一個商人的家庭。父親吳濱珏是秀才出身，對他家教嚴格，而經濟條件卻並不充裕，往往家庭顛簸於溫飽與小康。吳晗在父親的教育下，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天生聰慧的他，在早早地中學畢業後，迫於家道衰落的原因，在當地村莊的一座小學教書。

梁啓超變革維新的思潮傳向了大江南北，也讓這個有志青年明白他命不該此。儘管他已經短暫涉足了社會，學會了抽菸打牌，但他還是堅持考入杭州之江大學，學校於一年後倒閉，他輾轉來到了上海，又考入了中國公學。

在這裏，他不僅可以接觸到由各國人士往來帶來的新的思潮，而在這裏，他接觸到了全中國最有聲望的老師文人們。倡導“白話運動”、引領新文化潮流的胡適，成爲了他的老師。

年紀輕輕的吳晗寫下了《西漢的經濟狀況》一文，成爲了深得胡適心的敲門磚。胡適對這篇文章大爲讚賞，也對這位毛頭小子刮目相看，招他爲自己門生。

從吳晗留下的信件裏可以看出師徒兩人的關係，在他討教問題的信中寫道“明知先生很忙，不過除了先生之外，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比先生更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和指導路徑的人。”胡適就像一盞明燈，指引着吳晗求學的道路。

白璧微瑕

胡適不久後離開了中國公學，前往了燕京大學，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大學任教。吳晗自然追隨老師一路北上，他報考了北大的招生考試。這一考可是讓吳晗栽了跟頭，當時北大屬於新式學校，入學考試需考文史、數學、英語三科，且不得有零分。

而吳晗也是偏科得厲害，對於文史自己是信手拈來，時興的英文也學得頭頭是道，可嚴謹求是的數學卻讓吳晗頭疼不已。最終的成績，吳晗文史和英文皆是滿分，卻唯獨數學是棋逢對手，慘得零分，自然也過不了北大的招生考試。而由於胡適教授是初來乍到，並不認識熟人，自然也就幫不上什麼忙。

吳晗只得悻悻地離開導師的身邊，來到了清華園。雖然他也是考出了同樣偏科的成績，不過清華還是對他網開一面，由於他的文史才華實在出色，被破格錄取。吳晗因此成爲了“清華人”，而與北大失之交臂，而同樣錯過的，也是後來和導師胡適陌路的緣分。

入學清華的時候，家道中落的消息幾乎是同時傳來，他焦急地請求胡適爲他想辦法。胡適也對這位弟子是十分青睞，當即就寫信給了當時清華的代理校長翁文灝和教務長張子高二人，讓他們爲這位寒門學子尋一個工讀的機會，並表示自己會“感激不盡”。信末，還毫不吝嗇地表達了對自己弟子才華橫溢的稱讚。

半工半讀的生活開始，吳晗依舊沒有落下導師對自己的厚望，儘管身在清華，學習卻依舊是效仿“北大先生”胡適的治學方法。兩人的書信絡繹不絕，胡適在信中指導他，“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訓練自己做一個能整理明代資料的學者。”

他在回信中充分地表達了對導師的尊重和敬愛，“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見胡適不僅僅是他學業上的導師，也更是他生命中對他影響舉足輕重的人物。

形同陌路

隨着“九一八”的一聲炮響，中國動盪的局面裏不再“容得下一張平穩的書桌”。吳晗是氣血方剛的青年，在清華園裏大力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與請願活動，在對導師胡適的信中，也是充滿着報國的血性和對當局的不滿。

儘管胡適先生多次在文章中、公開演講中表示，我們要以“科學救國”的理念來引領學生，可就連他最親愛的弟子，也與他形同陌路了。

在歷史的動亂局勢中，人物的走勢沒有對與錯之分，師徒兩人只是選擇了不一樣的路來實現爲國的理想。胡適堅持着“讓學生總得有一點信心”，而吳晗儘管在畢業照的背後寫下了胡適先生的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可隨着後來局勢的惡化，終究是站在了對立的兩面。

吳晗受邀前去了雲南大學、西南聯大任教，而對於現狀的日益不滿，逐漸刺激着他年輕不安的內心。他奮身投入了抗日民主運動，思想徹底左傾，把胡適先生的“讀書救國”論拋到九霄雲外，而從歷史學家搖身變爲了社會活動家。

他不再囚步於學院，而懷揣着巨大的愛國熱情走進各種反蔣活動。他用往來對歷史態度的敏銳來批評國民政府，用犀利的目光指引愛國道路的前行。

他激烈的發言和抨擊，直言“長一輩的上一時代某些青年呢？卻腦滿腸肥，裝作笑臉勸導着‘稍安勿躁！國事我們自有辦法，青年還是讀書第一，不必受人利用。’”而目標，直指昔日導師——胡適。

1946年，吳晗前往上海，而正恰好胡適也在。吳晗虛心致信希望能夠師徒二人聚首，不過胡適不予理睬。後來回到北平，吳晗依舊再訪，兩人已然形同陌路良久，話不投機半句多，留下了不歡而散的結局。他事後記下，“我的腳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廳了。”而胡適也點評說，“吳晗可惜，走錯路了。”

而吳晗之後一路平步青雲，以副軍代表身份參與接管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又任了北京市副市長。但他的晚年十分不幸，由於遭到迫害，慘死獄中。他的摯友廖沫沙在他的照片上題了一首詩，也不可謂不是他一生的寫照：“鬼蜮爲災禍已萌，天真猶自笑盈盈；可憐一覺金陵夢，留得身前身後名。”

對於吳晗一生的評價，有人說是高開低走，他年紀輕輕以偏科滿分成績入讀清華，極受胡適先生賞識，他留下的著作，寥寥數語間透露出無不是對史料的信手拈來，體現學力深厚。

而他又是一個歷史的投機者，他可謂“背信棄義”，借撰寫史記而諷今人，憑藉將學術政治化而謀取高官厚祿，參政時又謀“重建”北京牌樓、明定陵，造成了文物的大量損壞。

他學富五車，而又“老奸巨猾”，用一生去演繹了他少年時寫下的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悲劇——“歷史是無情的，在這考驗下面，我們還將看到歷史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