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年（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時年46歲的雍正帝面對內閣遞呈上來的一份奏摺，“哀慟不勝”，竟然以九五之尊做出親刺指血來批示的舉動，令朝臣既驚愕又感動。原來，此份恭呈御覽的摺子，是關於他的父親康熙山陵（皇陵）命名之事。

雍正朝乾夕惕下的反常之舉，令朝臣既驚愕又感動

丁卯。大學士等，恭擬聖祖仁皇帝陵名進呈。上覽奏，哀慟不勝。親刺指血，圈出景陵字樣。

按制，大行皇帝去世之後，其萬年吉地的命名以及具體規制都由嗣皇帝欽定，以示“孝敬”之意。如此看來雍正爲父親定陵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他卻做出哀痛之下以指血來圈示，朝臣自然是驚愕於他的反常，但轉瞬又感動於這位中年新主的赤忱孝思之情。

而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二月初，雍正剛剛爲持續長達八年之久的準噶爾部策妄阿拉布坦叛亂一事下達“不拘滿蒙漢擇其精練存留軍營”的詔旨，緊接着在初十召集諸王大臣澄清令允祿承襲莊親王博果鐸（承澤親王碩塞【太宗皇太極五子】長子）之爵系“恩加於私”的流言蜚語，十四日賑濟山東泗水旱災，十六批准河南黃河北岸築壩，可謂是內憂外患應接不暇。饒是如此，朝乾夕惕的他還能親力親爲操辦父親山陵事宜而非轉爲他人代勞，足以證明在大是大非面前，雍正可以始終保持一種清醒之態。

當然，爲山陵命名並不代表康熙的帝陵在雍正朝纔開始興建。早在康熙時期，他的吉地工程便開始營修，但令世人意想不到的是，整個景陵工程，從動工到徹底完善，竟然經歷了三代帝王長達70餘年的時間，在清朝陵寢史上也算是獨樹一幟了。而且在具體營修和規制上，景陵既有違制也存革新，對後世皇帝之陵影響深遠。

因情止理，康熙爲髮妻開兆葬先例

按照自古以來的漢式帝王兆葬制度，從西漢時期文帝劉恆的霸陵開始，便流傳下來這樣一個傳統，即每一位新帝繼位之初便應勘度萬年吉地和營修陵寢，但由於受諸多現實以及突發因素的影響，在大潮流之下也會有些許變動。

1661年（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年僅24歲的順治帝駕崩，遺命年甫8齡的皇三子玄燁繼位。正月初九登基的康熙，由於年幼需要四大輔臣輔政，好不容易於1667年（康熙六年）七月初七親政，又緊接着面臨“除鰲拜、撤三藩”的現狀，所以一直未有閒暇操心自己的吉地卜擇之事，直到後宮一位女子的去世，方令此事不得不提上議程。

這位女子便是1665年（康熙四年）九月初八與康熙帝大婚的髮妻嫡後赫舍里氏，1674年（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赫舍里氏因誕育皇次子（嫡子）胤礽難產崩逝，年方21歲，康熙爲此悲痛莫名。斯人已逝已成事實，接下來便是爲其辦理喪儀。對於尊崇漢風的康熙帝來說，自然是要按照漢氏喪葬的大框架來定。

而按照漢式葬法，赫舍里氏是康熙帝的髮妻嫡後（原配），自然理應與康熙合葬一處，即使加上康熙個人對赫舍里氏的情感作爲參考因素，也是同樣的選擇。故在此情形之下，建立自己的山陵更需加快進程，但由於當時正值三藩之亂，故在赫舍里氏去世兩個月後，只能先暫時安厝於鞏華城殯宮。經歷了一年半的時間，終於在1676年（康熙十五年）正月十三這一天，康熙帝向工、禮二部頒佈了一道諭旨，從“仁孝皇后陵寢已卜定於孝陵附近之山”，可以看出關於他未來的山陵基址已然擇定。

仁孝皇后陵寢已卜定於孝陵附近之山，理應備依典制營建，但目今軍需浩繁，民力維艱，著將地宮先行修造，其餘一應工程候國用充足之日次第舉行。

工程於27天之後（二月初十）正式破土興工，本來按照規定，山陵工程一旦開啓便會全面推行直到所有建築全部完成，但由於“軍需浩繁，民力維堅”而且赫舍里氏又亟待入葬的特殊情形，故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康熙決定採取“著將地宮先行修建，其餘一應工程次第舉行”的方式。即使如此，赫舍里氏與康熙的第二任皇后鈕祜祿氏還是直到1681年（康熙二十年）三月初八才葬入地宮。可想而知，如果不是赫舍里氏的去世，康熙山陵卜擇及營修之事最起碼會推遲到平定三藩之亂以後，更別說是兩位皇后的入葬了。

所幸，康熙違制前提下的山陵營修，也有其革新之處，成爲後世範本。按照漢式的風俗，不論皇后是否先於皇帝去世，都應當同時或者後於皇帝入葬地宮，以示尊卑有序符合綱常，康熙之前的永（祖陵）、福（努爾哈赤）、昭（皇太極）、孝（順治）四陵皆循此例。而到了康熙朝，卻變成了三位皇后皆先於皇帝入葬地宮（第三位孝懿皇后佟佳氏於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入葬）。如此做法，自然是康熙對幾位皇后的感情篤深以及敬重而來，而其後的乾隆、嘉慶、道光三朝也均採用此法，使其逐步成爲了一種定製。

同時，關於皇后去世之後的葬殮方式。按照滿洲舊制，是需要火化之後以“寶宮”（即骨灰盒）入葬地宮的，這是滿族積久形成的風俗。而仁孝皇后（赫舍里氏）崩逝後，康熙首次採用棺槨盛殮的方式，由火葬改爲土葬，其尊崇漢風的特點再一次得到印證。其後的清朝歷代帝后喪儀，均採用棺槨土葬的盛殮入葬之法，1738年（乾隆三年）三月，乾隆更是下令將土葬之法普及到全國。

指血定陵名，世宗爲彰孝父之意三破規制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69歲的康熙駕崩，皇四子胤禛繼位，以次年改元雍正。雖然在1781年（康熙二十年）底，康熙皇陵的陵宮等主體建築已基本完工，但由於受兆葬制度的影響，其前導部分按例需由嗣皇帝來完成，這也是爲何雍正在百忙之中仍要親自批示父親山陵陵名的原因所在，既是孝道本分也是常例所需，只不過他的親刺指血更顯孝忱，而爲了父親皇陵的具體規制所作的改變更是推陳出新。

1、碑匾皆由嗣皇帝御筆親書，且鈐蓋尊親寶文

朕早蒙皇考庭訓，仿學御書，常荷嘉獎。今景陵碑匾，朕亦敬謹書寫。非欲自耀己長，但以大禮所在，不親寫於心不安。爾諸臣可公同細看，不必定用朕書，須擇書法極好者用之，方愜朕心。

就在確定景陵之名的六個月後，先是欽天監擇吉卜定了康熙帝入葬地宮的吉日，後雍正於八月初十又做出非同以往的諭旨，他以“不親寫於心不安”，要親自爲景陵所有的碑匾御書以此“顯孝思而申愛慕”。

之所以說不同以往，是因爲按照舊例，雖然在大行皇帝正式入葬地宮之前，其山陵所有碑匾文字確實需要提前書寫鐫刻完畢，但在具體操作方面，向來是皇室成員中善書者以及南書房翰林院和工部爲主導，而今卻突然變成皇帝要親自書寫。當然，按照雍正自己的說法，是“不必定用朕書，須擇書法極者好用之”，朝臣們知道這只是皇帝的客套話而已，自然在“精挑細選”之下，以“御筆之妙天矩自然”爲由毫無疑問地令雍正御書中選。

並且在景陵的所有碑匾當中，落款處都會有雍正帝所首創的“雍正尊親之寶”的嗣皇帝尊親寶文。自此之後，除同治帝惠陵（同輩光緒繼位）之外，其餘帝陵的碑匾均由嗣皇帝親筆書寫、蓋嗣皇帝尊親寶文。

2、爲手足至交，開皇貴妃亦可祔葬帝陵地宮之先例

1723年（雍正元年）九月初一巳時（上午9—11點），康熙梓宮與同孝恭皇后烏雅氏還有敬敏皇貴妃章佳氏一起入葬地宮。烏雅氏雖然是追封的皇后之位，但畢竟是嗣皇帝的生母，所以按照康熙朝當年所創之制，與皇帝合葬地宮也屬當然。而這位敬敏皇貴妃卻爲何僅以皇貴妃之身即可祔葬帝陵，令人不由得心生好奇。

說到她的生平，可謂淡然無味波瀾不驚，生前沒能得到康熙的格外看重，直到其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五去世之時還是庶妃之身，沒多久也只是得了一個敏妃的追封位分（也算康熙稍作破例），同年十月入葬景陵妃園寢。但萬萬沒想到，在入葬妃園寢長達24年之後，竟然會被雍正下令改遷景陵地宮入葬。而且在此之前，雍正已於1723年（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追封她爲敬敏皇貴妃，連升兩級（妃—貴妃—皇貴妃），如此恩渥令人費解。

究其根本，只因她生了一個好兒子胤祥，雖然在生前沒能“母憑子貴”，但身後卻可以受到無數殊榮，全憑胤祥與雍正的關係比親兄弟還親，這也直接導致雍正愛屋及烏，對待章佳氏恩渥非凡。自章佳氏以皇貴妃之身入葬帝陵首開先例之後，皇貴妃祔葬帝陵之權便自此打通，其後的泰（敦肅皇貴妃年氏）、裕（慧賢皇貴妃高氏、淑嘉皇貴妃金佳氏、哲憫皇貴妃富察氏）二陵也皆沿此制。

3、爲顯孝敬，開創非主陵建聖德神功雙碑之制

前文說到，關於皇陵的前導建築應由嗣皇帝籌劃建造。而在一系列建築當中，卻有一樣成爲難題擺在了雍正的面前，它便是神功聖德碑亭。作爲敘述大行皇帝一生功績的功德碑，從孝道和情義來講，應當爲康熙建造，何況他還是在位時間超過一甲子的盛世之君。但如果從理論層面來說，卻無此先例。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其一，按照漢式兆葬，只有作爲整個皇家陵園的主陵，纔有權建造功德碑亭豎立神功聖德碑，其作用在於統馭全陵，以顯“衆星拱月”之意，這一點在明十三陵中有最直觀的體現（只有明成祖朱棣的長陵有神功聖德碑亭）；其二，在康熙景陵之前，昌瑞山已有孝陵建有神功聖德碑亭，並且作爲“入關第一帝”，順治的孝陵之主陵地位名正言順，既然已有主陵且已建功德碑亭，景陵再建便有違孝道和規制；其三，所謂的神功聖德碑，其命名源於《孔子家語.廟制》，意爲“祖有功而宗有德”。順治帝入主中原，對開建基業有大功，故“功大於德”，既可稱“世祖”的廟號也能建“神功聖德碑”，而康熙帝則不然，不論從後金努爾哈赤（第四位）或是順治帝（第二位）起算，單純理論層面，康熙都難以與“祖”掛鉤，自然也不能建立神功聖德碑。

我皇考大行皇帝纘繼大統，舊典本應稱宗。但《經》雲：祖有功而宗有德。我皇考鴻猷駿烈，冠古鑠今，拓宇開疆，極於無外。且六十餘年，手定太平，德洋恩溥，萬國來王。論繼統，則爲守成。論勳業，實爲開創。朕意宜崇祖號，方副豐功。

關於康熙的廟號問題，已於其去世後的第12天（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經諸臣請求，雍正帝經過深思熟慮，以“論勳業，皇考實爲開創”爲由，欽定康熙廟號爲“聖祖”，雖然朝臣們全無異議，但畢竟不是理論上的開國之君，所以還是稍顯勉強。但父親生平“鴻猷駿烈，冠古鑠金”，不爲其立碑實非孝子之道。故在1725年（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二，雍正帝向內閣和禮部特下諭旨，以康熙“鴻猷駿業，史不勝書”爲由，得出“應擇吉恭建聖德神功碑”的決定。

在此，細心觀察便可發現，雍正最終的決定是爲父親建立“聖德神功碑”，而非“神功聖德碑”，看似降位的表面之下，實則有雍正的多方思慮存於其中。試想，如果執意以神功聖德之名爲父親建碑，既違反主陵之外建同類之碑的祖制，也更加加深父親聖祖廟號的勉強程度。而改爲聖德神功碑，通過首創新類功德碑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對康熙廟號勉強度加以平衡（德大於功，屬守成之意），另一方面也能滿足自己想要書寫父親一生功績的孝心抒懷，兩全其美。

聖意已決，便馬上投入建造和鐫刻的工程當中。景陵聖德神功碑亭工程從1725年（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四正式興工，歷經四個寒暑，於1729年（雍正七年）六月竣工，共計耗銀24萬1655兩6錢4分2釐。其中又於1727年（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一立碑。而在立碑前夕，又遇到了一個難題。根據雍正親自撰擬的碑文，即使經歷三次刪減，最終成文字數也長達4314個字，當然這僅僅是漢字的數量。要知道，按照規定，功德碑碑文是需要將滿漢雙體全部鐫刻於上。而按照順治孝陵功德碑的規格，光漢字就已將碑面鋪滿，根本無滿文的容納之處。

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餘年，功德隆盛，文章字數太多，一碑不能盡載，宜建立二碑，一刻清文，一刻漢文。然此碑若比世祖章皇帝碑亭寬展，恐有未安。即或加寬，必不可加高。

面對如此窘境，經過多方思慮，雍正最終決定採取“建立兩碑，一刻清文，一刻滿文”的方式。畢竟順治帝在位僅18年，即使有開基定鼎之功，碑文最終也只有1446個字，一統碑滿漢皆可置於其中還有空餘。而爲景陵豎雙碑，既能保留碑文的字字珠璣，也能將滿漢雙體盡數鐫刻於上且不至擁擠。當然，與此同時，出於雙碑是否違反世祖單碑的情形，雍正也做出“即或加寬，必不可加高”的訓諭，實乃睿智之舉。自景陵開啓豎雙統聖德神功碑之後，泰、裕、昌三陵皆沿此制。不論碑文字數多寡，皆用雙碑。直到道光的慕陵，因自認功德遠不如祖輩才就此廢止。

乾隆爲祖、父申孝思而展愛慕，緣何被稱“蛇足”之舉

雖然雍正在景陵營修一事上做了諸多革新，看似趨於完善的規制之下，直到其四子乾隆繼位之後，仍未完結。關於乾隆時期對皇祖景陵的完善，源於1735年（雍正十三年 ）九月二十一監察御史瑪起元所上的一道奏摺。其大意爲聖祖皇帝之所以未建石像生，實出於對世祖的孝思所故，而世宗皇帝未設石像生亦以“景陵未設不忍增加”。故按照典制，應當爲景陵補設石像生。由此可見，經歷了康熙、雍正兩代帝王，景陵都未建石像生。

關於石像生該不該建、是否真如瑪起元所說那般未符典制的問題，其實，按照明朝皇陵的規制，除卻作爲首陵的長陵之外，其餘十二座皇陵皆未設立石像生，這也就意味着單從典制來看，非主陵設石像生是無例可循的，很明顯，這與瑪起元所言正好相反。但在1748年（乾隆十三年）左右，乾隆確實給景陵建了五對石像生（文士、武士、馬、象、獅），並且於不久後爲同樣未建石像生的雍正泰陵也“依制”建了五對石像生。

泰陵甬道系隨山川之形勢盤旋修理，如設立石像生，不能依其丈尺，整齊安供，而甬路旋轉之處，必有向背參差之所，則於風水地形不宜安設。是泰陵之未議設石像生者，實由風水攸關，非典禮所未備。

在明顯無例可循的前提之下，瑪起元和乾隆所謂的典制又在何處？其實在建造之前，乾隆曾經向父親泰陵當年的專事大臣高其倬詢問過爲何泰陵不建石像生的緣由，高其倬解釋說“甬道盤旋，石像生未能整齊安供，必有背向參差，非典禮所未備”。根據高其倬的說法，彷彿泰陵也是在理應建石像生的前提之下因地勢原因未能建立而非典制未備。但根據明朝皇陵的先例，實難形成統一。

而根據乾隆其後主動爲自己的山陵建立石像生來看，又有其他寓意存於其中。首先，在已爲祖父和父親補建石像生之後，乾隆爲自己建了足足八對石像生（多出麒麟、駱駝、狻猊各一對，僅次於順治孝陵【18對】）來看，爲祖父和父親的補建，表面彰顯孝心的同時難免有爲自己設立石像生尋找先例之嫌；其次，本身非主陵不設石像生在前，康熙雍正均未設立石像生，先不論是否符合祖制，單單由於地勢（景陵神道也受地勢因素未成直線）原因，乾隆後期的補設也顯得多此一舉。

故經過乾隆的補設，雖然看似盡善盡美表盡孝心，但實際上，泰陵的五對石像生被硬性擠湊在僅僅135米的神路之上（泰陵作爲西陵首陵，但由於案山蜘蛛山的影響導致神路彎曲，僅有的直道很短），而景陵石像生更是將高其倬等人所說的“背向參差”發揮地淋漓盡致，故史學界稱其堪有“蛇足”之名。

史海君說：

作爲擁有遠見卓識文武全才的一代英主，康熙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而他身後的景陵從1676年（康熙十五年）開始興工，到1748年（乾隆十三年）修繕完畢，期間融合了三代帝王的心血，共歷了72年的時代變遷。跨越時間之久，亦堪稱清朝之最。而三代君主所先後締造的六次革新，看似違制又各有內因。

雖然難免有些畫蛇添足之意（石像生），但總體上，對於後世帝后陵的範本作用，還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說作爲清朝（以入關後開始）主陵的孝陵可以形容爲“初創闊略後世範本”，那麼康熙的景陵便屬於儀制完備規模崇弘。在清代皇陵史上，必有其濃墨重彩的一筆。

參考資料：

《清皇室四譜》

《陵寢易知》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昌瑞山萬年統志》

《聖祖仁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

趙爾巽《清史稿.聖祖本紀》、《清史稿.世宗本紀》、《清史稿.高宗本紀》、《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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