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荆轲偶像，百万军中手提匕首逼迫敌方首脑妥协，并且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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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列传》无疑是司马迁《史记》中最为精彩、最具观赏性的篇章。那些“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慷慨悲壮令人热血沸腾的英勇事迹，直到今日读来仍觉酣畅淋漓、大呼过瘾。

见载于春秋战国时期文献史料的刺客还有许多，《史记》中仅录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其中原因暂不在文章讨论范围。

《史记-刺客列传》收录的五人，司马迁是按时间顺序写的，如果按武力值来排名的话，这五位著名刺客中究竟谁才是第一人呢？

如果光论名气的话，荆轲是理所当然排一位的。

一讲到荆轲，人们脑中就会跃出“图穷匕见”的四字成语，眼前就会自动浮现一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慷慨激昂的画面。

荆轲本来是个普通人，却被后世视为“勇者之圣”，正是因为司马迁不吝笔墨，将荆轲人设为智勇双全刺客的缘故。

荆轲是历史上最著名刺客不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战国末期，荆轲绝非是天下知名的刺客。

相反，他最多只是一个江湖中人，甚至连刺客都算不上。小编这样讲绝不是危言耸听，故意吸引眼球。只要是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人，就会明白，倘若荆轲真的是著名刺客，秦王怎么会给他与之单独相处的机会？即便给这个机会，必然是各种提防，秦王不会拿自己的性命陪他疯，安防问题容不得有半点闪失。

荆轲刺秦的失败，总而言之大约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荆轲虽然有过人的强悍心理，“好读书击剑”，但他的武功平庸。

据《战国策》记载，荆轲在江湖上游历的时候，曾与榆次盖聂论剑。结果令人诧异——盖聂只是“怒而目之”，荆轲就落荒而去；游于邯郸，与鲁句践争道，鲁“怒而叱之”，荆轲即“嘿而逃去”。

明明不是对手，偏偏有人要为荆轲辩护，说荆轲所以如此，并非胆小怕事，而是不较一时长短，不逞一时匹夫之勇。既称论剑，自然需在剑法上一较高下的。既是不逞一时之勇，干脆就绕道走好了，何必自取其辱呢？

《射雕英雄传》中，裘千仞参加华山论剑，自知功夫不济才果断闪人的。这绝不是什么不逞一时之勇，而是识时务，说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既然敢去和盖聂论剑，至少要在剑法上比个高低的，被人眼睛一瞪，就不战而退，只能说是荆轲有自知之明。

其次，荆轲的雇主燕太子丹制定的刺秦计划本身就愚不可及。

荆轲的大名传诸后世，正是因为刺秦一事，然而，在燕太子丹的计划中，荆轲此行是“劫”，实在不行，退而求其次才是刺杀（“则不可，因而刺杀之”）。

实施刺秦，本来就是一个撞大运、低概率的活，太子丹居然异想天开的想要劫持秦王做人质夺回失地。还真的是应了那句，不怕狮子一样的对手，就怕有猪一样的队友。

即便退一万步讲，荆轲刺死了秦王，秦人能如他所愿归还失地吗？用脚趾头想，也会知道，秦人一定会大起三军前来报复的。

第三，刺秦计划操之过急，结果导致前功尽弃。

制定了计划，一些必要的前期工作才做完，燕太子丹就迫不及待了。

荆轲千金一诺，既然答应了雇主，就一定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哪知道太子丹竟然“疑其改悔”，为了激荆轲，说出了不如先派遣秦武阳先行一步的话来。

荆轲当时就怒了，也不由得他不发怒。太子丹的诛心之语，实在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当下荆轲就发飙了，怒斥太子丹：“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

荆轲之所以不急于付诸行动，是在等一个帮手的到来。荆轲这样做，是谋定而后动，为的是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哪知道太子丹鼠目寸光，用言语挤兑他，逼迫荆轲早日出发，于是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刻，荆轲不得不慷慨请辞。

刺秦之事非同小可，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结果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伉慨，士皆嗔目，发尽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送行又是喝酒，又是唱歌，还搞得“士皆垂泪涕泣”，行刺，似乎无须此小女儿态。

明明知道此行是去赴死，荆轲依然视死如归，果然是条汉子。从重然诺的角度来说，荆轲言出必践，值得尊敬。但事情搞得这么多人知道，实在是不应该，真正的刺客都是独行狼，惟恐被人窥破行迹才符合行规。

但从身为刺客的角度来分析，荆轲不但没有刺死秦王，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做为刺客，荆轲无疑是失败的。

《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的故事在五人当中最为详实，这个原因司马迁在文章末也做了说明——“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荆轲刺秦的故事，距离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不过数十年，公孙季功、董生、夏无且三人对荆轲其人其事了解甚多，司马迁和他们交往，所以在他笔下，荆轲活灵活现，刺秦之事有如亲眼目睹。

其余四个刺客的事迹，就似乎无法与光环加持的荆轲相提并论了。

专诸刺王僚，靠的是一个“勇”字；豫让刺赵襄子，靠的是一个“信”字；聂政刺韩累，突出的是一个“孝”字。尤其是聂政，司马迁把他列入，大概是为了歌颂他的“有孝心、重亲情”的一面。至于他的行为，最多算是快意恩仇，并无其它积极意义。严仲子与韩累，并无正邪善恶之分，倘若是韩累赏识聂政，聂政也会为报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的。

这样的刺客，谁给的钱多就接单了，严格讲来，聂政这样的刺客只是政治家手中的利刃，没有思想，细思极恐。

三人中，以聂政功夫最高。但是，虽然都完成了使命，但无一例外都付出了生命为代价。

因此，三人较荆轲略强一二，但也并非最佳刺客。

刺客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不在于血溅当场，而是达成目的后还可以全身而退。从这一角度来说，司马迁笔下真正最牛叉的刺客是着墨最少的曹沫。

曹沫是历史上最早的刺客，在司马迁的笔下，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是个武勇之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齐桓公疯狂扩张、吊打凌虐众诸侯的时候。

鲁与齐战，三战皆北，被迫在柯地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在双方签约的仪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逼住了齐桓公，要他退还鲁国的土地。光棍不吃眼前亏，在寒光闪闪的匕首面前，齐桓公也霸气不起来，只好点头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