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大明王朝1566》的朋友們應該熟知，這部電視劇可謂是國產劇巔峯作之一。其中對於各個人物的刻畫均是細膩入微，因此這部劇在業界享有極好口碑，豆瓣評分更是高達9.7分。透過本劇，我們便可窺見中國古代官場錯綜複雜、盤根錯節之一二。

本劇開頭便爲我們生動地再現了明帝國中期的一次高層御前財政會議。此次會議上，主管戶部的高拱爲大明帝國算了一本糟心爛賬：大明嘉靖三十九年，全國各項財政支出預算爲39800000兩白銀，兩京一十三省全年的財政收入爲45367000兩白銀。而嘉靖三十九年全年的實際財政支出則爲53800000兩白銀。與全年的實際財政支出相抵，虧空爲8433000兩白銀，若與年初的財政預算覈對，則虧空竟高達1400000兩白銀，相當於大明全國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

面對如此鉅額的財政虧空，嚴嵩向嘉靖皇帝提出了“改稻爲桑”的國策，即將稻農的土地全部改種桑苗，如此一來，每年便可爲國庫增添近1000萬兩白銀的進項。改稻爲桑的國策最終落在了浙江，由時任浙直總督兼浙江巡撫的胡宗憲負責推行。

胡宗憲作爲嚴嵩一手提攜的封疆大吏，這項國策落在他的肩上，嚴黨本想會有諸多便宜之處。然而，以裕王爲首的朝內改革派卻看到，這位地方大員“公忠體國”，在大事上從不誤國，因此便想拉攏這位二品大員，以此來掣肘嚴黨藉着“改稻爲桑”的國策在浙江魚肉百姓，大發橫財。

上文提到，“改稻爲桑”不是一項增加國庫收入的改革措施嗎？爲什麼會給嚴黨大發橫財的機會呢？諸君應知，土地作爲中國古代最爲重要的生產資料，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農業稅向來都是中國古代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而稅收被侵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士紳大夫兼併農民的土地。因爲他們作爲特權階層是不需要繳稅的。

而“改稻爲桑”這項國策的着力點就在土地上面。改稻田爲桑田，可使每畝土地的產出效益翻三番，由此多出來的收益則可解國庫燃眉之急。嚴黨深知，要想獲得大規模高質量的蠶絲，單靠自耕農個體作業是無法達成的，因此必須收購稻農的土地，再進行規模化作業。而這則恰恰給了嚴黨兼併土地冠冕堂皇的理由。

以裕王爲首的改革派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纔會想方設法地阻止嚴黨以改革之名行籠財之實。掣肘嚴黨的重要一步，便是派遣譚綸（時任裕王府詹事）到胡宗憲身邊。因爲譚綸作爲胡宗憲舊知，說不定可以說服他看到其中利害，爲延緩“改稻爲桑”爭取周旋餘地。

作爲浙直總督兼浙江巡撫的胡宗憲一下子便被推到了朋黨競爭的風口浪尖上。作爲地方的一把手，他首先想到的是保證地方百姓的溫暖和維持轄區的社會秩序及穩定，混跡官場多年，他何嘗不知道嚴黨所爲目的何在？但作爲嚴嵩一手提攜的官員，他早已經被打上了朋黨政治的烙印，想要不管不顧、潔身自好又何其困難？

一邊是提攜自己的閣老，一邊是日後將繼承大統的裕王，胡宗憲陷入了兩難困境當中。改稻爲桑到底要不要改？要改！作爲朝廷官員，響應國家的政策號召是分內之事，更不必說這是嚴閣老要求推行的。然而，浙江千萬百姓的生計怎麼辦？一旦他們失去了土地，溫飽沒有了保證，立時便會爆發農民起義，如果再加上外部倭賊作亂，浙江真可謂是永無寧日了！

胡宗憲的應對方法正是官場的常用手段——“打太極”。一方面，改稻爲桑的國策要我推行沒有問題，但要保證我轄區境內百姓的溫飽。於是，在他看來這項國策可以分三年慢慢推行，所謂“事緩則圓”，等到一切糧食儲備就緒，農民的生存有了保障，嚴黨兼併土地的成本便會升高。到那時，改稻爲桑的推行既可有效解決國庫財政困難的問題，又能有效防止嚴黨趁機大肆兼併土地，可謂“一舉兩得”。

然而，在當時朋黨政治的環境下，胡宗憲的“事緩則圓”可以說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爲你的一舉一動都被打上了朋黨政治的烙印，你的行爲不僅僅代表你個人，更代表着你背後的利益團體。胡宗憲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纔會對朋黨政治恨之入骨，就像他自己所說的：”天下之事，壞就壞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譚綸d到來更是將改稻爲桑背後朋黨政治的色彩進一步鮮明化。有了這個對立面，嚴黨對於改稻爲桑的執行要求便會愈加急切和具有攻擊性，因爲嚴嵩時年已經八十有一，趁着如今大權在握不趕緊行動，日後再想要“有所作爲”便難上加難了。

看着眼前的譚綸，胡宗憲不由鎖進了眉頭：你一來，我便不是我了。即使是我想要爲國家做一點好事，在朋黨政治的大環境下，我也是“身不由己”了。因此，當譚綸向胡宗憲說道，自己的到來是他們（指徐傑、高拱、張居正）的意思後，胡宗憲便不得不哀嘆：“恕我直言，他們只會高談闊論，不過是一介書生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