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誅心的歷史進程。

文｜聞韶

漢武帝時，朝廷征伐四方，國庫空虛。

皇帝開動腦筋，找了一個諸侯獻寶需要襯墊的藉口，想把宮苑所養白鹿的皮強賣給諸侯。一塊一尺見方的白鹿皮，售價四十萬錢，相當於明搶。

主管財政的大司農顏異對此不甚贊同，隨即被人舉報，說他妄議朝廷。酷吏張湯負責審案，成功定罪。

顏異被定罪的理由十分精彩：「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

意思是，有客人和顏異抱怨政策不好，顏異沒答話，微微動了一下嘴脣。張湯說，顏異在肚子裏誹謗朝廷，罪該萬死。漢武帝表示同意。

顏異不會感到寂寞，他雖是第一個因腹誹而死之人，但此後兩千年，多得是人被追問「是何居心」，而後被殺掉。

以聖賢的名義

以現代社會的標準來看，顏異當然沒有罪。

顏異連嘲諷都沒出口，更沒有任何實際損害結果。張湯僅靠推定其「主觀惡性極大」，就直接判處死刑，就變成了荒唐的思想罪。

腹誹罪是張湯首創，但這種以「主觀故意」歸罪殺人的優良傳統，自兩漢以下就連綿不絕，餘波至今。

這類做法一直有着義正詞嚴的名頭：

《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鹽鐵論·刑德》）

《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 （《後漢書·霍諝傳》）

用大白話說，當時的人認爲，孔子筆削《春秋》揭示了一條重要法則：一個人應不應該被定罪處罰，重要的不是行爲，而是動機。動機善良，即便行爲違法也應免於處罰，而動機不良，即便行爲合法也要誅殺。顏異就是死在這一條上的。

言必稱仁義的孔子當然不應該爲了後世酷吏背鍋。事實上，這種唯動機論的做法，得從那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說起。

大家都知道漢初劉邦約法三章，爲民衆解除了秦律苛刻繁雜之苦。但沒過幾年，「蕭何承秦法所作爲律令」，秦律就大規模復興了。

漢武帝時大興酷吏政治。然而，武帝既要判刑殺人，又要避免暴秦的名聲。解決辦法很簡單，就是用儒家聖賢的名義，緣飾屢興大獄的現實。

漢武帝喜歡儒學，對當世大儒董仲舒十分尊重。董仲舒退休後，朝廷每次討論司法問題，就派廷尉張湯去問他的意見。

董仲舒的回答被集合成冊，叫《春秋決獄》，內含 232 個案例，今天已經失傳。但董氏提出的司法原則，對當日和後世影響深遠。

· 《太平御覽》中保留了《春秋決獄》的六個案例

通過對《春秋》這部儒家經典的解釋和附會，董仲舒首次提出了孔子主張原心定罪的觀點：居心不良，不管所作爲何，都要重罰；本心純潔，則可以減輕處罰。

其實《春秋決獄》及其對動機的強調，並非沒有積極意義。

比如有這樣一個案例，某人在打鬥中誤傷了其父親，子女毆打父親是重罪，要判死刑。董仲舒根據《春秋》經文解釋道，既然沒有加害父親之心，君子赦而不誅，不該治罪。

某女的丈夫出海，船沉了，死不見屍。幾個月後母親安排她再嫁，結果被官府追究，理由是丈夫死而未葬，依律不許再嫁，要處斬。董仲舒認爲她不是故意不安葬丈夫，再嫁並非出於淫佚之心，故而無罪。

· 兩漢提倡孝道，鼓勵子女報仇。《後漢書·列女傳》中爲父報仇的趙娥，在砍掉仇人首級之後，趙娥主動自首，卻被赦免

然而，案件一到政治層面，儒家對人溫情脈脈的體恤就全然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無所不在的羅織、誅心。

漢武帝時的酷吏張湯，辦案特別善於揣測上意，皇帝想放的人，就往寬縱裏辦，皇帝想整的人，就往慘酷裏辦。張湯當司法長官時，特別讓學習儒術，尤其是研究《春秋》《尚書》的博士弟子當司法官員，這不是沒有緣由的。

漢武帝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劉安一個不受寵愛的孫子向朝廷舉報，說爺爺要造反。劉安是漢武帝的叔父，以愛好文藝「流譽天下」，武帝年輕時也很喜歡他。

· 劉安及其門人賓客所作《淮南子》

漢武帝派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去調查。劉安沒發過一兵一卒，也沒有任何謀反的跡象，但呂步舒是董仲舒的學生，熟練掌握《春秋》原心定罪的技巧。

《春秋公羊傳》有一句話，「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意思是子女、臣子對父親、皇帝不能有一點不服的心思，要是有了就該誅殺。這條經文被當成辦政治案件的金科玉律，再忠誠的人，在漫長殘酷的拷問過程中，也難以在所有問題上與皇帝保持一致。

於是，文藝中年劉安搖身一變，成爲心懷怨恨、結黨營私、陰謀叛逆的人。一條純由動機論推理出的因果關係鏈浮出水面，誅殺牽連之人數萬。

這種披着「原其心、忠其志」儒家外衣的法家，殺起人來、辦起事來，比不加掩飾的法家要厲害多了。

元代人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曾有一段精彩的議論：

帝之馭下，以深刻爲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爲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

用大白話說：

漢武帝駕馭臣下，把對人苛刻當作自己高明，張湯判案，把對人殘酷當作自己忠誠，董仲舒則用儒家經學附會這些做法……漢代人專門用《春秋》作爲判案依據，陋儒和酷吏遂得以用儒家經典粉飾暴行。《公羊傳》、《穀梁傳》中所謂「《春秋》某某寫法是爲了責備」，「是爲了誅心」，或者「不能有一點不服」的說法，和蓄意毀謗、羅織罪名差不多了。聖賢的本意豈能是這樣？

誅心的技術創新

在中國歷史長河裏，通過羅織一些隻言片語細枝末節來還原心理動機，進而判罪殺人，實在不勝枚舉。其中最樸實剛健的，是大明開國皇帝朱重八。

同樣是稀釋開國功臣的權力，趙匡胤「酒杯釋兵權」，朱元璋則殺字當頭。

著名的胡惟庸案，最初只是「擅權植黨」，但光這樣不足以把其他功臣一鍋端。在十餘年的不懈努力之下，胡惟庸變成了集「謀反」「通倭」「通虜」等重罪於一身的千古逆賊，並順利牽扯出一系列元勳功臣。

· 電視劇《朱元璋》裏的朱元璋與胡惟庸。現代歷史學研究基本認爲，胡惟庸擅權、貪腐是有的，謀反、通敵則都是捏造的罪名

胡惟庸案發十年後，朱元璋「忽然發現」開國第一功臣李善長也是胡惟庸謀反案主謀。李善長隨即被扣上謀反、通敵等一大堆罪名，本人被賜死，全家被斬首，「所連擊坐誅者三萬餘人。」

問題是，這些罪行在朱元璋的手詔和刑部案卷中全都找不到。能找着的，不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瑣事，就是明顯有問題的證詞。

比如，朱元璋一次交辦了一個往偏遠地區運送茶葉的工作。李善長跟人抱怨：「許大年紀 （我這麼大歲數了） ，教我運茶，想只是罰我。」又對胡惟庸說：「許大年紀，教我遠過棧道去，想天下定了，不用我。」這些牢騷被視爲謀反的動機。

· 李善長被誅後，朱元璋讓錦衣衛將案情編輯成一份《昭示奸黨錄》佈告天下，結果卻留下了太多馬腳

李善長的一個家奴舉報，李善長和胡惟庸在家策劃謀反。舉報內容是胡惟庸曾拜訪李善長，兩人「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說了什麼不知道，「想必」是策劃謀反。

還有一個家奴舉報，說洪武九年，李善長派人去召集一羣官員，對他們說「我請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謀反事務。」

晚明文臣錢謙益曾在內閣看到過這份證詞，忍不住嘲諷道：李善長是何等精明的人，怎麼會隨便跟下人說這種要掉腦袋的瘋話？朱元璋何等英明，難道看不出來嗎？

不過，朱元璋殺人的方法雖然很便捷，但太過粗糙，缺乏合理性論證，容易讓錢謙益這樣的文人說閒話。

誅心的新技術在明末產生了。自王陽明心學盛行以來，人人都在講要反思本心，遷善改過。要達成聖賢境界，首先要自己同自己交戰，每天自我反省。

自省當然重要，但普通人難以堅持。於是就發展出了各種互助會：各人剖白自己的內心，由他人攻擊改錯；或者互寄日記，以示改過決心功力。

· 像賬本一樣的功過格是明末清初用來自省的工具之一，每天把好事壞事都記上，然後總結反省

這種反思改錯，自然要上綱上線。比如動了貪念淫念，就是禽獸不如，冬天把手縮在袖子裏，就是忘了聖人教誨。這種細緻入微的心理分析技術，自然很快就成爲了統治手段，成了給人安插罪名的好方法。

清朝雍正皇帝尤其擅長此道。

比如著名的年羹堯案，最初只源於年羹堯在賀表中將形容皇帝夙興夜寐的「朝乾夕惕」寫成了「夕陽朝乾」。

雍正皇帝熟練地應用攻錯改過的本領，指出：年羹堯出身科甲，也不是粗心的人，寫成這樣一定是故意的！

會意的大臣一擁而上，最終，年羹堯被定大罪 92 條。皇恩浩蕩，准許年羹堯自裁，結了此案。

年羹堯得勢時，翰林侍講錢名世曾爲其贈詩，也被雍正盯上了。雍正也清楚跟風拍馬屁罪不至死，於是熟練的訴諸儒家意識形態，宣稱錢名世爲「名教所不容」，將其革職銜。

雍正特別寫了「名教罪人」四個字，造一個匾掛在錢家，時刻提醒世人這是欽定的壞分子。還發動在京官員都寫詩批鬥他，將這些詩歌編輯成書廣爲發行。

· 雍正書「名教罪人」四字

雍正的操作很有現代性：首先通過道德和意識形態審查，將當事人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變成罪狀，然後發動輿論大批判，最後，鑑於羣衆反響極大，秉公執法，皆大歡喜。

類似的操作不止這一次。例如文官陸生楠，在發配充軍途中寫了幾篇《讀通鑑論》，被告密給雍正，說他借古諷今，雍正親自撰文訓斥了一通，下令把陸生楠殺掉了。

光殺人就算了，雍正批評陸生楠「其論皆小紙寸幅、蠅頭細字，蹤跡詭祕」，可見一定不是什麼好人，他的科考成績多半是夾帶作弊來的。如此親自下場肉搏給人安插罪名，雍正誠爲千古一人。

殺人誅心絕對不是皇帝的專利，各類司法官員們熟諳這套技術。

晚清人陳熾在《庸齋筆記》記載了這樣一個案子：

曾有一個私塾教師，課間到室外僻靜處解手。一抬頭，見對面樓上有個少女倚窗眺望，沒多想，朝她一笑。少女臉色大變，立刻關了窗。沒過多久，就傳來少女上吊的消息。塾師隨即被官府拿獲，按照調戲婦女，致使婦女羞憤自盡，定了斬監候。

按照刑部慣例，調戲婦女如果動手動腳，屬於性質惡劣，當年秋審可以判「情實」，年內斬首。如果只是言語調戲，沒有動手，就可以「緩決」，還可能活下去。

秋審司一個精通誅心的官員這時站了出來，主張「雖無實事，其心可誅」。倒黴的塾師當年就被斬首了。

壓抑的日常生活

自康熙以來，皇帝們就有一種自我想象，認爲自己不僅是天子，而且是統治者兼教主。理學名臣李光地認爲，清帝是將「道統」和「治統」合於一身。仗着宇宙真理在手，殺起人來就理直氣壯地多了。

可天威難測，誰又知道「真理」到底是什麼呢？最保險的辦法就是一代名宦曹振鏞的爲官祕籍：多磕頭，少說話。

就連少說話也未必保險。那些聲稱自己和皇帝站在一條線上的人，能從日常生活中羅織罪名，將人送上法場。

於是，在無處不在的眼睛監視下，自我壓抑成爲了清代社會文化的主流。

清代學術的主流，是注重考據古典音韻的乾嘉學派。乾嘉學派的興起並非直接由文字獄催生，但文字獄讓文人極力迴避容易惹麻煩的哲學、政治學等領域則是事實，後者本是傳統儒學的重心。

就連皇親國戚，也不能免於這種自我壓抑。弘曆爲皇子時，好寫史論，但從來只寫漢唐宋三代，不敢碰觸元明和本朝史。一直到乾隆中晚期，皇位穩固的乾隆纔敢正大光明地研究明清史。

宗室弘旿聽聞《紅樓夢》大名許久，但「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原因不過是《紅樓夢》後四十回涉及到抄家，是敏感的政治問題，宗室子弟都不敢閱讀私藏。

自我審查並不能息事寧人，因爲歸根結底，在一個流行誅心的時代，決定道理在誰一邊的標準，只取決於上官和皇帝。

在見慣了雍正、乾隆隨意誅心批鬥臣下、官員隨意誅心判刑殺人的社會風氣後，學者戴震沉痛的寫道：

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

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 其誰憐之？

不過，殺人借的真是理嗎？

戴震也清楚，「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而卑幼賤之人，以理爭之，雖得，也爲逆。傳統社會幾千年來，道理的解釋權總歸在強者手上，不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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