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在江湖上的又一稱號“孝義黑三郎”,就很能代表他的性格特徵。忠孝與俠義,在宋江身上是矛盾對立的統一體,但在不同的情境中,突現的方面有所不同,從而勾畫出宋江一生充滿矛盾變化的人生軌跡。

在社會矛盾尖銳激化的北宋末年,宋江要做到忠孝與俠義兩全是不可能的。爲了行俠義,幫助江湖兄弟,他就不得不觸犯封建統治階級,儘管這是不自覺的,也是他不情感的。他“舍着條性命”,“擔着血海也似干係”,救了晁蓋,不過爲的是“心腹兄弟”,出於“綢全人性命”的一種仗義行爲,並不是有意識地向封建秩序挑戰。但晁蓋等人不甘被壓迫,反上梁山了,這使他感到“於法度上卻饒不得",因而怕牽連進去而內心驚恐。不料閻婆惜以他與梁山的關係相要脅,他萬不得已而殺人滅口,卻終於觸犯了封建法律,成了逃犯。但儘管如此,他心中仍然是忠誠於朝廷的。

然而,社會現實卻容不得他做忠臣。他投奔花榮,又被劉高陷害。出於對貪官污吏的痛恨和對清風山好漢們的救命之情的感激,他定謀設計殺了劉高,並招降了秦明、黃信兩批官軍,動員衆好漢齊上梁山泊。這是他叛逆性格發展的重要階段.但就在投奔梁山的路上,一封家書卻又使他離開了衆弟兄星夜奔喪去了。宋太公怕朱江“被人攛掇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爲此急急寄書",假傳醒耗。宋太公的一番家訓,使宋江又戴上了“忠君孝親"的精神枷鎖,走上了刺配江州的道路。途中,梁山好漢把他劫奪上山,劉唐要殺解差,他說:“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晁蓋邀他上山,他認爲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忠孝觀念把他奴役到愚頑的境地。

豪俠叛逆

宋江的愚忠,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他對封建政權還存有幻想,希望能“遇寬恩大赦”。然而一系列現實鬥爭的折磨,封建統治者的多次迫害,眼下江州牢城親身經歷的殘酷現實,使他的內心又處於更深的矛盾與痛苦之中。爲了一個“忠”字,他雖然屢次拒絕了江湖好漢的搭救,但好漢們對他的尊敬與擁戴不能不激起他所固有的豪俠氣概。他並不是一個甘於沉下僚的庸人,他有滿腹經綸,有雄心大志,而他半生苦苦追求的結果不過是淪爲一名囚徒。他在內心失去平衡的情況下,酒後題了反詩,詩中表現了落難英雄忍辱潛伏,待時而動,欲迴天地的心情。“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突出顯示了他性格中豪俠叛逆的一面。反詩事件將宋江推向了生與死的緊要關頭,梁山好漢劫法場,把他從劊子手的屠刀下解救出來。經過腥風血雨的生死搏鬥,他的思想性格確實起了飛躍性的變化,”現實的處境使宋江不得不放棄他的忠孝,從而揭起革命的義旗。

替天行道

宋江上梁山之初,坐的是第二把交椅,雖然還不是寨主,但作者描寫的中心卻在宋江,在宋江領導下樑山好漢打了祝家莊.高唐州,取了青州、華州,獲得了很大戰果,鞏固了梁山根據地。晁蓋死後,宋江被推爲寨主,更進一步顯示了他的組織才能和策略思想。他重新整頓了革命隊伍,樹立了“替天行道”的旗號。同時它從最根本上又不反對宋天子。宋江自己對這個解釋時,也說明了一點“替天行道”也就是要爲國除奸,使國家走上“正軌”。可以說,“替天行道”是宋江的“忠”與“義”相結合的產物。

“替天行道”的綱領包含着農民階級的平等思想和忠君思想兩種因素。當前因素起作用時,則顯出其積極的一面。在政治上,梁山義軍打擊貪官污吏、豪富惡霸,爲民除害。在經濟上,殺富濟貧,搶擄官廠,奪取不義之財,“將錢糧一分發送梁山泊,一分給散居民”,“但得府庫之物納於庫中公用,其餘所得之資並從均分。”在道義上,他們提倡“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分貴賤,兄弟友愛,暫同生死。這其中體現的農民階級的平等思想,同鐘相“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在實踐意義上有其一致性,是一種農民社會主義烏托邦思想。梁山義軍的革命行動,博得了被壓迫人民的愛戴和擁護。“鄉村百姓,扶老攜幼,燒香、羅拜迎接。”不少窮苦百姓紛紛投奔梁山,革命隊伍不斷壯大。

朝廷忠臣

然而,當綱領的後一因素起作用時,即那種對“好皇帝”、對聖君賢臣的幻想一旦佔了上風,則又使革命走向倒退,最終導致受招安的結局。宋江原是受封建文化薰陶的縣衙小吏,其最高理想是做國家忠臣,他是被逼無奈才反上梁山的。如今,他已權力在握,站穩腳跟,生的危機感消失了,因而思想、道德、心理都逐漸恢復到原先想做國家忠臣的軌道上來.“改邪歸正,爲國家臣子”成了他最大的願望。宋江曾多次表示希望“聖主寬恩,赦宥重罪,忘生報國,萬死不辭!”到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後,起義事業發展到高潮之時,他更將這種感望公開化。他在對“天地神”的祝辭中說:“惟願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衆當竭力捐軀,盡忠報國,死而後已”;他的《滿江紅》詞也寫道:“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雖然他的這種做法受到了衆弟兄的激烈反對,但他還是決意走這條受招安的路。爲了設法受招安,他竟潛入李師師家,企圖通過李師師與宋徽宗的特殊關係,乞求招安。這之後,他還領導梁山英雄和官軍進行了幾次大戰役,所謂兩贏童貫、三敗高俅,把敵人打得丟盔卸甲,但其目的也是爲受招安撈得政治資本。最後在朝廷假意的撫卹下接受了招安,並把“替天行道”的旗幟,改爲“順天”“護國”。

受招安標誌眷梁山泊農民革命性質的根本改變,從維護被壓迫人民的利益的反封建民主革命,轉變爲維護國家利益的“順天”、“護國”的改良。這時的梁山義軍以忠君報國爲指導思想,以“御邊幅”、“保國安民”爲任務,於是有了“徵遼”和“徵方臘”,充當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別動隊。宋江也由一名義軍領袖而成爲一名御外安內的朝廷忠臣。

功敗垂成

然而,宋江的一片忠心並未得到統治階級的信任和賞識,他的結局是悲慘的。在“軍馬盡都沒了,兄弟們又各分散”,不可能再反的情況下,被賜服御酒而死。但宋江至死都咬住“忠義”二字不放,並且他還擔心,他死之後,李逵會造反,“壞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故而將李逵叫來,喝了藥酒,與他同歸於盡。這裏的“忠義”就是對朝廷盡忠盡義,“義”已不再有濟困扶危的積極意義。宋江把“替天行道”與對趙朱王朝的“忠義”相提並論,“替天行.道”的含義自然很明確。正是由於“替天行道”綱領的侷限性和宋江固有的“忠義”思想,導致了義軍的功敗垂成,也導致了他個人悲劇的命運。

宋江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他的性格的複雜性包含着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歷史的內容。有人曾論斷在《紅樓夢》以前的藝術典型,都是屬於類型化的典型,而《水滸》中的宋江卻是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特點的藝術典型,是一個深刻的現實主義的悲劇典型,是老黑格爾說的“這一個”。這個典型在我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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