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海戰爆發。耗費無數錢財、重金打造出來的北洋水師在日本艦隊面前一敗塗地、不堪一擊。

在這以前，大清不是沒有敗過，也不是不能接受失敗。只是以前敗給英法等西方列強還可以說是技不如人，敗給幾百年來知根知底的東方島國，再多的理由和解釋也不過自己騙自己。

隨着戰敗而來的，還有兩億兩白銀的賠款，臺灣島、澎湖列島的主權丟失。而這一切，都需要年輕的光緒皇帝來承受。作爲一個正常人，光緒應該要比任何人都渴望這個國家發生改變，走向富強。

光緒二十四年（1898），在梁啓超、康有爲、譚嗣同等維新黨人的推動下，年輕的皇帝正式開始了維新變法。只可惜，隨着變法的逐漸推動，光緒的所作所爲逐漸影響到了大清朝實際掌權人慈禧的權力。

應該說，慈禧本人是不怎麼討厭變法，也希望腐朽衰落的大清朝能夠再獲新生重新偉大的，但她更希望這一切都在她的絕對控制下進行。幾十年來的掌權生涯讓慈禧再也離不開權力，在國家的富強和自己的權力之間，她選擇了權力。

於是，維新變法只能中道崩殂戛然而止，光緒皇帝也被慈禧給軟禁了起來。

政治場上的鬥爭是非常殘酷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幾乎不存在什麼認輸服軟，退一步海闊天空。光緒畢竟不是小孩子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也有一大批忠於他的臣子，所以，即便已經做到了對光緒的絕對控制，慈禧還是不放心。

不放心怎麼辦呢？要麼殺了光緒換一個，要麼廢了光緒換一個。

一開始，慈禧是想永絕後患，殺了光緒的。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慈禧以光緒名義廣招天下名醫，目的是暗示臣民百姓，皇帝病重。既然病重，那麼假如發生點什麼事兒，比如帝生不辰中道崩殂英年早逝魂歸極樂之類的，都是很正常的事兒嘛。

一句話，慈禧在爲光緒之死做準備。

此時的大清，雖說慈禧是最高掌權人，但卻已經不同於康熙乾隆年代了，在北京，還有西方諸多列強使館和政要，北京的一舉一動都會挑動他們的神經。洋人裏還是有一些心思敏銳之輩，發現了慈禧的意圖。

相對慈禧而言，洋人們更喜歡和光緒打交道。於是他們立即發表聲明要派醫生入宮查看光緒是否病重，慈禧當然不同意，可慈禧越不同意，他們越覺得這其中有貓膩，經過不斷施壓，慈禧最終同意由法國公使館派多德福大夫進宮爲光緒看病。

多德福醫生的診斷結果是：光緒確實有病，但不是什麼要命的重病大病，按照西方人的說法，應該稱爲“腎炎”或者“慢性腎炎”，只要注意保養，一般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多德福醫生的診斷結果一出來，慈禧只得打消暗中害死光緒的想法。

殺是不能殺了，慈禧退而求其次，覺得只要廢掉光緒，沒了皇帝的名分，就算真有什麼想法，也很難翻天了。

當然，皇帝也不是說廢就能廢的。隨着那次縱橫大半個中國肆虐十四年的太平天國的興起，清朝地方督撫的權勢大爲增加，慈禧要想廢黜光緒，多多少少還是要徵詢一下意見的。

爲此，慈禧徵詢了當時最重要的三位地方督撫的意見，分別是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

李鴻章不愧是搞外交的，辭令最爲委婉。他沒有表示支持，也沒有表示反對，只是委婉的通過榮祿告訴慈禧，如果另立新帝，那些在北京的各國公使未必會承認，因爲他們所有的國書都是以光緒作爲交涉對象。大清是否另立新君，他們當然管不着，但他們很有可能會在外交上下點絆子。關於這點，胡思敬的《國聞備乘》上記述得很詳細：

及己亥謀廢立，英公使私探其情於李鴻章，鴻章力辨其誣，因留之飲酒，徐試之曰：“頃所言，僕實毫無所聞。設不幸而中國果有此事，亦內政耳，豈有鄰好而肯幹人內政乎？”英使曰：“鄰國固無干預之權，然遇有交涉，我英認定光緒二字，他非所知。

政治場上，任何細微之處都是值得注意的。李鴻章通過榮祿傳達給慈禧的意思，其實就是告訴慈禧，自己不支持廢黜光緒。

相比李鴻章，兩江總督李坤一的膽子則大得多，他直接回了一句：“君臣名分久定，中外之口難防。”如此斬釘截鐵的拒絕，讓慈禧不得不考慮一旦真的廢了光緒，劉坤一會不會做出什麼過激行爲。

最後說說張之洞。同治初年，剛剛步入官場的張之洞還是很有血氣的，以直諫敢言揚名於世，被清流派中的中堅分子。然而在官場待得越久，他的血氣也就越來越少，膽子也越來越小。面對慈禧的詢問，他的回覆是：“此事權在太后，非疆臣所能干預。”這話看起來像是不支持也不反對，其實就是默許自己支持慈禧的任何行爲。

熟悉唐朝歷史的讀者可能知道，張之洞其實是跟開唐功臣徐世勣學的，當年唐高宗李治想立武則天爲侯，也向大臣們徵詢意見，唐高宗的舅舅長孫無忌明確表示了反對，徐世勣卻很滑頭的說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不知道同治初年，血氣方剛遇事敢言的張之洞，知道幾十年後，自己卻成了這副德行，心裏會作何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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