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被罰32萬：提升人口出生率，還需立法跟進保護

文/馬進彪

近日在廣州市番禺區，一對夫妻因此前已生育兩個孩子，在生下第三個孩子後，番禺區衛健局決定對夫妻二人徵收社會撫養費合計近32萬元。目前，夫妻二人銀行賬戶被凍結，法院已啓動強制執行。（界面新聞6月10日）

全面兩孩政策從2016年實施至今已經超過四年，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全國出生人口連續三年下降，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爲1465萬，比2018年減少58萬；2017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爲1723萬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爲1523萬人。由此不難看出，下降的趨勢不容樂觀。

而從這個背景下來看，這對夫妻被徵收社會撫養費32萬元，當地衛健局似乎顯得有些“不合情理”。因爲面對國家明確的政策走向，這對夫妻從個體角度出發，也是對社會的一種努力，客觀上以一己之力配合了政策的實施和延續，而如果更多地方對這種情況更寬容一些，出生人口下降的困境就會得到緩解。

然而，任何“情理”都首先都要用法規的尺度來衡量，如果放棄了法規的尺度，那麼一切都可能變得事與願違。因爲“情理”不具備清晰的可操作標準，每個人都會按着自己的願望刻畫自我的尺度，而對於全社會來說，也就變成了沒有尺度。隨之而來的，就可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而這並不符合社會有序發展的整體訴求。

而另一方面，從細節中可以看出，國家提倡的是二孩政策，而這對夫妻被被徵收社會撫養費的是第三個孩子，顯然，這屬於明確的違法超生。而對於當地衛健局來說，他們並不是立法部門，也不是政策制定部門，他們無權擅自改變國家的政策法規。照章執行，是他們不二的選擇，否則，法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人們也許還記得某著名導演被徵社會撫養費的事，那同樣也是一筆不小的數額，但他還是順利地交了。對此，可能有人會說，某著名導演有的是錢，當然該交。但這樣的說法偏離了法制思維，因爲面對同樣的政策法規，執行的標準都是一樣的纔對，不該存在社會地位和財富狀況差別，否則，執行法規就變成了“看人下菜碟”。

廣州市番禺區的這件事，看上去確實有些不合情理，但法門無二，當地衛健局也別無他法。好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有多位代表委員提出進一步放開人口政策的建議，建議取消生育三孩以上的處罰政策。應當說，這是根本的解決路徑，一是可以明確多孩的數量，二是可以重新制定衛健部門的操作標準，在政策法規層面，該取消的就取消，該調整的就調整。

因此，就番禺區衛健局對這對夫妻徵收社會撫養費32萬元的事，其實深層問題並不在於衛健局的執法是否“不合情理” ，而根本焦點在於現行法規與國家政策倡導之間還存在着脫節和矛盾，這使得衛健部門的執法行爲也變成了某種程度的“夾生飯”。執行，有背於情理；不執行，有背於法理。

因此，要徹底解決這個“二律相背”的矛盾，就需要立法層面及時出手，全力跟進，從立法層面打通政策倡導與現行法律法規之前的無障礙通道。法律的終極意義，在於通過對自身的不斷調整，服務於社會整體利益需要，讓法律法規與國家政策倡導相互交融無縫對接，共同合力，服務於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