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張畢業證引發的流浪人生：大學生失蹤16年後回家

廖銀超的額頭上總是彆着一個黑色眼罩，喫飯睡覺、行走站立都不摘下——並非爲了遮光，而是用於固定右頸部的半透明導管。這條導管用於慢性腎病終末期的血液透析。

一個多月前，41歲的廖銀超剛剛結束了長達16年的流浪，被親人接回重慶大足的老家養病。

如果不是突然暈倒就醫，那些在東莞與他一起漂泊的夥伴們不會想到：這個從不願吐露家人信息的內向工友，曾是一名大專醫學生，因拿不到畢業證賭氣南下，切斷與所有親朋的聯繫，成爲流浪漢。

公益尋親組織的志願者們遇到過形形色色的流浪者：神志不清迷路的老人；沉迷遊戲或與家人賭氣離家的青少年；想到大城市打拼的農民工；期待值更高但連遇挫折的大學生。 

廖銀超離家時20來歲。再回家，已滿頭白髮，性子更沉默。那個如今看來顯得衝動魯莽的決定，就像一個漩渦，拉拽着他的命運不斷向下。

廖銀超於4月底被接回家中，結束了長達16年的流浪生涯。受訪者供圖

時隔16年重返家鄉

接到那通來自廣東的電話時，身在重慶的廖英一度以爲是詐騙。那是今年三月底，距離她的堂哥廖銀超莫名與家人失聯，已經過去了16年。

意識到兒子失蹤的前幾年，廖銀超的父親去過好幾趟四川尋人。

從讀書的瀘州、到省會成都、再到兒子實習過的地方，能聯繫的同學朋友都問過，學校也跑了好幾趟，皆無功而返。

村裏一度流傳，“廖家的這個娃兒是被搞進傳銷組織了”，後來又轉向更悲觀的方向，“這孩子估計是沒了”。

從2017年開始，廖英的尋親帖就出現在朋友圈、論壇、貼吧和網絡社區，但從未收到迴音。

當尋親公益組織的志願者給她發來照片，她激動得手發抖，“就是我哥，雖然頭髮都白了，但還是能認出來啊。”

廖銀超1米68的個子，110斤的體重。與家人失聯的這些年，他化名“文志偉”，一邊流浪一邊打零工。他的回家之路是從他在東莞的一個工地暈倒送醫開始的，因病情嚴重一度進入ICU搶救，治療費超過十萬元。

右頸部的留置導管，是身患尿毒症的廖銀超血液透析的生命通路。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起初，廖銀超拒絕與尋親志願者和醫護交流。“比起讓家屬相信志願者的身份，要獲得流浪者本身的信任是一件更困難的事情”，參與救助的“讓愛回家”東莞萬江服務隊隊長陳敬宏對此並不意外。

廖銀超並不願告訴陳敬宏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家庭住址，但當他得知醫院考慮他情況特殊，免除了十餘萬的治療費用，他鬆口了。

陳敬宏所在的公益組織，他們將這種尋人過程稱爲“逆向尋親”，是志願者發現流浪者後，通過勸導溝通、再與公安部門配合技術手段協助甄別信息，精準尋家。

1500公里外的廖家父母想的是，“人回來了就是好的”，於4月底，驅車前往東莞將廖銀超接回了重慶大足老家。

回家的當天，家人爲他特意買了一束鮮花，歡迎他的喜慶紅綢也是提前備好的。天下着大雨，前來探望他的親屬擠在老宅，屋裏坐不下，大家乾脆在門口的院壩搭起大棚，十人一張的大木桌，滿滿當當坐了五桌。

整個廖家，在廖銀超回來之前，只留存着一張他的照片。

那時他20來歲，頭髮偏分，白襯衣外面套着一件條紋相間的白藍色V領毛衣，腳上踩着一雙當時很流行的白色厚底旅遊鞋。再回家時，他已滿頭白髮，性子更沉默。

回家後的日子，廖銀超開始兩點一線的生活。每週二、四、六，他就要前往重慶市雙橋經開區人民醫院進行血液透析。

躺在10層血透中心病牀上的那四個小時，是他身體感覺最輕鬆的時候：深紅色血液沿着彎曲的導管送進牀邊半人高的白色機器中，濾掉有害物質與多餘水分，經過淨化輸送回體內。

醫院診斷書上，記錄着疾病在廖銀超身體上留下的痕跡：慢性腎臟病五期（尿毒症期）、腎性貧血、礦物質與骨代謝異常、高血壓三級（很高危）、高血壓性心臟病、心力衰竭、慢性胃炎。

透析A區病房裏可以同時容納13人進行血透，廖銀超算是這裏的新面孔。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一張畢業證引發的失蹤

廖銀超的失聯是毫無預兆的。

在堂妹廖英的記憶中，最後一次見到堂哥是在郵亭鎮元通村的老家。2003年6月的一天晚上，堂哥去她家玩，當時還提到說，“第二天要去學校拿畢業證了。”

廖銀超說，他2000年考上原瀘州醫學院三年制專科，中西醫結合專業。19歲時，他還曾跟着村裏小有名氣的一位醫生學過醫。

從家裏離開後，親妹妹廖建超曾在2004年的農曆二月初四接到哥哥的最後一通電話，那一天是她20歲的生日，她印象深刻。但電話裏並無異常，哥哥還是和往常一樣，問候父母。

但從那之後，這位在上大學前從未踏出過重慶大足的年輕人，消失了。

時隔多年，廖銀超也說不清楚當年爲什麼會突然萌生那樣的想法，只記得臨近畢業的那次期末考試後，他成績未過，收到了無法拿到畢業證的通知。

“同寢室的五個人中，我是唯一一個不能順利畢業的學生。”畢業季的一個上午，他從學校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公交車到內江火車站，隻身踏上了成都的火車，那時全身上下只有300多元，是他一個半月的生活費，行李箱裏也只有幾件衣服。

徘徊在成都火車站的那幾天，他曾在附近餐館詢問是否招人，聽說福建沿海城市好找工作賺得多，便南下福建。

前七年，他一直在福州闖蕩，進出過大大小小的製鞋工廠，當臨時工。2010年9月，聽說東莞打零工收入不錯，他和另外兩個工友一起，坐了10個小時大巴車到了廣東，一待就是10年。

與廖銀超打了十幾年交道的梁建安，是最瞭解廖銀超在外生活的人。他們曾一起在福州和東莞進出廠，同喫同住。

老梁記得，第一次見到廖銀超，他20來歲，娃娃臉像個小孩子，頭髮有些少年白，跟着幾個年齡相仿的夥伴在流浪。

剛認識的時候，廖銀超提過自己曾在瀘州學中醫，是個大專生。小學文化的老梁笑着沒當真，還打趣他。

流浪人生：一直使用假身份生活

在南下的途中，廖銀超丟失了自己的身份證，但他不願回家補辦，便開始使用“文志偉”這一假身份繼續生活——這是他在福州撿到的一張身份證複印件，這個出生於1984年、四川地址的文志偉，與他身份相近。

家中僅存的一張廖銀超年輕時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十幾年來，他最熟練的工種是用高週波機器給鞋子壓上商標。 在廠裏幹活，每天十小時是常事，週末也不休息，這是計件月結的行業，多勞多得。事實上，早些年，廖銀超南下打零工的收入還算可觀。

2010年時，廖銀超打工的最高月收入將近5000元，但並不是每個月都有活兒。他和其他流浪者一樣，賺到錢了便休息，錢沒了再出去找活兒。

廖銀超本就不是話多的人，但凡見過他的親朋、工友、醫生都用了同一個詞來形容他的性格：內向。從沒聽說過他得罪人，也未與人發生過爭執。

他描述自己過着“宅男”一樣的生活，沒交女朋友，唯一的愛好是看書。在他那部花了2900元購置的vivo手機裏，相冊裏沒有一張他自己的生活景物或是自拍合影，線上看書的軟件倒是下載了好幾個。

廠子附近就有租書的攤位，武俠小說是他的最愛。他說不清爲什麼喜歡，只是覺得這個愛好省錢，1本書看一整天只花1塊錢。他的口頭禪也與書有關，“按照書裏面的說法……”

更重要的原因是，沒有身份證帶來的麻煩侷限了他的生活。火車飛機都無法乘坐、連辦理手機號、銀行開卡都需要借用朋友的身份信息。工資通常是發現金，生病了也只能去小診所。

移動互聯網迅速向前的年代，廖銀超卻猶如身處斷層。直到回到重慶老家補辦了新身份證，他才註冊了微信。

十幾年前遠走他鄉，他說自己曾憧憬過許多美好，那些陽光的、自由的、新鮮的生活，後來才發現現實不同於幻想，找不到活兒、進不了廠、沒有熟人的日子令人崩潰，還有被老闆剋扣工資的時候，他更覺無助。

他也曾思念家人，在手機上搜索重慶大足、父母妹妹的名字，沒找到什麼有效信息。內心的想法也從最開始的“在外面做出點成績就回去”，轉變爲“這麼多年還是這樣，昏昏庸庸”。

這些苦楚還能忍受，直到身體日益顯現的病痛擊垮他。

2016年開始，廖銀超出現高血壓，總是頭昏腦脹，高壓數值最高時飆到200多mmHg。2019年7月開始，狀態更差了，頻繁嘔吐，飯量直線下降，體重在一個月內驟降10斤。

生病之後，他堅定了“更不能回家”的念頭。

兒子回家後，家人亦不敢追問他在外流浪的細節，怕他受刺激再次離開。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去年一年，公益組織救助了46名大學生流浪者

與廖銀超類似的案例，僅在2019年，“讓愛回家”就救助了46名大學生流浪者。

志願者們遇到過形形色色的流浪者，大概分爲四類：神志不清迷路的老人；沉迷遊戲或與家人賭氣離家的青少年；到大城市打拼的農民工；期待值更高但連遇挫折的大學生。 

創始人張世偉從2001年就開始零散救助流浪者，他觀察到一個變化：十年前街頭流浪乞討的主要是老人小孩，現在年輕人的比例越來越多，送返流浪人員回家的省份中，廣西、湖南和四川的人數位列前三。

那些寧願露宿街頭也不願回家的理由各不相同，比如排在前幾位的是：賺不到錢沒有面子、離婚、跟父母鬧矛盾、父母雙亡等等。

陳敬宏把志願者救助比作流浪者和親屬間的橋樑，“其實經過勸說救助，10個人裏面有9個都願意回家。”

三年時間裏，他陸續救助的流浪者中，年紀最小的只有18歲，年紀最大的是70多歲，男性居多。有接近30%的人和廖銀超一樣，沒有身份證，漂泊在外打零工，通常寄宿於橋洞、綠化帶和公園涼亭，成爲五金、電子廠的臨時工，或是在網購節日密集的下半年，找到一份快遞員或搬運工的工作。

“我覺得這是缺乏社會教育，我們成長的教育體系大多隻是知識教育，教你考高分，但沒教你遇到挫折之後怎麼化解。”張世偉說，那些主動選擇流浪的大學生們，既有國內名校的高材生，也有海外歸來的留學生。

2018年“讓愛回家”曾救助過一位姓曹的流浪者，已在外遊蕩14年。被發現時，曹某身體已有多處潰爛，經志願者溝通後才得知，這是一位重慶大學畢業，留德兩年的海歸。曹某因在海外打工被認定爲非法勞工，遣送回國後學歷檔案被消除，打工一路不順，因此喪失對生活的信心。

那些比普通流浪者擁有更高學歷的大學生流浪者，大多在離家的初期對自己抱有很高的期待值，爲自己預設了更高的目標，當屢次遭遇不順，便無法面對家人。

於是，像廖銀超一樣，他們大多選擇一邊流浪、一邊打零工果腹的生存狀態。那些逃避現實的狀態，在張世偉看來是一種內心自私的行爲。

在被志願者找到，併成功送回家的流浪者中，有不到2%的人會跑出來再次成爲流浪者。但更多的人會重新開始新人生。張世偉說，他們曾救助過一位身陷傳銷15年的大學生，在街頭露宿被救助回家後，重新學習網絡找到了月薪14000元的工作。

家族陰影：妹妹從未走出過老家

從郵亭鎮上的一條小巷右拐，就能找到通往元通村的路。

村裏年輕人不多，大多剩下老人和小孩在家。條件好一點的人家，跑到街上去買了明亮寬敞的商品房，條件差一點，也都在村裏翻新了老房，貼上亮白的瓷磚。

廖家的老宅緊挨着一片竹林，這棟有着30年曆史的二層磚房，幾乎是村裏最破舊的。

外面下雨，家裏便漏雨。二樓屋頂的瓦片參差耷拉着，藍白條的塑料布被壓在瓦片下兜水；每個房間的牆壁都發黴破損，露出粗糙的磚體；家裏雜物凌亂，幾乎找不到一件完好像樣的傢俱。全家最顯朝氣的是堂屋牆上妹妹一家的春節合影，以及孩子們滿牆的獎狀。

村裏條件好一點的家庭大多在城裏買了房，只有廖家的二層磚房還維持着30年前的模樣。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廖家老父母年邁，每月收入都來自低保。家裏唯一的男性青壯年是廖銀超的妹夫，在工地上幫人開車拉材料賺些家用。

家裏經濟窘困，但妹妹還是花費千元專門給哥哥添置了一張淡黃色的新牀，那是家裏唯一完整的傢俱，廖銀超藍色的襯衣、黑色的褲子通通是新買的。母親還特意買了雞和鴨，50元一隻，散養在家裏，養肥了給兒子補身體。

過去，妹妹只需照顧父母和孩子，如今擔子更重了。廖銀超的狀態並不算太好，即便坐着也不能太久，大部分時間需要臥牀休息，連洗臉洗腳都需妹妹上手幫襯。

廖銀超話少，家人與他相處便也小心翼翼。回家至今的40來天，大家達成了共識，只做關懷的舉動，不敢深入多問，生怕失了分寸刺激他再跑掉。

廖銀超的牀，是妹妹花了千餘元買回來的，也是家中爲數不多的完好傢俱。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廖銀超還在家的那些年，廖家的生活並不算難過。那時，全村人的生計大多依託附近的五金市場，家家戶戶都做不鏽鋼刀這一行。

在當時的元通村，廖銀超是唯一的大學生，還是學醫，算得上是全家人的希望和驕傲。家裏人曾暢想過廖銀超畢業後的生活規劃，回到鎮上開個小診所，能養家就行。

爲了給兒子讀大專攢學費和生活費，廖銀超的父親成了村裏數一數二能喫苦的人，通宵不休息是常事。一把刀的賣價是2塊5，刨去成本能賺一半，一家人一天能做幾十把，錢實在湊不夠還曾借債。

但廖銀超的突然失蹤，讓這個家庭不斷向下。

堂妹廖英清楚記得，堂哥失蹤後的一年春節，寒冬臘月的天氣，廖父在自家田裏大哭。

廖父不止一次出現過輕生念頭。女兒女婿曾發現他偷偷購買農藥，被家人拿走。還有一次，他跑到附近的一個崖邊想跳下，被廖英的父親攔下。家人說，廖銀超的母親也偶爾神志不太清醒。

廖銀超莫名失聯的恐懼也深植在廖家人的心裏。

妹妹廖建超已經36歲，從沒走出過大足，也不被允許外出上班。婚後，她和丈夫前前後後生育了5個孩子，最大的16歲，最小的9歲，“或多或少都是受到‘那件事’的影響”。

堂妹廖英畢業於重慶師範大學，高考那年想報考外地學校，被家人勸說阻撓。廖家的一位小輩侄女，曾找了甘肅的男朋友，遭到全家反對，最後的結婚對象被指定爲家門口知根知底的男人。

每天下午三點到五點，村裏的廣播會定時播放音樂和資訊。家人們會搬個凳子到院壩來聽，這是一天中這個家裏最充滿生機的一刻：鴨子和雞羣從這頭跑到那頭，一隻瘦弱的灰色貓咪會跳上桌子翻找遺留的食物，掉毛的黃狗趴在豬圈門口。

這十幾年唯一不變的是家中時不時飛進飛出的燕子，它們銜來黃泥和小枯枝，在廖家堂屋高高的牆壁處搭了一個窩，還在裏面誕育了幼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