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职业的敬畏是最好的防疫措施
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职业的敬畏是最好的防疫措施
一、对自然的敬畏
2020，多好的一个数字。谁也没有想到，好端端的一个春节没有过好；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蝙蝠，会扇起这么大的风波；谁也没有想到，因为好吃个东西，会惹来这么大的灾祸。
民以食为天。
关于吃，自古即有风雅之说。《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传为佳话，演变成“莼鲈之思”。
也有饕餮之举，宋代梅尧臣有诗云：退之来潮阳，始惮飧笼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虾蟆。意思是韩愈刚到潮阳，开始时也怕吃蛇；柳宗元到了柳州，没多久就坦然地吃起了虾蟆。人嘴一张，真是什么毒物都敢吃，但梅诗人要说的其实是河豚的美味且剧毒：二物虽可憎，性命无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他是苦口婆心的告诫：虽然蛇和虾蟆两样形状古怪，令人厌恶，吃对人性命没什么妨害，不用担惊受怕，河豚鱼的味道虽然超过它们，但隐藏的祸患无边无涯。
但人就是这样奇怪，很讲究理性又非常感性，所以拼死吃河豚。
就是高雅如苏轼也不能免俗，他也有一些“吃”诗是关于河豚的，如：似闻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说的是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鳐柱、河豚鱼近之耳，这足见其对河豚的念念不忘了。他的另一首诗《崇春江晓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我们引用的时候往往取其“春江水暖鸭先知”身临其境才能知其事实的寓意，其实他的本意是在春天时节身临其境，美味河豚引其食指大动啊！
《红楼梦》里贾母对宝黛两人最疼爱。75回里，对着各房孝敬她的美味珍馐，贾母说：这一碗笋和这一盘风腌果子狸给颦儿宝玉两个吃去。其中提到的果子狸就是2003年非典SARS病毒传播的罪魁祸首，历来被诸多王公贵戚视为山中珍品、桌上佳肴。这果子狸当时估计也没有家养的，野生果子狸免疫力强、不易生病，成为许多病毒传播的中间宿主，携带有旋毛虫、斯氏狸殖吸虫等多种寄生虫，可损伤人类的肺部与中枢神经，而非典以后果子狸就从人们桌上的美味变成眼里的魔鬼、心里的伤痛了。
但果子狸还并非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2013年香港大学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称，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某种蝙蝠，果子狸只是中间宿主，原来今冬臭名昭著的蝙蝠才是正主！可惜不知人们是忘了还是无知。
蝙蝠是许多病毒的自然宿主，包括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狂犬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等。由于其特殊的免疫系统，携带病毒却极少出现病症。但它栖息的环境往往是远离人类的阴暗树洞、岩缝，少有人至的顶楼、古建筑。韩愈诗云：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是人类自己开门揖盗，是我们的贪欲引火烧身。
人类往往忘记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一切的灾难都是人类自找的。
这里引用古人诗句既不想掉书袋，也不仅仅说说舌尖上的事儿，而是说贪婪是人类的本性。曾几何时，非典伤痛犹存，人们就一如既往地热衷于对野生动物的猎杀与噬食。现在我们众口讨伐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其实，哪个地方没有这样的市场？现在我们铁心拒食野生动物，曾记否？不久的过去，多少人还曾在宴席上既紧张又刺激地夹起主人神秘又矜持地介绍的某某野肉。天上的麻雀、陆上的黄狼、水里的青蛙、山里的穿山甲五步蛇，小的蚂蚱、蝎子，大的鳄鱼、鲨鱼。烹、炸、煎、炒、炖，无所不施其极。小龙虾里有肺吸虫，容易造成“横纹肌溶解症”，大江南北，夏夜霓虹，摊边店头，嘬嘴咂舌，你见过几个人怕来？历史会不断重演，过了一年你不会吃，三、五年可能半推半就，十年你就真正淡忘了，相信那时，食野行动又在侥幸的跃跃欲试中演变成凶猛的时尚风潮。周而复始，伤而结疤，愈而复伤。人们就是这样绞尽脑汁惜命又肆无忌惮伤身，痛定思痛又善于忘记。
黑格尔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是，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诚哉，斯言！
同样，我们在诅咒这些不法商贩、贪吃蝙蝠者的时候，可知这些引出滔天祸罪的伤人者也是受害者。问题是只知道利益、善打法律擦边球的商人又何知病毒如此的严重，平时连买书都心疼的饕餮之徒怎么会阅读那些顶尖专业杂志？
我们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不知有没有有毒生物禁售法（有毒还售卖？问题有点傻），哪些动物毒性大不可食用、不可售卖，需要专业机构明文颁布，专业单位强力执行。这次灾祸已经发生，我相信，以后还提起蝙蝠，就像果子狸，不要说出售，就是出现也会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野生动物何止千万，不要出事了就信誓旦旦要与动物和平共处，要善待自然，人类的贪欲不可能因为这次的新冠病毒而有所收敛，过去是这样，只不过是不知下一个轮到什么动物？下一次病毒又进化到什么水平？
人造肉无法替代自然选择的野生肉美味，我们必然还要猎取野生动物，觅食是人类的本能，猎奇是人类的天性。在自身发展中无休止地索取，这是人类的天然局限；在因贪婪而受到伤害后的自省，这也应该是人类与恐龙等低等动物的根本区别吧。
每次征服自然，自然都在暗处伺机报复我们，我们应该在索取与敬畏之间去寻找那个平衡点。
二、对职业的敬畏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是昔日的元宵盛景，今年花没有千树，路上也看不到宝马雕车、鱼龙舞了，过去一席难求的元宵晚会都没有现场观众了。
就目前形势看，这标标准准是一场战争，一场看不见敌人、看不到硝烟但已全国总动员、全民皆战士的卫国战争。
抗疫也已经发展到世上最细密、最周全的程度了，几天不出，前天出去采购，小区门口在检查出入证，颇有一点电视的镜头感。微信传的每个村口都有封堵，每个小区都有把关算是眼见为实了。可以想象，在这个新冠肆虐的元宵节，多少人放弃团圆，选择坚守。
套用一个金句：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在阵阵鞭炮声中，我在想，大动干戈以致虚惊一场与亦步亦趋以致被动出击的成本与结果到底哪个更合算？这得由专业机构去测算。
正因为敌人是看不见的病毒，所以灵敏的意识与高度的预判是制敌的关键。
我想到了一则关于扁鹊三兄弟的寓言：扁鹊的医术非常高明，用神医来形容也不为过。有一天，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家三兄弟的医术都很高明，那到底哪一位的医术水平才是最高的呢？”扁鹊回说：“大哥的医术最好，二哥的医术排名第二，而我则是最差的。”魏文王非常疑惑，又问：“那为什么医术最差的你却最出名呢？”扁鹊回答说：“大哥主要是在病人的病情发作之前对他们进行治疗，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不知道他帮人铲除了病根，因此大哥的名气根本没有办法让很多人知道；而二哥治病主要是在病人刚刚发作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他仅仅可以治那些很轻的小病，因此他的名气也不是很大；而我跟他们两个不同，我治病主要是在人们病情极其严重的时候，很多人都可以看见我在经脉上放血，穿针在皮肤上，做很多大的手术，所以大家都认为我的医术最为高明，所以名气很大。”
这个故事的启示之一就是： 最好的防治是“事前控制”，其次是“事初控制”。
怎么做到最好的防控？
更多的一线信息，更好的推演模型，更长远的决策，更强力的执行。
按我的浅见，把抗疫粗分为一部六线：总指挥部，临床研究，人员追踪，定位堵截，诊断治疗，后勤支援，宣传发动六条线。临床研究是前提，人员追踪是基础，定位堵截是根本，诊断治疗是治标，后勤支援是保障。这六条线独立又联动，在临床研究之后应该同时启动，根据疫情随时调整，而总指挥部是首脑，无处不在：信息流转、策略调整、资源整合，强力实施。
不妨来捋一捋这次疫情的来龙。
首先是科研与防控的关系之惑，也就是我所谓的临床研究这一线。因为，所有防控的策略与行动都是基于科学研究的进展。
面对疫情，科学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也是逐步清晰与深入的，比如传染源的确定，症状表现的诡秘、传染途径的增多，防治方法的多样化与精准化。研究也可能出错，甚至有些研究者自身也被病毒感染，这是科研必经的坎坷。
但让人困惑的是：
去年12月26日中疾控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病毒学专家、复旦大学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兼职教授张永振团队收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一份。1月5日上午，该中心从标本中检测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于1月10日向外界公布了该病毒基因序列。
12月30日晚10时，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团队受武汉市疾控中心委托，检测了若干病人的样本。1月2日，她们获得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证实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1月5日，分离获得了病毒。1月11日，受国家卫健委指派，她们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1月21日，南开大学高山科研组在中文核心期刊《生物信息学》上发表了论文《武汉2019 病毒序列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1月24日，武汉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在《柳叶刀》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最初的武汉市41个病例中，有14例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并认为华南海鲜市场不是唯一的疫源地。武汉金银潭医院收治的首个感染者发病日期可以追溯至12月1日，且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这意味首次感染人或早至11月，病毒先是在人群中传播，直到12月末在华南海鲜市场聚集性暴发。
1月29日中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与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于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一篇文章，中疾控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也是共同作者。文章通过分析截至1月22日的425例新冠肺炎患者发现，在2020年1月1日前发病的病例中，有55％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而在此后发病的病例中，仅8.6％与海鲜市场相关。
这是否意味着病毒的高传染性呢？对此，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表示，“从这篇文章看（冯、杨、高文），国家疾控中心早在1月的头几天就已经掌握了明确的病毒人传人的证据……那么这个消息是在哪个步骤被掩盖了？”
截至1月底，中国科学家已总共在《柳叶刀》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6篇文章。众所周知，论文的发表有案例搜集、实验检验、数据整理、推理论证等多个环节，都需要一定时日，在他们忙乎的时候，这些有指导意义的数据与结论，有没有及时用在抗疫过程中呢？
在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冠病例258例的1月22日凌晨，湖北才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在500多万人从武汉撒向五湖四海乃至五大洲四大洋时，我们才大梦初觉般起来应战，这与那些新颖观点或者发表在超牛杂志上的论文有多少干系？
如果没有或者不能及时提供决策依据，那么要这些劳什子干什么呢？仅仅为那些科学家增资涨誉？
要知道，哪怕是提前一天甚至一个小时，战场上甚至一分钟都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其次是总指挥部，这是关键之关键，分五部分说说。
1、监控与决策的关系
03年“非典”时暴露出重大问题的传染病监控系统，在04年得到重建。中疾控原副主任杨功焕介绍说，国家CDC建立了一套网络直报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只要发现传染性病例、包括不明原因肺炎，医院都要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所有各级疾控部门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CDC有一组人专门监测，每天写分析报告。一旦发现不明肺炎在一个地方超过5例，（这次的新冠什么时间超过5例了？）就自动触发核查机制：由CDC派人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病人的访视、采取样本。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并不是逐级报告，而是只要医院在网络系统中点击报告了病例，中疾控第一时间就应该收到，“在全国所有的地方，只要下边报告、点了，哪怕是点一例，我们都能在系统上第一时间看到”。
但中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也表示，中国疾控系统可以收集和分析数据，但不是决策机构。疫情只有授权你才能谈，而且对防疫工作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
请问，病例出现到监控启动到科学研究再到决策行动，这里是如何联动并随时调整的？
这套疫情防控机制我不了解，但我还是晓得一些平时看来严密科学的制度，一遇大事要么大而无当，要么一无卵用。
2、专业与决策的关系。
12月29日，在收治多个来自同一地点的病例后，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最早上报疫情。她收治的显然不是武汉第一例，上面那个传染病监控系统此前在起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说。
且先看看这位专业人士的做法：
2019年12月26日上午，一对老夫妇到张继先所在医院看病。张继先曾参与03年“非典”疫情防治，对传染病疫情有着高度敏感性。当她看到CT片时立感“这里有问题”。后来证明，这就是新冠肺炎毛玻璃结节典型CT。在得知老人生病的这几天都是儿子在照顾他们后，张继先叫来他们的儿子。虽然他当时没有任何症状，但肺部CT显示其肺部已经感染。“一般来说，一家来看病，只会有一个病人，不会三口同时得一样的病，除非是传染病！”很快，张继先的判断就得到了证实。同一天，还有一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症状和肺部CT结果显示与那一家三口一样。甲流、乙流、合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等与症状相关的检查，她都让病人做了一遍，结果都不是。张继先开始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27日，她将这四个人的情况向业务院长、医院院感办和医务部作了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没两天，张继先所在医院陆续又收治了更多类似病人，他们的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只是轻重有别。张继先敏锐地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又向医院进行了报告，并建议医院召开多部门会诊。
敏锐，只能在枪林弹雨的磨砺中练就。
12月29日下午一点，分管院长叫齐各科专家，对收治的几个病例逐一讨论，结果发现，除了症状类似，大部分人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夏文广副院长立即决定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的疾控处报告。12月29日是个星期日，但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接到报告后快速反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来到医院，正式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有过战“非典”经验的张继先深知“疫情发现越早越有利于控制”。在引起专家组重视之前，她就已经采取了隔离措施，早在12月27日上午便将收治的那4个疑似病例单独隔离。她在呼吸科的病房中隔出了一块区域，并将4个病例统一安排在了这个相对独立的地方。同时，经验丰富的她还预警科里的医护人员“这个病可能有传染性”，并带领大家主动做好自我防护。随后，她从网上又团购了30件帆布衣服用作防护。为什么团购而不是让单位配发，她说：“如果医院配发的话需要订做，而网上买能够很快到货。”
速度，只有一线战士才真正懂得它对战斗的重要性。
除了对人做好防护，张继先当时还对医疗物品做出了针对性规定。她要求，隔离区内的所有医疗用品均不可与其他病人的混用。为了避免二次感染，她还把医疗废弃物全部单独处理。
这些措施在当时看起来有些“过”，但非典的教训过于惨痛，一根弦永远绷在张继先的脑子里。对于团队来说，张继先的这种“过”最终成了不幸中的万幸。截止2月初，张继先和她的团队无一人感染。面对采访，她说：“我从那个时候（2003年）就有感觉了，什么叫公共事件，什么叫群体事件。”
谨慎，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谨慎，因为每一个疏忽都将付出血甚至生命的代价。
不幸的是，不是所有的人包括医生，都有这么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高度的警惕的！说实话，也不可能都有。
其实，12月27日武汉市第一医院就出现医务人员感染。
12月30日，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呼吸科住院部也接诊了新冠患者，不过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病，治疗方法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后来该院呼吸科六七位医护被感染。
1月1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发现首例医护感染。
1月5日武汉同济医院和武汉市红十字医院首发。
1月10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首发，该医院医务人员后被确诊92例，疑似102例。
1月26日武汉市红十字医院已经有30多名医护人员住院，另有30多名医护人员被隔离。
有医生说，每天大量发热患者到发热门诊看病，疑似患者和普通发热患者混杂在一起，整个医院都被污染了。人堆起来了，环境也比较狭小、密闭，这不就是感染的最高危环境么？
连攻击敌人的中坚力量都能被敌人瓦解，这仗还怎么打？大量的信息告示我们，敌人已经逼近到我们的鼻子底下，难道非要到卢沟桥事变才能确认日本的侵略？
难道我们就没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应对传染病的机制吗？
此时，多么需要专家型的领导或者善于听取专家意见的领导，起码首先在医疗系统内部来沟通信息，指挥调度啊。
战争时期为什么需要一线战士的线索？因为他们的嗅觉最灵敏。为什么要听从谋士的意见？因为在最困难最复杂最难测的地方他们最权威。为什么要靠前指挥？因为这样才能接地气合实际。
现在我们为张继先记功，这是对她的肯定。她有抗非经验，又有一手资料，既然她能有此敏锐，洞悉先机，那么当她上报以后，有没有听取一下她的防疫建议呢？
武汉市医院一百多家，三甲也有五六十家，她不过是一个还排不上前五的医院的一个科室主任。当然，我们是有一帮子忙着写论文的科学家在研究。
有人说，从来就没有怀才不遇，只有怀才不够。是的，这是从人的主观角度看；如果从客观角度看，从来也就没有什么世无千里马，而是没有伯乐啊！
想当初，解放军多少从马背上诞生的将领打败黄埔优秀生。真正的将，永远是在战场上通过血与火的洗礼锻炼出来的。平时你看不出，一旦有事，优劣毕现。
插一段《三国》，第三十回著名的官渡之战：袁绍兴兵望官渡进发。沮授曰：“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矣。”绍怒曰：“田丰慢我军心，吾回日必斩之。汝安敢又如此！”
曹军新到，闻之皆惧。操与众谋士商议。荀攸曰：“绍军虽多，不足惧也。我军俱精锐之士，无不一以当十。但利在急战。若迁延日月，粮草不敷，事可忧矣。”操曰：“所言正合吾意。”
（形势就明摆在那儿，谋士同样的分析，不同主帅就有不同的反应。）
许攸，少时曾与曹操为友，此时却在袁绍处为谋士。巡者搜得使者所赍曹操催粮书信，径来见绍曰：“曹操屯军官渡，与我相持已久，许昌必空虚；若分一军星夜掩袭许昌，则许昌可拔，而操可擒也。今操粮草已尽，正可乘此机会，两路击之。”绍曰：“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计也。”攸曰：“今若不取，后将反受其害。” 正话间，忽有使者自邺郡来，呈上审配书。书中先说运粮事；后言许攸在冀州时，尝滥受民间财物，且纵令子侄辈多科税，钱粮入己，今已收其子侄下狱矣。绍见书大怒曰：“滥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耶！汝与曹操有旧，想今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本当斩首，今权且寄头在项！可速退出，今后不许相见！”（前后方无区别，事情不经过辨析。）
许攸出，仰天长叹，径投曹寨，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子远肯来，吾事济矣！”攸曰：“明公以孤军抗大敌，而不求急胜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过三日，使袁绍百万之众，不战自破。明公还肯听否？”操喜曰：“愿闻良策。”攸曰：“袁绍军粮辎重，尽积乌巢，今拨淳于琼守把，琼嗜酒无备。公可选精兵诈称袁将蒋奇领兵到彼护粮，乘间烧其粮草辎重，则绍军不三日将自乱矣。”操大喜，重待许攸，留于塞中。次日，操自选马步军士五千，准备往乌巢劫粮。张辽曰：“袁绍屯粮之所，安得无备？丞相未可轻往，恐许攸有诈。”操曰：“不然，许攸此来，天败袁绍。今吾军粮不给，难以久持；若不用许攸之计，是坐而待困也。彼若有诈，安肯留我寨中？且吾亦欲劫寨久矣。今劫粮之举，计在必行，君请勿疑。”
（一个是好谋而寡断，挟小而傲下；一个是善听而决断，推心而乐纳。）
战将在战场第一线，他们的结论更敏锐、更符合实际；主帅站在战略层面，考虑的会比部下更全面、更长远。理论上，两相结合，相得益彰。实际上，到底是听取意见还是专断独行，这实在是一个难题。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解放战争中表现得自如洒脱：对于林彪先打锦州犹豫的严厉与专断，20多封电报命令；对于粟裕反对中央关于新四军三个纵队下江南战略决策的尊重与悦纳，并专程请粟裕到中央讲述情况。
主帅应该有高于下属的战略眼光，也应该有纳谏如流的谦逊胸怀。
3、疫情与舆情的关系
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某听同事说，急诊科隔离了7名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的SARS病人，下午5点多他在大学同学群发了这一消息。当晚8点，武汉协和医院肿瘤科医生谢某也在她肿瘤中心的微信群内警示：传染病院的师妹们在同门群里发消息，近期不要到华南海鲜市场去，那里现在发生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今天我们医院已收治了多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消息通过网络迅速传播------
定性为谣言。首先明确什么是谣言？谣言应该是没有根据、不合逻辑、有悖事理的话。在已有疫情上报的情况下，8位专业人士的预警，竟然视之为谣言！
训诫是解决疫情的办法吗？是不是先前很多事情在训诫、掩盖中消失了，这次又想重操故技？只是，新冠君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
12月31日下午武健委通报：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但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并指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中”，该病“可防可控”。
“正在进行”无可非议，“可防可控”是基于严肃充足的科学依据，还是惯用的政治术语？
政治是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可以助力，也可成为阻力；政治可以是笃厚，也可以是权术，看用什么，谁用。
现在全社会都轰轰烈烈地提倡工匠精神，它是什么？
其一就是对职业保持一贯的精细。平时，细末功夫做到家，现在看来，不少工作比如上面说到的市场管理，看似琐屑但很重要，确实平淡却很伟大。我们的功夫做到家了吗？
其二就是高度的职业敏感与热情。就像防疫，尤其是不明原因的新型疫情不可能经常发生，所以容易疏忽；但一旦发生就是灾难，所以要时刻警惕。这是疫情的特性，也是防疫的特点。
这次2019-nCov病毒是上次SARS病毒的近亲，但却有更强的传染性。通过临床实践发现，病人从出现症状到就诊，中间时差有6天之久，13.3%的死亡病例出现症状10天以上才去医院就诊；而且和非典不同的是，不是所有人感染后都会发热、咳嗽。这是几乎让所有人迷惑松懈的地方。但如果从专业的角度去看，疫情信号十分强烈。
或许，面临春节，公开疫情容易造成恐慌，但隐瞒或拖延就能平安无事、万事大吉了吗？逃避麻烦，麻烦会成倍找你。大人常这样教育孩子，现在偷的懒，都是给未来挖的坑、埋的雷。可那些个大人又能做到多少？我们有多少讲给别人听的鸡汤！
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时段，为了春节快乐，出发点不错，但传染疫情与其他民事事件不同，既隐形又爆烈，拖延隐瞒焉能逃避？
为什么拖延隐瞒？无非是经验使然，一些事在拖延中由别人解决了；一些事在隐瞒中消失了。而超前布控，一来麻烦，春节是万民皆休的时节，此时行动更可能被人讥为小题大做，做事不够稳重，政治不够成熟------当然这是我的妄加猜测。
都去看看我们的张继先医生，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的。
中国何以伟大？不是别人，正是千千万万像她那样的工匠撑起了我们可爱大中国的脊梁。
苛刻一点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有的官员平时里锦上添花，顺水推舟是那么轰轰烈烈、慷慨激昂；而关键时刻，未雨绸缪，力挽狂澜就显得左支右拙、捉襟见肘了。
平和一点来说，没有专业技术不是你的错，从善如流即可；水平不高也罢，敬业一点就行。切莫自以为是，还要率性而为。
2020年1月1日，全国各路媒体闻风而来，华南海鲜市场才正式休市。（2019年12月8日，华南海鲜市场发现数例新冠患者，到2020年1月1日关闭这个市场，时隔22天。）
1月18日，在本地不断新增病例，泰国、日本都有新增与武汉关联的新冠病例时，还举行“万家宴”。甚至1月20、21日都有群聚性官方活动，就有点讽刺意味了。
想要社会繁荣，人心稳定，不是靠这些轰轰烈烈的活动获取的，而是靠扎扎实实的工作成就的。
其三是对职业的敬畏，这已经关乎人的品性了。
12月27日武汉市第一医院医务人员感染。
1月1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首例医护感染。
1月5日武汉同济医院和武汉市红十字医院首发。
1月10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首发。
12月31日武健委通报：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11日，再次重申“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这是肿么肥尸？这里面藏什么玄机？我不懂政治，但我知道，最大的政治智慧是真实而不是欺骗，尤其在重大时刻，因为一切小聪小明都会被铁的事实刺破。
这给不明就里的医生治疗带来多少危险？而百姓也不是小孩，需要你保护，但不需要你用哄娃娃的方式来对待。
1月20日晚，钟南山在与央视《新闻1+1》的直播连线中，肯定了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并称，有14名医务人员在护理一名患者过程中被感染。
随即1月21日武健委通报确认：该市共有15名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有1名为疑似病例。
事发后的老实相不能掩盖事发前的小算盘。
更不要用维稳做借口，看如今，当得知武汉有难，全国上下万众一心，齐心抗疫。
事实证明，社会最大的稳定剂是真相，而不是谎言。
所幸，中央明察。
再有：
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市发布封城通告。封城，对武汉、对武汉人意味着什么？这是非常壮烈的，但做这个决定实际没有多少难处。疫情爆发式增长，宣布武汉为疫区、封城是遏制当前疫情失控的最佳方法。但既然忍痛封城，为什么还要有八小时的窗口时间，以致近30万人仓皇出逃。大家自行脑补一下那个撒胡椒面的场面。
我不苛责任何人。人非神仙，无法预知未来，行动更不可能十全十美。妄加一下揣测，这种灾难落在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不过有句话说得好，灾难是一面x光镜，能照出我们的骨骼与灵魂。
4、技术与措施的关系
1月15日武健委发布的一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首次确认“家庭聚集性病例”的出现。这意味着明确了新冠病毒的传染性。
防控传染病传染的关键措施是什么？是隔离，第一时间隔离，病患与健康者，病患与医护，而隔离的前提条件就是人员的停止流动。当500万人洒遍天下时，已经错失了第一时机。
控制传染病传染的首要条件是什么？是速度。1月23日封城，1月26日晚9时40分湖北省防控指挥部宣布，目前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此时500万患者与疑似患者早已渗入神州大地、五洲四洋的各个角落，灾难几近灭顶！但无论多繁杂可怕，马上行动是唯一正解。
不久的后来（从宣传发动角度来说太久了！）网上广传的ABCD四种人的推演模式：有武汉接触史的A，行途中接触A的不知名不知情者B，A在久居处接触的C，A久居处居家没有外出的D。最大的隐患是B，以及B后来碰到的2B、3B了。感觉已是汪洋大海了。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应用在制定防控措施的模型之中。我只知道这模式应该在最早的时候用最通俗的方式宣传到最基层、最广大的人群中，让人们尽早知道人员流动的危害
这还仅仅是客观模型分析，看不见的病毒传染还充分体现人性的弱点：100个人里面80个人严防死守，18个人无所谓，2个人到处作死，这2个人就会通过18个人让80个人努力白费。这种对人性的考量不知对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有多少影响。
你不是病人，你痛恨病毒携带者的乱窜；你是病人，你在四窜争取最好的医疗资源或者因为无知恐慌而千方百计地逃避。
武汉人在武汉，大家喊加油；武汉人在你的所在地，大家就￥#@*&。
别忘了，你我就是没有生病的武汉人；武汉人就是生了病的你我！
我对自己小时候前辈讲唐山大地震时的一个小故事印象比较深刻：巡逻队在风雨交加中抓住了一个双臂挂满从死尸上扒下的手表（那时手表绝对是一种奢侈品）的老太。
这几天在群里看到多少像把唾液抹在电梯按钮上的奇葩作死者，在万众救灾之时千万别忘了，灾难唤醒良善，也刺激人性之恶之劣。现在发布了诸多惩治破坏抗疫救灾的条例，早该发了。其实在灾难中出现的趁火打劫太多了，可是，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从现在看来，超前防控、强力实施是极英明之举，但事前对病毒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如何决断？如何尽量超前？从技术角度看，在大力组织医疗力量的同时进行相关人员追踪：
1、数据集成
关于武汉及次生武汉旅客信息，国家铁路集团1月30日称，国铁已经专门成立团队，向各地政府至少依法提供了200以上批次的信息。欣慰之余，有点疑惑：已经成立，言下之意是临时组建吗？很多时候需要旅客信息，平时没有专门的应急机构，哪怕是召之即来的那种？30日称，大年初六？团队组建于这个日期前多少日？
同时国铁还宣称，铁路部门信息有局限，很多信息残缺，有的没电话号码、有的没住址、有的没身份证，查证困难。（是的，我们至今还没有全国房产联网信息。）
实名制的用户住址不一定是常住地或目的地，通信方式也不一定确定，看来这个大数据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神奇。可能我是谍战片看多了。
数据集成当然还需要全社会大数据共同搜寻。地图、打车、电商、外卖平台等互联网企业也可以通过APP授权调用用户手机位置数据，移动支付位置数据可以作为位置数据的有效补充。个人关系图谱也可通过各类社交平台、通信网络、通话记录、转账记录等数据搭建。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梳理追踪感染者的移动轨迹、人群接触史，建立个体关系图谱，定位疫情传播路径。
而三大电信运营商覆盖面更是世界第一，他们基于手机信令是能够有效定位用户的手机位置的，相信这是他们的用武之地。
只是，我有幸用的那个电信运营商有关寻人也好，宣传发动也好，迄今为止，没有超过十条。倒是微信微博常常被类似信息轰炸，虽然这些信息真假掺杂，让人莫辨是非。
2、模型计算
感染者会大幅增加吗？疫情会传播多久？哪里感染风险高？何时能够进入安全期？传染源都有哪些？根据模型模拟计算，是可以推演疫情的发展方向与规模的。
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于晓华曾发布微博称做了一个简单SIR模型，用SARS参数模拟新冠传播途径。
SIR模型是传染病模型中最经典的模型，其中S表示易感者，I表示感染者，R表示移出者：从病毒爆发后的大概90天到达高峰。第一例发现在12月8日，50天左右开始集中爆发(1月20日左右，较吻合)，90天左右达到高峰(预计3月上旬)，4个月左右接近尾声(四月上旬)，5月上旬疫情结束。这套模型预测结果显示社会与经济为疫情出沉重的代价。
近日也有国内团队对SIR模型进行扩展，提出了nV-SIR模型，使用本次疫情实际数据得出的相关参数，在乐观、中性、悲观三种情形下分别对湖北、全国的疫情发展趋势进行了模拟预测。结果表明，乐观情形湖北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和累计确诊人数拐点分别出现在2月7日及2月16日。全国拐点分别出现在2月11日与2月18日。
不过如果认识到位，措施得当，行动扎实，相当于加入了其它反向参数，那么最终结果也会改变，反之，亦反。
当然，人员太多、流动太过复杂，查询不可能由计算机完全替代，但越早启动并联动，越能精准定位工作的方向，减少工作的负担，尤其是传染的数量。
5、决策者与决策的关系
超前防控是类似扁鹊大哥的做法。但这种做法极可能是多此一举而遭来骂声，即使正确，人们没经大风浪时也感觉不到你做了什么，但是，这又恰恰最需要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和长远的眼光。
事初控制是扁鹊二哥的做派，这需要出手迅速、做事果断的魄力，虽然这极可能被人看为冒进鲁莽，即使成功，震撼效应也不一定会有。
我们是大哥、二哥vs三弟？
没有信息的积累、模型的计算、专家的参与的决策必然是毫无头绪，一无章法的。但这些都只是从某个角度提供依据，而且由于每次疫情不同，数据不连续、口径不一致等因素也会给模型计算带来偏差，专家意见的不同与深浅也会给决策带来困惑。
何去何从，还需要决策者的一锤定音。而决策者面对疫情决策的最大主观障碍就是行动的冒险性和对不符预期的后果的不可担当之重。
灾难的发生往往出人意料，其发展也难以预测，故而所有抗灾措施的预判都是极其困难的：大动干戈或许只能导致虚惊一场，到时被问责是逃不了的，还很可能劳民伤财以致怨声载道；而亦步亦趋显然异常被动，但随情行事也是最合理稳妥的。
我选某地陆续出台的防疫措施做个标本分析，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步到位。估计各地也都差不多。
1-25大年初一发布第1号通告
一、1月10日后，武汉接触史人员应主动接受登记，居家隔离观察14天。
二、取消公众聚集性活动、关闭公众聚集场所。
三、交通出入口对来自湖北等重点地区人员测温登记。不接待湖北旅游客。
四、各药店、诊所登记购买发热药人员。
五、农（集）贸市场取消活禽交易，清洗消杀。
1-27第2号通告：暂停发现病人地区的客运班线。
1-29第3号通告：从1月28日零时起，我市通往外县市的所有县、乡、村道在与外县市交界处临时管制。停止所有城乡、省市际客运、包车客运。乘坐公交时拒载不佩戴口罩者。
1-29第4号通告：对1月29日24时起从武汉等重点地区抵达人员集中医学观察14天。
1-29第5号通告：当前急需防疫物资。
2-3第6号通告：对1月21日起由温州返回或途经温州返回本地人员进行健康管理。
2-3第七号通告：2月3日起除生活必需品经营场所一律停业，必须戴口罩、测温进入。
而现在的防控规格之高，相信大家已经身受体感了。
实际上，新冠的救治只能靠不断的研究，短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防疫措施，也不可能一步到位，随着对疫情认识的深入，我们的措施也在不断加强。
而先行一步比见情行事强，叠加实施比逐项实施好。新冠的传染性特点在春节前已经很清楚了，彻底清查、严格隔离是为上策。如果实施添油战术，只能按住葫芦浮起瓢，治标不治本，遗患无穷。国共战争中，我军正是以局部绝对优势兵力一举而歼灭之的战略对付敌人，最终以弱胜强，打败国民党军的。
添油战术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敌情掌握不足，误判态势，导致投入兵力不足，二是畏首畏尾，打小算盘，怕一旦误判，遗人笑柄。
是的，世上没有哪一次灾难后果能被精准预测的，但遇事冷静不是遇事拖延，最佳战机往往稍纵即逝。
具体采取何种级别的防控措施，自然不能像通告时的“有序进行”的套话就可解决了事，这是令总指挥部最头痛的事。
而愿意在事前肯付出成本与事后实际付出成本之间的选择，根本就是一个薛定谔的猫的问题。想怎么付出，只在你一念之间。是广泛调查、深入研究，以制定措施；还是自以为是，个人意志。是勇对未知，敢于决断；还是消极等待，被动应付？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防疫过程中的几个事实：
在12月31日武汉第一次通报疫情当晚，香港食卫局召开专家会，评估防控措施；
1月3日，特首到西九龙高铁站视察出入境口岸的预防措施；
1月4日，港方通报7例疑似病例，并公布应变计划、启动“严重”（一级）应变级别；
1月8日，特区政府将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又：
1月27日国办发布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日的通知，前一天，苏州就已经下达通知2月9号上班。要知道，苏州是中国工业产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这是需要眼光和魄力的。
所有省份中，浙江是第一个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当时重灾区湖北还只是启动二级响应。
其实，救灾策略研究和其它任何科学研究的模式是一致的，前途不卜，只能是以实况调查为依据，以科学研究为标准，尤其以尽心尽职为底线。
孰去孰从？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其考量！
面对难以预测的疫情发展，很多时候不是你能把任何事情考虑得周周密密、稳稳妥妥，而是需要有勇气去冒险，更需要有一种献身事业的精神。沧海横流方显本色，岂因祸福避趋之！
在防疫的各个环节中还有很多需要回溯、推敲的地方。比如分级筛查、网格管理在资源未充分集结、有效整合时就投入使用，医疗、防治物资采购募集的混乱滞后，宣传发动覆盖面时效性欠佳等等问题。
当然决策者不是万能、全能的，他们权衡利弊也是世之常理，他们偏差缺漏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们应当更多从机制方面考虑，如何在不断的灾难中建立一套成熟的应急机制。
这段时间太多的故事让我们感动，但我们不能只有对抗苦难的坚韧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而有意无意隐藏对伤痛的挖掘。
因为珍爱生命，所以回首伤痛，在鼓劲加油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在流泪的同时放出更犀利的眼神。
好端端的一个春节没有过好，那是一件小事，什么时候能跨过这条坎，才是我们最终的希望与祈愿。我相信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冬天，也没有来不了的春天。
最后向一切为防疫贡献力量的人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