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社会民主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组织的加入。这一政治举动在事实上拉开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瓦解的序幕。在苏联，唯一能够统一整合起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力量就是苏联共产党。这是因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因为属于不同的民族、地区而形成的不同集团之间就有不同的利益。但是，也有必要通过解决这些冲突，使它们团结起来，这就需要有进行统一的因素。到目前为止，国家就起着这种作用，它通过一党制进行鼓动和组织”。一旦苏联共产党发生内部政治分裂，苏联的瓦解也就失去了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保持苏联共产党政治团结的关键在于政治信仰、政治立场和政治宗旨的根本一致，以及在此基础上严格遵循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这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得以成立的政治思想原因，也是尽管宪法规定国家形式是联盟但实际运行却是中央集权模式的政治组织原因。

就政治实践而言，作为一个统一的政党组织，苏共中央能够与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保持顺畅的上下组织关系，其根源则在于拥有中央政权的苏共中央的全方位强大。无论是在斯大林时期，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往往具有强大的政治控制能力。

但是，从苏联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这种政治控制能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斯大林时期，苏共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控制，既是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领袖所拥有的无上权力的集中体现，同时又是苏共中央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对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全面移植。

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苏共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虽然是一种政治共生关系，但是政治平衡的重心却在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只是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延伸，是其组织派出机构。不过，在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时期，苏共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政治共生关系却发生了缓慢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由苏共中央的集体领导的引起的。

必须承认，无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是如何痛斥斯大林的残暴统治，但是仍然无法根除其作为与列宁同时代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革命传承。这种革命性的传承以及对列宁时代布尔什维克家的神话，使得斯大林时代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形成了血肉相融、无法分割的政治关系。面对作为苏联共产党缔造者的斯大林和以其为代表的党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政治膜拜心理。

即使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政治上的平等也无法取代斯大林作为“领袖”的权利。赫鲁晓夫清楚地记得，斯大林喜欢反复对政治局委员们说：“你们都是些盲人、瞎猫，要是没有我，你们准得被帝国主义者一个个掐死”。赫鲁晓夫将这种心理斥责为“奴才心理”：“斯大林诞生了，我们就把自己的命运都交给他。那样一来，只要他去世了，整个国家便群龙无首，国家就失去了一切赖以支撑的某种根基。这是很愚蠢的！有过马克思，也有过列宁，斯大林和列宁没法比。那是真正的领袖。”

不过，无论赫鲁晓夫怎么对斯大林进行污名化，但从政治实践来讲，这种顺服的政治心理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党组织是中央的政治派出机构的组织原则。但是，当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苏共领导上上台执政后，这种微妙的政治心理发生了变化。

不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怎么被党的宣传机构塑造成为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或者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人，都无法改变一个基于生理的不可更改的客观因素。这就是，此时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无论就其自然年龄还是政治经历而言，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都属于同时代的人。这一自然因素导致的政治影响就是：对革命时代政治神话的敬畏和尊崇减少了，对官僚体制所蕴含的权力认知加深了。在各地方党的领导人看来，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其之所以能够走上政治的顶峰，根本的原因在于党的官僚机制的作用。

也就是说，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已经被褪去了神秘的政治面纱，被还原成为千千万万、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社会大众。他们，只不过是政治的幸运儿！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在事实上造成了苏联社会的分裂并带来了深远的政治影响：许多人不再相信任何国家领导人。“人们无法相信，赫鲁晓夫只是在近三年里才了解他在报告里所讲述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领导人想的首先是自私的利益。”

普遍性的社会怀疑及其引发的政治心理变化，使得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越来越把苏共中央领导人看作是和他们一样有着共同经历的党内同志和政治同事。政治神秘感的消失，表明了地方党的领导人力图谋求更大权力的政治野心。而苏共中央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在中央的政治地位，又必须依靠地方党的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一种新的政治共生关系形成了。

这种政治共生关系与其说是基于共同的政治信念，不如是说基于共同的权力追求与维护。在权力野心的腐蚀下，苏共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很快就简单化为苏共中央领导人与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政治上的“庇护-被庇护”关系的形成，不仅伤害了维护苏联共产党统一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更是大大刺激了地方党的领导人的政治野心。

作为戈尔巴乔夫同龄的叶利钦就是典型的代表。在叶利钦看来，“俄罗斯早已没有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了”。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极大地刺激了地方党的领导人的政治野心。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秘书格拉乔夫着重分析了这种政治心理：“他是属于他们那个圈子的人，曾几何时，他也在处理就像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眼下尚未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莫斯科天人。此外，陷于停滞的克里姆林宫精英尽管很不情愿，却不得不让这位来自‘旁门左道’、来自外省的人进入自己的圈子，这个事实本身就让许多人感到有了希望：患硬化症的党的系统中即将恢复干部流动，新的任命也不会带有王位继承的性质，也就是说那些在党的田野上‘耕耘’的人有了晋升的机会。况且大多数书记认为，若是出现另外一种‘牌局’，那么他们每个人都可能登上他的地位。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青云直上引起诸如叶利钦这样的人的嫉妒（叶利钦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这个更加重要的工业洲的书记呢？’）的话，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他的成功就是一个令人抱有希望的明证：他们的努力不会白费。机关的中下层期待着年轻有为的领导人上台会带来变化……有些人（这种人占多数）希望进入必不可免的干部革命的主流并利用腾出来的空缺，另一些人则指望领导年轻化本身即可恢复党在社会中业已丧失的威信。”

当戈尔巴乔夫开启改革的闸门并试图通过废止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宪法规定，从而使苏联共产党重新在民主竞选中获取新的社会支持的时候，他其实打开了不可预测的“政治魔盒”：当意识到传统的权力传送带——苏联共产党——已经无法为个人发展或者说是个人的政治野心提供向上的阶梯的时候，在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看来，苏联共产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政治价值。于是，在这个时候，“顺应”和满足民族主义运动的需要，成立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就成为一个极好的政治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