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粮食高产基本上可以保证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一旦发生饥荒，影响粮食的种植和生产，人民就会流离失所，没有粮食，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动荡。

在这些灾害中，蝗灾对粮食生产影响很大，此外，蝗灾通常伴随着干旱，可以说是一种附加灾害，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古蝗灾）

在古代，为了治理蝗灾，可以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因为古人一直认为，由于统治者的不道德，人民中爆发了各种自然灾害，所以这场灾难是天才造成的，因此，当遇到蝗灾时，统治者首先想到的是从道德上解决问题，比如，我们要下诏书，烧香祭天祭地，送瘟神等等。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向天认罪和向天认罪，这表明皇帝失去了他的美德，需要向天堂承认他的错误。

但是，在古代，有另一种观点认为，皇帝失德不是皇帝的错，而是大臣（主要是首相）的错，这是大臣没有向皇帝请示，或者大臣混淆了朝廷，蒙蔽了皇帝，因此，这一责任应该由部长来承担，他需要受到惩罚、降职甚至被杀来感谢全世界。

古人除了认为是统治者失德外，还认为蝗灾等自然灾害是简单辩证理论认为自然界阴阳失衡的结果，换言之，这是善恶缺位的结果，公义不够，所以有恶，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正气来压制邪气。

在贞观正尧，据记载，唐太宗举行了吞食蝗虫的仪式，唐太宗皇帝自然是郎朗正气，代表“皇帝”，蝗虫天生邪恶肮脏，代表“昆虫之王”，唐太宗利用“人帝”的力量压倒“虫帝”，即让义压倒恶，使世界回归充满义的世界。

当然，在古代，不可能完全相信这一制度，也不可能进行具体的灭蝗行动，古人在这方面有许多书和记录，比如徐光启的《除蝗》和陈方胜的《捕蝗》以及顾炎的《整体治蝗法》，都为古人的治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蝗灾后的唐朝）

新中国成立后，蝗灾形势也十分严峻，据史料记载，1951年，我国78个县发生蝗灾，受灾面积达1300多万亩，1952年，全国19个省594个县发生蝗灾，受灾面积达3779万多亩，1953年，夏蝗灾受灾面积515万亩，接着，秋蝗灾害又变得严重起来，1954年，中国又发生了一次夏季蝗灾，面积840多万亩，1955年，全国又发生蝗灾，面积1464万亩。

新中国成立仅几年，就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蝗灾，但是，到目前为止，应该说蝗灾很少，虽然最近的沙漠蝗灾已经逼近我国边境，但它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但这毕竟不是中国的原始现象，目前，我国蝗灾已基本得到控制。

所以，建国时，蝗灾非常严重，我们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对蝗灾的出现有了明确的科学认识，我们不能再像古人那样崇拜神灵，而要对蝗灾问题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治理，（用杀虫剂除虫）

20世纪50年代，中国制定了“打早、打小、打”的蝗灾防治政策。

所谓“抗旱”，就是要知道，蝗灾往往发生在旱灾之后，换言之，当发生干旱时，即使有太多的干旱天气，我们也应该开始预防蝗灾，避免在蝗灾后匆忙行事。

所谓“打小”，就是说蝗虫很小，甚至是虫卵，都要杀掉，在它们开始生长之前，决不能让它们生长成气候。

所谓“打架”，就是把所有人都杀光，蝗虫一年繁殖几代，此外，蝗虫的生产力惊人，一只雌蝗虫可以产卵200多个，因此，如果我们不把蝗虫全部杀死，那将是继夏蝗虫之后的秋季蝗虫，这些蝗虫会过季，吃掉庄稼的叶子和茎，然后吃掉庄稼的果实，因此，要根据蝗虫的生长情况，在每一季都要割草扎根，以免蝗灾死灰复燃。

当然，除了好的原则，还有好的方法，它是通过人工除蝗、机械除蝗和药物除蝗三位一体来实现的，特别是，毒品对蝗虫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过量使用农药也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也可以分为两种。

总之，有了好的原则、好的方法，建国后，这场严重的蝗灾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参考资料：《贞观政治家》、《刺槐书》、《刺槐研究》、《刺槐治蝗通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