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海战爆发。耗费无数钱财、重金打造出来的北洋水师在日本舰队面前一败涂地、不堪一击。

在这以前，大清不是没有败过，也不是不能接受失败。只是以前败给英法等西方列强还可以说是技不如人，败给几百年来知根知底的东方岛国，再多的理由和解释也不过自己骗自己。

随着战败而来的，还有两亿两白银的赔款，台湾岛、澎湖列岛的主权丢失。而这一切，都需要年轻的光绪皇帝来承受。作为一个正常人，光绪应该要比任何人都渴望这个国家发生改变，走向富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党人的推动下，年轻的皇帝正式开始了维新变法。只可惜，随着变法的逐渐推动，光绪的所作所为逐渐影响到了大清朝实际掌权人慈禧的权力。

应该说，慈禧本人是不怎么讨厌变法，也希望腐朽衰落的大清朝能够再获新生重新伟大的，但她更希望这一切都在她的绝对控制下进行。几十年来的掌权生涯让慈禧再也离不开权力，在国家的富强和自己的权力之间，她选择了权力。

于是，维新变法只能中道崩殂戛然而止，光绪皇帝也被慈禧给软禁了起来。

政治场上的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几乎不存在什么认输服软，退一步海阔天空。光绪毕竟不是小孩子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也有一大批忠于他的臣子，所以，即便已经做到了对光绪的绝对控制，慈禧还是不放心。

不放心怎么办呢？要么杀了光绪换一个，要么废了光绪换一个。

一开始，慈禧是想永绝后患，杀了光绪的。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广招天下名医，目的是暗示臣民百姓，皇帝病重。既然病重，那么假如发生点什么事儿，比如帝生不辰中道崩殂英年早逝魂归极乐之类的，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嘛。

一句话，慈禧在为光绪之死做准备。

此时的大清，虽说慈禧是最高掌权人，但却已经不同于康熙乾隆年代了，在北京，还有西方诸多列强使馆和政要，北京的一举一动都会挑动他们的神经。洋人里还是有一些心思敏锐之辈，发现了慈禧的意图。

相对慈禧而言，洋人们更喜欢和光绪打交道。于是他们立即发表声明要派医生入宫查看光绪是否病重，慈禧当然不同意，可慈禧越不同意，他们越觉得这其中有猫腻，经过不断施压，慈禧最终同意由法国公使馆派多德福大夫进宫为光绪看病。

多德福医生的诊断结果是：光绪确实有病，但不是什么要命的重病大病，按照西方人的说法，应该称为“肾炎”或者“慢性肾炎”，只要注意保养，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多德福医生的诊断结果一出来，慈禧只得打消暗中害死光绪的想法。

杀是不能杀了，慈禧退而求其次，觉得只要废掉光绪，没了皇帝的名分，就算真有什么想法，也很难翻天了。

当然，皇帝也不是说废就能废的。随着那次纵横大半个中国肆虐十四年的太平天国的兴起，清朝地方督抚的权势大为增加，慈禧要想废黜光绪，多多少少还是要征询一下意见的。

为此，慈禧征询了当时最重要的三位地方督抚的意见，分别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

李鸿章不愧是搞外交的，辞令最为委婉。他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委婉的通过荣禄告诉慈禧，如果另立新帝，那些在北京的各国公使未必会承认，因为他们所有的国书都是以光绪作为交涉对象。大清是否另立新君，他们当然管不着，但他们很有可能会在外交上下点绊子。关于这点，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上记述得很详细：

及己亥谋废立，英公使私探其情于李鸿章，鸿章力辨其诬，因留之饮酒，徐试之曰：“顷所言，仆实毫无所闻。设不幸而中国果有此事，亦内政耳，岂有邻好而肯干人内政乎？”英使曰：“邻国固无干预之权，然遇有交涉，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

政治场上，任何细微之处都是值得注意的。李鸿章通过荣禄传达给慈禧的意思，其实就是告诉慈禧，自己不支持废黜光绪。

相比李鸿章，两江总督李坤一的胆子则大得多，他直接回了一句：“君臣名分久定，中外之口难防。”如此斩钉截铁的拒绝，让慈禧不得不考虑一旦真的废了光绪，刘坤一会不会做出什么过激行为。

最后说说张之洞。同治初年，刚刚步入官场的张之洞还是很有血气的，以直谏敢言扬名于世，被清流派中的中坚分子。然而在官场待得越久，他的血气也就越来越少，胆子也越来越小。面对慈禧的询问，他的回复是：“此事权在太后，非疆臣所能干预。”这话看起来像是不支持也不反对，其实就是默许自己支持慈禧的任何行为。

熟悉唐朝历史的读者可能知道，张之洞其实是跟开唐功臣徐世勣学的，当年唐高宗李治想立武则天为侯，也向大臣们征询意见，唐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明确表示了反对，徐世勣却很滑头的说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不知道同治初年，血气方刚遇事敢言的张之洞，知道几十年后，自己却成了这副德行，心里会作何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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