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乱政时期的改革——秦国初租禾

在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之前,秦国历经五代乱政。似乎在历史的定位上,这一时期的秦国是混乱的,是贫弱不堪的。当然并不是说此时的秦国不堪一击,而是相比于秦孝公商鞅变法以后以及秦穆公时期的秦国要软弱很多。

这并不是秦国民众的秉性发生了变化,而是秦国由于内政混乱,贵族争斗,而导致国力无法凝聚进而产生的一个历史疲弱期。在秦国的历史上这应该被算作耻辱,但并非这一时期一点价值和意义都没有。乱政时期,秦国依然进行了有关于生产力和社会方面的制度改革。历史对此颇有记载。而秦国这一时期的改革就是初租禾,这一改革的时间大致是公元前414年。

对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年代划分,虽然我们也有着学术界的争议。但是公元前414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当数战国时期。但是当时的秦国地处西部,被中原国家视作蛮夷。在生产力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都有所落后,按照春秋和战国时期变法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来看,我们暂且把秦国乱政时期的这一改革归类为春秋时期的改革。因为更符合春秋时期中原国家的发展特征和改革方向。

其实秦国这一时期的改革并不真正称得上是改革。原因就在于,这一改革时期并不明确,只是秦简公继位以后一系列有关政策的体现和实施。并没有真正在历史上冠以改革创新的名号。一提到秦简公,可能我们非常陌生。但是对于秦国的发展他又确实有着自己的功劳在里面。他在为15年,从公元前414年到公元前400年,是秦国君主。在他继位的第二年就率领大军进攻魏国,但很可惜战争失败。

而且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秦简公死时只有28岁。他是公元前428年生人。换句话说,在他1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了秦国君主。一个15岁的人成为秦国君主以后,就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变革。我觉得更多的并非是因为他自己有远见,而是因为辅佐他的人,以及当时秦国的社会发展的基本状态决定的。

所以秦国的这一场变法改革,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主持者,又或者说真正的主持者,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姓名。而秦简公在位时期正好也是秦国饱受欺凌的时期。在他继位第二年确实进攻了魏国,但是惨败。这一时期魏国的领军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吴起。吴起也因为此战而得到赏识,在河西常年领军并成为河西守。

秦国为什么要发动这一场战争?

可能在历史上没有过多的记载,但是魏国却是反客为主。在战略上对秦国形成了压制态势。而只有15岁的秦简公在此后几年则立志作为一代明君。所以在四五年以后的这一段时期,秦国都开启了自己的改革,只不过这一改革主要放在礼制层面,而并非对社会生产力以及秦国的固有问题进行任何革新。

在全国按照周朝旧有礼制规定,只有贵族允许佩剑,普通官员和老百姓都没有资格将其作为防身武器。这是一种制度不可逾越,否则就要受到严惩。当时的秦国被整个贵族集团把持,而秦简公所能做到的一些改革也是有限,但是他依然将贵族携带武器这一规定打破。普通官员和平民百姓也可以佩剑。一方面可以达到防身的效果,另一方面,至少在礼仪问题上打破了贵族专制。

我们都知道秦国民风酷烈私斗成风。贵族在私斗中往往占据先机,因为他们随身携带武器。。长久以来就造成了秦国的民众和普通官员,在秦国私斗成风的社会环境之下,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秦国官府对于民众而言没有什么信服力,否则日后的商鞅变法在变法前夕有不必通过徙木立信去宣传政府的权威。在双方矛盾爆发之时,往往因为,贵族有随身携带的武器,而造成了大量的官员和民众的伤亡。

显得贵族在整个集团内部骄横跋扈。而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佩剑的传统。贵族在与其他阶层爆发矛盾的时候,武器优势就会丧失,进而在客观现实上限制了贵族的蛮横与无理。对于官员来讲也是如此。当时秦国的官场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并不是只有贵族才能当官。但是非贵族的人当官对于贵族却没有任何牵制,反而受到贵族的威胁。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政府的法令,因为贵族无法被官员牵制而导致政府法定无法实施,犹如一纸空文。甚至一些官员想要强行推进国家法令的实施,会受到贵族的威胁甚至是暗杀。这些贵族根本不在乎非贵族的官员如何。这些人死了自己的人就可以顶替这一位置。可见秦国当时官场之混乱。

所以官员佩剑也可防身。当然并不是说以前贵族时代的官员不佩剑,因为当时的官员是贵族贵族可以佩剑,所以在贵族时代也没有大规模的发生官员被贵族暗杀或者是欺凌的事件。只是非贵族的人在进入官场以后,他们并非贵族,一开始是不允许佩剑的。佩剑是一个贵族的象征,在那个时代不能无缘无故的随身携带武器。

可能现在的人无法认识到,西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对于贵族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与身份的尊贵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大家也会认为这不过就是一个佩剑问题。

除了私斗能够用上之外,难道贵族佩剑和普通民众佩剑就真的有那么不同吗?

其实历史的记载只有这一点,但是如果贵族佩剑这一传统能够被打破,那也就意味着西周所留下来的封建礼乐制度,在其他方面也会被打破。只不过由于民风酷烈私斗成风,所以民众可以佩剑这一问题在秦国社会影响很大,因此而有所记载。并不意味着在改革变法的时候,只做了这一点改变。

由于打破了这一封建礼乐制度,平民百姓也可以佩戴武器。维护了他们的利益,限制了贵族。也使秦国政府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好感,国家的凝聚力也提升一些。当然除了秦国国内要求变法的声浪不断增强而导致了这一场改革之外,可能外界秦国的军事压力也是促使这一场改革的直接动能。

因为当时秦国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魏国的强大军事压力,吴起训练了一支强大的军队驻扎在河西。在秦国立法改革的同时大举进攻秦国,河西地也是因此而丢的。秦国根本没有力量抵抗吴起强大军队的进攻,所以只能退守到洛水修筑长城,这也是战国时期最早的长城。而由于战线拉得太长,而且富裕之地尽在河西,吴起夺得秦国河西以后也筑长城自守。

双方形成了这一军事对峙。这一时期的秦长城在日后并没有过多的介绍记载于史书当中,但是秦东长城遗址至今依然存在。作为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秦东长城的原始风貌。这场战争使魏国更加强大,吴起真正成为当时举世闻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而彻底的输者只有秦国。

这一打乱的秦国原先对内部改革的一系列步伐。但也确实使秦国的改革步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因为魏国强大的军事压力是最现实的改革动力。之前秦国的改革非常温顺,只不过是在限制贵族方面突破了封建礼法制度。之后因为魏国强大的军事压力,秦国不得不加强守备,除了建立秦东长城设置重兵以外,秦国还大举招募新兵这些新兵多出自平民百姓,而非娇生惯养之贵族。

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秦国的军事作战能力,但是这一点恐怕并不明显。而且由于招募了很多新兵,重兵把守长城,军粮问题急需解决。再加上秦国最富裕的地区,河西之地被魏国所得。秦国剩下的土地,虽然水草也很丰美,但是并没有被大规模开发。优良的牧场草场还要与西部戎狄作战,所以只能在土地税收层面下功夫。

进而催生了秦国的著名革新措施初租禾。当时秦国的井田制也早已经被打破,更多的也是效仿鲁国初税亩的改革方式,按亩征税。战国时秦国于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实行的田税变革。废除井田制的“籍法”,开始实行按地亩征收租税,即按照地主所有田地面积征收一定数量的谷物作为地税。这与鲁国在春秋时实行的“初税亩”性质相同。此举表明秦国用法律形式确定了新的封建剥削方式

可以说,在战国早期,秦国才刚刚完成了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完成的土地改革税收改革。而且这一改革还是建立在外敌入侵,自己生存空间被大规模压缩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这一点,恐怕秦国的改革还要靠后。由此也可见当初六国卑秦,并不是六国刻意无视秦国,而是秦国属实太过落后。

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的改革都是十分缓慢的,而且并没有特定的改革家。其改革的动力并不强大也不迫切,而且改革的目标也并不系统。只是在旧制度上赋予新的社会形势和发展情况而做出的事实变化而已,称不上是改革。但是也确实起到了山东六国相映的改革作用和改革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秦国就能强大。

这一时期的秦国外敌入侵严重,内部贵族纷争,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于贵族力量的压迫,不会因为封建礼乐制度被打破,而就能使贵族集团整体衰落,它只不过是一种牵制。秦国的改革更多的是拥有个体目的性。并没能够上升到一种战略的层面和高度,有助于国家强大。

一切似乎只是为了保住自己剩余的半边生存空间而已,处于被迫。所以即便秦国实施了这一场十分缓慢的变法,也并没有引起山东六国的重视。自己也依然处于戎狄之处。但至少对于全国来说,实施了封建性的变法。使自己的国家性质出现了变化,为日后的商鞅变法以及日后秦国国君守住基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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