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注》稱:“夏水暴漲,施（南淝河）合於肥（東淝河）,故曰合肥。”分屬長江水系和淮河水系的南淝河與北淝河匯流於城外的逍遙津。壽春，戰國時期楚國都城，楚考烈王時遷都於此，仍稱郢都。秦朝時所設的九江郡治所。東漢末年袁術於此地僭越稱帝。

東漢末年到三國時期，合肥和壽春作爲戰略重鎮，曾經爆發過多次著名的戰役，但兩座城市的戰略地位卻也在此期間發生着戲劇性的變化，敵對雙方爭奪的重點也一度從壽春到合肥再到壽春，那麼這背後到底有着怎樣的意義？

在袁術逃離洛陽到他死時的近十年時間裏，壽春作爲袁術的大本營，曾經取得了不錯的戰績，其大將孫堅一度攻下洛陽。但在此期間壽春很少經歷大戰，加之又處於軍閥混戰的局面，其象徵意義遠大於軍事戰略意義。

但在袁術稱帝后，其腐敗的的生活加重了淮南的負擔，所在的壽春就更是慘遭蹂躪，在袁術敗亡之時，壽春已經十室九空，基本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壽春的戰略價值自然就更小了。

合肥崛起

建安四年，數次慘敗的袁術北投袁紹被阻，帶着殘兵敗將四處漂泊，最後因爲想喝蜜水而不得，竟嘔血而亡，此時孫策已經脫離袁術在江東自立，而廬江郡也被孫策佔領，曹操轄制的東漢政權，只能控制壽春到合肥一線。

建安五年，曹操任命劉馥爲揚州刺史，可此時正在與袁紹決戰的緊要關頭，兵力本就薄弱的曹操根本給不了劉馥一兵一卒，於是，劉馥就帶着揚州刺史的觀音和幾個隨從便上任去了。

此時揚州治所爲孫策所佔，劉馥去不了，便只能在合肥重新開始建立自己的治所，這真是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劉馥這光桿司令居然通過興辦屯田招攬流民，然後先造水利工程灌溉農田。

百姓有了生計，合肥新城便也就有了生機，短短數年間，合肥的富庶和人口數量便一躍超過了其他揚州和徐州的其他城市，而本就是南北交通要道的合肥，也一舉取代了壽春和南陽的戰略地位。

建安十三年，劉馥在任上病逝，百姓失去了一位好官，而合肥，也要開始經歷戰火的洗禮。這一年，曹操兵敗赤壁，東吳開始反擊，而孫權十萬大軍的首要目標，便是攻下此時已經成爲戰略要地的合肥。好在經過了劉馥八年的治理，城中百姓和軍士思想統一，衆志成城，居然守住了吳軍的大舉進攻。

吳軍久攻不下，只能合圍合肥城，城中守城士兵本就不多，自發組織起來守城的百姓一旦時日久了就開始暴露出缺乏戰鬥經驗和組織紀律性的弊端，更要命的是忽然連降數日大雨，合肥城已經岌岌可危。

而剛剛經歷的赤壁慘敗的曹操，此時正疲於應付更大的麻煩，面對合肥的求援，只能派出部將張喜領兵一千前去救援。是的，也不知道是曹操對於合肥還不夠重視，還是因爲曹操過於相信自己的部下，反正他就是隻派出了一千人去打吳國的十萬大軍。

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張喜硬着頭皮領兵前去，路過汝南的時候把汝南軍也收編帶上了，可兵力還是不足萬人，遠遠不是士氣正盛的吳軍對手。面對如此糟糕的局面，揚州別駕蔣濟卻生出了一個妙計。

他故意寫了三封信，在信中表明張喜正帶領十萬大軍前來救援合肥城，相約裏應外合殲滅吳軍，然後，又讓其中兩封故意被吳軍截去，本就缺乏戰略經驗的孫權信以爲真，生怕被反包圍，大駭之下率兵退走，第一次合肥保衛戰居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勝利！

從此，重鎮合肥開始成爲各方爭奪的戰略要地，孫權和曹操也都放棄了劉備據有的荊州而一心爭奪淮南，合肥城在此後十多年裏也成爲了雙方拉鋸戰的最前線，曹操更是直接派來了張遼、樂進、李典三員大將和七千精銳主力，加上原有的駐軍，成爲了鎮守揚州的曹軍主力。

至建安二十一年，雙方已經再次前前後後交戰十多次，曹操也再度加強了合肥了兵力，並設立了以合肥爲中心的三角形縱深防禦體系。並設徵東將軍於合肥督揚州軍事，若合肥再度被圍，徵東將軍就可以行使職權調兗州、豫州軍前來增援，若是戰況擴大，還可上書調中央軍前來。

另一方面，曹操又派于禁、臧霸等人掃蕩淮南，趕走孫權安置的基層政權，重新將淮南地區納入統轄，確保了合肥的防務沒有來自背後的隱憂。從此，合肥真正成爲了曹魏政權東部戰線的核心樞紐，是曹魏一方要誓死守衛，而孫吳一方則要不惜一切代價奪取的戰略重鎮。

隨之而來的，便是一次又一次的合肥保衛戰，最著名的一次，便是孫權再次親率十萬大軍前來，而守將張遼則“威震逍遙津”，一戰成就了舉世名將的聲威，孫權十萬大軍再次兵敗合肥，倉惶南逃。

在此後的拉鋸戰中，孫吳政權主動進攻三十四次，其中針對合肥的就有一半，可直到東吳滅亡，孫吳政權也沒有能打進合肥一次，合肥成了曹魏當之無愧的門戶，也成爲孫吳的恥辱和心病。

戰略要地

那爲什麼雙方的戰線這麼長，東吳卻一定要一根筋的從合肥進攻呢？這就要分析一下合肥的戰略意義了。它東挽江準丘陵張八陵,西抱大別山餘脈皖西山地,南瀕長江,北枕準河。漢元狩元年(前122年) , 漢武帝首置合肥縣。

嘉慶《合肥縣志》載:“將軍嶺在城(合肥)四五里,-名水嶺,嶺下有分細,-源二流(-流入江,一流入淮) ,即淝源分流處。”秦嶺和淮河橫貫東西,勢分南北。秦嶺餘脈延伸至安徽,天柱山、馬尖、老嘉山琅琊山自西向東組成標誌性的江淮分水嶺,其中位於肥西的將軍嶺是南來北往的交通要道。

秦漢時期,北自合肥南下,分爲東、西兩路。東路經巢湖(今安徽巢湖市)、過昭關(今安徽含山)、至歷陽(今安徽和縣)、抵丹陽渡江,達吳縣(今江蘇蘇州) , 這是聯繫江南的要道。

孫吳偏居東南,不論自保還是擴張,交通無疑是左右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合肥是南北交通的關鍵節。東吳作戰向來依靠水軍，能水戰絕不陸戰，因此，能夠溝通長江淮河乃至深入中原的水路十分重要。

吳軍本來有三條可以供其北伐的水路，分別是中瀆水、漢水和濡須水。其中，中瀆水因爲受季節影響太大，無法全年通航；而因爲孫吳政權將荊州借給劉備，漢水一路又需要佔領襄陽才能使用，但襄陽又一直掌握於曹魏手中，漢水自然也不可用。

那麼，吳軍的水戰路線就只剩下濡須水這一條。而濡須水北經巢湖入施水，再經肥水入淮河。所以只要佔領了合肥，東吳水軍就可以從長江入淮河，不僅可以發揮其水軍威力，還能保障後勤。因此,孫吳政權對合肥倍加重視。

而另一邊的魏明帝曹叡也說過：“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此三城下者，地有所必爭也”。所以對曹魏而言，想要南下滅東吳則同樣需要將水軍從淮河調往長江，大軍南下也需要水運維持後勤。濡須水這一線就成了吳魏兩國互相攻打的必經之路。而合肥恰好處於肥水、施水交匯處。

先秦時期,當地民衆開鑿江淮運河”,溝通了南淝河和東淝河。時至三國,曹操鑑於合肥戰事頻仍,發動民衆重修運河,河道運力得到很大提升,這條運河又名“曹操河”。

根據《水經注》的描述,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三月，曹操親率大軍至譙縣(今安徽亳州)"作輕舟,治水軍。秋七自渦入準，出肥水軍給肥。”不僅如此,曹操曾四次在夏季率水軍抵達合肥,從中印證了淝水夏季通航的事實。

濡須水這一線就成了吳魏兩國互相攻打的必經之路。而合肥恰好處於肥水、施水交匯處，對曹魏一方而言，合肥是防禦東吳沿江北上的屏障；對於孫吳一方而言，合肥則有像是一座進可攻退可守的堡壘，不管想做什麼都必須先攻克合肥，再進而奪取淮河流域。

戰略地位再度轉移

任何事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合肥做爲新的戰略重鎮，在經過了三國前期的激烈爭奪和數十次大大小小的戰役後，也開始變得疲敝不堪，到了三國後期，合肥已經實在擔不起這個戰略要地的重任了。

因爲曹魏前期的中央軍常備數量只有十萬左右，但東西兩線的邊軍經常都需要中央軍的支援，更何況還有北方面對胡人政權的戰線，這十萬中央軍調來調去的，非常疲憊，壓力也很大，所以，曹操爲了緩解邊軍壓力，便使出了一招遷民政策。

所謂的遷民政策，就是把邊境的百姓逐步前往內地區域，這樣敵軍再來進攻的時候就無法就地從百姓手中獲得給養，增加敵軍進攻的消耗，所以在孫權數次進攻合肥後，曹操便對合肥一線也採取了這樣的政策。

建安十八年，曹操決定將徐州、揚州邊境的居民內遷，邊境一線共有十多萬百姓被遷走，長江到合肥以南只留下一座皖城呼應，而孫吳政權一方也採取相應措施將百姓遷入東吳，於是江淮間便形成了一道數百里長的無人帶。而在建安十九年孫權拿下皖城後，合肥就完全成了一座孤城。

連年的征戰和居民內遷，讓好不容易富庶起來的重鎮合肥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成了一座死寂的軍事堡壘，駐軍成本加大，加之南面再無任何屏障之後，防守合肥的成本也大大增加，所以，曹魏政權對於東部戰略要地的轉移已經成了必然。

曹操病逝，曹丕即位之後，相繼對孫吳政權發動了三次大規模進攻，但都以失敗告終。這就表明，曹魏政權想要在短時間內解決孫吳政權的威脅是不可能的，曹魏政權也逐漸轉向於戰略防禦，並對東線防務做出了極大的調整，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調整，就是將曹魏一方的揚州治所北遷到了壽春。

隨着這一調整，揚州刺史，徵東將軍都改爲常駐壽春，而軍隊主力也遷移到了壽春。相較於已經成爲險地和死地的合肥，壽春距離曹魏政權的中心更近，從許昌調兵到壽春再支援合肥也更便捷。

於是，合肥就從經濟中心戰略重鎮又再度淪爲了軍事要塞，成了堅壁清野的戰場，也成爲了曹魏政權用來吸引敵人於此再行殲滅的活靶子。特別是魏明帝採納滿寵的建議，將合肥舊城拆除，將新城西遷三十里後，這一目的就更明顯了。

因爲新建的合肥城遠離了河流，不但交通樞紐作用大大減弱，而且對於慣於依靠水軍作戰的孫吳一方來說，攻城戰的消耗和難度就大大增加了，從此，合肥就徹底變成了一個作戰用的軍事堡壘。

壽春再度崛起

《三國志·鄧艾傳》記載：“令淮北屯兩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守，且田且守，……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

正始初年，魏國準備在東南一帶積儲軍糧，派鄧艾尋訪探查後，鄧艾提議在兩淮地區開展屯田，這一建議得到司馬懿的採納並加以實施，開始在當地興修水利以灌溉農田，從此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引自《晉書·食貨志》）。

和當初劉馥在合肥實行屯田富民改變合肥一樣，隨着移民政策、治所遷移和屯田政策的實施，壽春地區的經濟實力再一次不斷地提升，軍事實力自然也相應的大大提升了，於是又重新取代合肥成爲了東南重鎮。

公元253年，東吳太傅諸葛恪帥二十萬大軍北伐，這也是孫吳政權一方對曹魏發動的最大規模進攻，此時的合肥城內只有數千守軍，但曹魏一方並不急於救援，而是放任吳軍圍困合肥以達到消耗吳軍的目的。

而吳軍一方的這次軍事行動其實也並非完全是爲了佔領已經沒有太大意義的合肥城，而是爲了引壽春的駐軍前來決戰，所以他們也不急於攻陷合肥。結果，在拉鋸消耗一陣之後，諸葛恪卻中了曹魏的疑兵之計，倉皇撤軍，而諸葛恪本人也回東吳就被殺身亡。

由此可見，此時雙方都已經對合肥完全不在重視，都只是將其作爲手中的棋子，或引誘對方救援，或消耗對方實力，一方不再像以前一樣捨命攻取，一方也不再像以前一樣不惜一切代價防守，所以，合肥此時在雙方心中的地位已經可見一斑。

而後曹魏徵東將軍諸葛誕也在壽春加緊經營，雖然所有的舉措都是爲了他叛亂做準備，但無疑也再度大大加強了壽春的實力，聚集了十餘萬淮南軍於壽春，整個江淮一線的防務也再次以壽春爲中心，壽春再度成爲了淮南第一重鎮和中心，而合肥卻早已變成了拱衛壽春的屏障。

在後來的淮南三叛中，叛軍都是集結於壽春，合肥幾乎變成了一座空城，而東吳的軍隊也數次路過唾手可得的空城合肥卻都視而不見，從來沒有想過要駐軍佔領合肥，再後來孫吳政權的兩次北伐更是直接無視合肥的存在，直奔壽春，從此，壽春又變成了雙方的必爭之地。

在三國後期，雙方的對峙再也沒有在合肥出現過，戰略重鎮合肥在經歷了短暫的輝煌之後，便徹底退出了三國的歷史舞臺，當然，歷史是在不同輪迴着的，至於後來爲何壽春又再度衰敗而合肥卻再度崛起成爲大城，就等以後再來論述了。

——撰文——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