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文明勃發的基礎，同樣也是文明發展的重要支持。而位於東亞大陸的中國，擁有近萬年的文明形成史和數千年的文明發展史。其間，語言的萌發和嬗變無疑是凝聚中華文明不斷發展的一大關鍵紐帶。隨着中華文明的重心從黃土高原的關中東移到江南水澤的金陵，最終，中華的語言落在了華北平原的燕京……

清末民初，時局動盪之下，先進的中國人們也在反覆思索着民族的未來。其中，對於語言的確定和推廣，無疑對於面對亡國滅種危機的中國人來說顯得格外重要。於是到1923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召開了國語統一籌備會，決定採納現代中國北方官話的白話文語法和北京話的語音來制定標準漢語，即“中華民國國語”。

新中國成立後，爲區別民國政府確立的“國語”，在1955年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國語”被改稱爲“普通話”。終於，歷經數千年的文明發展，中華的通用語言被確定爲“普通話”。但坊間對此的疑問向來不少：普通話的根在滿漢混雜的北京城，那所謂的“普通話”不就是胡人的語言嗎？中華正音又在哪裏呢？

如此說來，不管怎樣的解釋都顯得蒼白。就中國曆代的語言發展來看，應該可以大略看出發展的軌跡。現代普通話的源遠，最直接的聯繫便可以追溯到清末。“國語”是清末才逐漸提出的，在此之前又叫“官話”。

“官話”的前身又稱共同語。最早在秦漢時，共同語由於中原的統一便進一步的深入發展。而當時的共同語又叫做“通語”和“雅言”。漢代大儒鄭玄曾作注“雅言”爲“正言”。雖然統一後的中華帝國幅員遼闊，先秦時代的各地民衆雖然操着不同方言，但都可以用通語來進行交際。但漢末大亂，中原人口開始陸續南遷。隨後的西晉曾進行了短暫統一。

短暫的統一後卻是更大規模的五胡入華，中原人口再次被迫南下避禍，昔日的中原雅音也隨之南移。此後，中原雅音開始逐漸分化爲南北兩支：北朝一般以洛陽話爲標準音，南朝一般以建康話爲標準音。當時的洛陽話和漢末的古漢語已有很大差別，是古漢語融合北方遊牧民族語言的產物，而建康話則是南遷的中原話和江南語言融合形成的，即今天的吳語。

隋唐統一之後，由於江南已經是帝國的財稅、文化重地，所以天下文人皆奉建康話爲正音。唐代在《切韻》的基礎上，又制定《唐韻》作爲標準音，規定天下官員和科舉考試必須使用唐韻。但隨着安史之亂和唐末大亂，黃河中下游的中原人口再次陸續向東南、西南遷移，進而把帝國的河洛古語帶到東南沿海。

宋代時，蘇州的吳音已經流行天下。而宋代官方便重新在《唐韻》的基礎上制定出了全新的《廣韻》。在此前後，以帝國都城所在地的方言作爲天下語音標準的規範已經形成，所以之後的蒙元以大都話爲標準音。明代時，由於動亂，南京話從吳語融合轉變成了江淮官話。此後，明代便以南京話爲正統，南京話也是南方官話的代表。當然，漢末兩晉時的中原戰亂逼迫中原漢人多次南遷，使南京語音中保留了較多的中原古音。

隨着北京成爲帝國都城，到1728年，雍正帝正式確定北京官話爲官方用語，到清末民初，北京官話的影響力已超過南京官話，成爲流通最廣的語言。由於天平天國的動亂，江南被大肆毀壞，吳音的地位就此一落千丈。直到1911年，朝廷的學部召開中央教育會議，正式確定北京官話爲漢語標準音。

民國建立後，隨着知識分子的反思與爭論，由於滿人不分尖團音，也沒有入聲，所以北京官話是滿化了的漢語，也被戲稱爲“五音不全”。大家都覺得北京話再做“國語”已不是很方便。於是民初又有了“新老國音”之爭。

今天的普通話是以北京話爲標準音的，那麼，普通話就完全等於北京話嗎？當然是否定的：所謂的以北京話爲標準，是以北京語音的系統爲準，並非照搬北京土音。而今天的普通話也在大規模拓展，昔日的方言卻在不斷萎縮。這不能不引起我們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