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大明王朝1566》的朋友们应该熟知，这部电视剧可谓是国产剧巅峰作之一。其中对于各个人物的刻画均是细腻入微，因此这部剧在业界享有极好口碑，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7分。透过本剧，我们便可窥见中国古代官场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之一二。

本剧开头便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明帝国中期的一次高层御前财政会议。此次会议上，主管户部的高拱为大明帝国算了一本糟心烂账：大明嘉靖三十九年，全国各项财政支出预算为39800000两白银，两京一十三省全年的财政收入为45367000两白银。而嘉靖三十九年全年的实际财政支出则为53800000两白银。与全年的实际财政支出相抵，亏空为8433000两白银，若与年初的财政预算核对，则亏空竟高达1400000两白银，相当于大明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

面对如此巨额的财政亏空，严嵩向嘉靖皇帝提出了“改稻为桑”的国策，即将稻农的土地全部改种桑苗，如此一来，每年便可为国库增添近1000万两白银的进项。改稻为桑的国策最终落在了浙江，由时任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的胡宗宪负责推行。

胡宗宪作为严嵩一手提携的封疆大吏，这项国策落在他的肩上，严党本想会有诸多便宜之处。然而，以裕王为首的朝内改革派却看到，这位地方大员“公忠体国”，在大事上从不误国，因此便想拉拢这位二品大员，以此来掣肘严党借着“改稻为桑”的国策在浙江鱼肉百姓，大发横财。

上文提到，“改稻为桑”不是一项增加国库收入的改革措施吗？为什么会给严党大发横财的机会呢？诸君应知，土地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农业税向来都是中国古代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税收被侵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绅大夫兼并农民的土地。因为他们作为特权阶层是不需要缴税的。

而“改稻为桑”这项国策的着力点就在土地上面。改稻田为桑田，可使每亩土地的产出效益翻三番，由此多出来的收益则可解国库燃眉之急。严党深知，要想获得大规模高质量的蚕丝，单靠自耕农个体作业是无法达成的，因此必须收购稻农的土地，再进行规模化作业。而这则恰恰给了严党兼并土地冠冕堂皇的理由。

以裕王为首的改革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想方设法地阻止严党以改革之名行笼财之实。掣肘严党的重要一步，便是派遣谭纶（时任裕王府詹事）到胡宗宪身边。因为谭纶作为胡宗宪旧知，说不定可以说服他看到其中利害，为延缓“改稻为桑”争取周旋余地。

作为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的胡宗宪一下子便被推到了朋党竞争的风口浪尖上。作为地方的一把手，他首先想到的是保证地方百姓的温暖和维持辖区的社会秩序及稳定，混迹官场多年，他何尝不知道严党所为目的何在？但作为严嵩一手提携的官员，他早已经被打上了朋党政治的烙印，想要不管不顾、洁身自好又何其困难？

一边是提携自己的阁老，一边是日后将继承大统的裕王，胡宗宪陷入了两难困境当中。改稻为桑到底要不要改？要改！作为朝廷官员，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是分内之事，更不必说这是严阁老要求推行的。然而，浙江千万百姓的生计怎么办？一旦他们失去了土地，温饱没有了保证，立时便会爆发农民起义，如果再加上外部倭贼作乱，浙江真可谓是永无宁日了！

胡宗宪的应对方法正是官场的常用手段——“打太极”。一方面，改稻为桑的国策要我推行没有问题，但要保证我辖区境内百姓的温饱。于是，在他看来这项国策可以分三年慢慢推行，所谓“事缓则圆”，等到一切粮食储备就绪，农民的生存有了保障，严党兼并土地的成本便会升高。到那时，改稻为桑的推行既可有效解决国库财政困难的问题，又能有效防止严党趁机大肆兼并土地，可谓“一举两得”。

然而，在当时朋党政治的环境下，胡宗宪的“事缓则圆”可以说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被打上了朋党政治的烙印，你的行为不仅仅代表你个人，更代表着你背后的利益团体。胡宗宪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对朋党政治恨之入骨，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天下之事，坏就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谭纶d到来更是将改稻为桑背后朋党政治的色彩进一步鲜明化。有了这个对立面，严党对于改稻为桑的执行要求便会愈加急切和具有攻击性，因为严嵩时年已经八十有一，趁着如今大权在握不赶紧行动，日后再想要“有所作为”便难上加难了。

看着眼前的谭纶，胡宗宪不由锁进了眉头：你一来，我便不是我了。即使是我想要为国家做一点好事，在朋党政治的大环境下，我也是“身不由己”了。因此，当谭纶向胡宗宪说道，自己的到来是他们（指徐杰、高拱、张居正）的意思后，胡宗宪便不得不哀叹：“恕我直言，他们只会高谈阔论，不过是一介书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