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提出,孔子那麼偉大,爲什麼他提出的是君君臣臣和仁,卻不提自由呢?彷彿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專門是爲了奴役勞動人民一樣。孔子縱然沒有提出自由的思想,但自由的因子,也體現在他的儒家思想中。

其實,這正是一種無視歷史邏輯的思想。這就相當於問慈禧太后爲何不用空調一樣可笑。

任何一個思想家的思想,總離不開他所生活的自然與社會環境,離不開生養他的土地所提供的環境滋養,因此,一個思想家的思想,總離不開他所處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的影響。

孔子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而儒家學說在本質上是一種倫理學,主要思考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人與人的基礎上,儒家進一步提出瞭如何解決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之間的關係。這是儒家哲學思考併力求解決的主要關係。

孔子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首先提出了“仁者愛人”的學說。孔子希望人與人之間不是西方所謂的人與狼之間的關係,更不是“他人即地獄”的模式,而倡導人與人之間要用愛連接,倡導人人都付出一顆愛心,以建設一個以愛爲中心、以秩序爲手段的大同世界。

但儒家又是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孔子看到,事實上,人是不可能愛每一個人的。所以孔子提出愛有差等的原則。所謂愛有差等,就是我們要把愛首先給身邊的人,給我們最應該愛的人。也就是說,人首先要愛父母,這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就是孝的原則;然後要愛兄弟姐妹,這是悌;然後按照君主、朋友等順序,給他們應有的愛。給君主以及國家的愛,叫做忠,給朋友的愛叫做信。

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孔子倡導“忠恕之道”。“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與人之間應該遵循互幫互助的原則;而“恕”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提倡在人際交往中,用推己及人的方法,用寬恕之道謀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美好。

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立”的自由,有“達”的自由,但我們還要允許別人也有“立”的自由,有“達”的自由。自己的自由不能侵犯到別人的自由,這纔是真正的“忠恕之道”。

其實,孔子是崇尚自由的,他曾經說,自己到了七十歲的時候,就“隨心所欲不逾矩”了,“隨心所欲”並不是說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是指自己的精神和智慧已經進入一個自由的王國,但行爲還是在規律與規矩的範圍之內。孔子的這句話,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句話來表達:只有高度的自律,纔有高度的自由。

這樣,在“忠恕之道”與“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基礎之上,孔子渴望建立一個基本的社會秩序,就是禮。而這個禮,用孔子的話說也是“名”,因爲政治就是正名的藝術。孔子在齊國提出的治國的原則,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說,君主有君主的權力的範圍,你應該有君主的樣子,否則就是違禮,而臣下要有臣下的樣子,父親有父親的樣子,兒子要有兒子的樣子。這樣,每個人都明白自己權力的邊界,每個人都各安其位,這樣的社會才和諧有序。

因此,禮是一種自由,也是一種有邊界的自由。事實上,自由從來都是有邊界的,而沒有絕對的自由,自由的人生從來都是在秩序的範圍內快樂地舞蹈。

到這裏,好玩的國學已經回答了一半的問題,孔子提出了仁者愛人的人倫思想,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治理的思想,其中已經包含了自由的意蘊,而不是說孔子是個如同法家思想家韓非子一樣的集權主義者,不給人們任何的自由。

孔子不過沒有明確提出自由的概念而已。而用現在的標準,去苛責孔子爲何沒有提出自由的思想,與苛責慈禧太后逃跑的時候,爲何不坐飛機或高鐵一樣可笑。

上文說過,一個思想家的思想,永遠無法超越他所處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之所以在人類的童年時期,就與古希臘等西方文明、西方哲學有截然不同的特徵,最關鍵的是中國與西方的人文地理的不同。

相對來說,中國文化主靜,屬於溫和內斂型,注重集體人倫,心靈向內探索,渴望建立道德型的君子人格;而西方特別是古希臘文化,屬於外向型,注重個人利益與自由,心靈向外探索,渴望建立一種個人英雄主義的英雄人格。這是中西方文化與哲學的根本不同,由此也帶來雙方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不同。也就是說,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從一開始,就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難道這是天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或者說孔子的哲學與柏拉圖哲學的不同,其實來自於我們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的不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就是天意。

中國屬於內陸外海的結構,內陸的外面是一望無際的大海。而古希臘是陸海相間的結構,歐洲的大海深入陸地,到處都是小島,這讓他們征服大海變得比中國人容易得多。因此,從這個觀點出發,中國是內陸型農業經濟爲主,是黃色文明,而古希臘則是以海洋經濟爲主,是藍色文明。

黃色文明以農業爲主,而農業是靠天喫飯的產業,人們只能無奈地等待,等待上天的恩賜,而藍色文明是靠探索冒險的文明,是一種以交換爲主要手段的商業文明。由此,產生了中國文化與希臘文化的不同路徑:

中國的農業文明把人固定在土地上,這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的熟人社會。另外,由於要治理水患,就必須同外部落打交道,而沒有一個集中的政府管理,這是很難想象的。因此就形成了中國中央大一統的集權社會的模式。同時,農業經濟也讓中國人養成了勤勞、忍耐、協作的精神。而古希臘的海洋經濟模式之下,人人都是強壯的水手,人人都希望探索大海之外更遠的地方,因此,形成了冒險和探索的精神。

農業文明安土重遷,而海洋文明習慣外出做生意冒險。做生意形成了科學加商業的模式,而這個模式又形成了理性加利益的文化精神。經商不再是靠天喫飯,而是靠自己的聰明才智,而農業經濟就是靠天喫飯,靠集體協作的精神。因此,注重個人利益和聰明才智的古希臘人,由於做生意遇到的是各色各樣的人,必須有一種規則,就逐漸形成了契約精神。而農業經濟基本上是熟人社會,只需要靠血緣關係與人倫道德就能解決社會問題。

因此,古希臘人注重契約,而中國人注重道德。契約精神的基礎是人人平等,而中國人人倫道德的基礎是宗法制的血緣關係。

崇尚人人平等的古希臘,發展出城邦制度下的民主選舉,以及由此帶來的人的自由,而中國的農業經濟下的封建宗法制,發展出高度發達的人倫哲學和道德哲學,他是集體主義的,個人只是集體之中的一粒微塵而已。

因此,中國人是集體主義者,他們的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人最大的自由是社會秩序之內的自由,人最大的追求是爲集體爲國家做貢獻,而西方,則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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