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特弗裏德·凱勒，一八一九年七月十九日生於蘇黎世一個旋工家庭。五歲喪父，依寡母爲生。一八三三年進工藝學校，次年因小過被開除。一八四零年去德國慕尼黑學畫。一八四二年回家鄉從事文學寫作。與德國流亡詩人弗賴利希拉特、赫爾威等接近，積極參加民主運動。一八四八年由蘇黎世州政府資助，去德國海德堡大學深造，聽費爾巴哈講《宗教的本質》。一八五零至一八五五年在柏林期間，創作豐富而成熟。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出版《綠衣亨利》第一版。一八五六年出版中篇小說集《塞爾德維拉的人們》。一八六一年任蘇黎世州政府祕書長，一八七六年卸任。一八七二年出版《七個傳說》。一八七三年底至一八七四年底出版《塞爾德維拉的人們》的增訂本（除了原來的五篇小說以外，又添入五篇新作）。一八七八年出版《蘇黎世中篇小說集》。一八八零年出版《綠衣亨利》修訂本。一八八三年出版中篇小說集《箴言》和《詩集》。一八八六年出版長篇小說《馬丁·薩蘭德》。一八九零年在蘇黎世逝世。

凱勒畫作

以下文字摘選自綠原先生爲《綠衣亨利》撰寫的譯本序

現實主義的文學藝術從來就不滿足於消極地反映生活、僅僅幫助讀者認識生活，它憑藉自己悠久的傳統和深廣的觸手，一直試圖以培養人們的心靈、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爲己任。在近代西歐文學，特別是德語文學的畫廊中，就有一種近乎傳記而不能稱爲傳記的品種，名曰“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又稱Erziehungsroman,或Entwicklungsroman）。“教育小說”，顧名思義，首先來源於作者的這樣一個基本觀念：人決不是所謂“命運”的玩具，人是可以進行自我教育的，可以通過自我教育來創造自己的生活，來充分發揮自然所賦予他的潛能。因此，在這個觀念的指導下，教育問題便成爲這類作品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

提到“教育小說”, 可以舉出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巴爾扎克的拉斯蒂涅、司湯達的於連以及托爾斯泰、高爾基的某些小說、歌德的《威廉·邁斯特》，還有與《威廉·邁斯特》齊名的另一位大作家的《綠衣亨利》。

《綠衣亨利》的作者戈特弗裏德·凱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籍貫瑞士，是十九世紀德語文學中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之一，曾經被文學史家們稱譽爲“瑞士的歌德”。

《綠衣亨利》是凱勒一生的主要著作。裏面的情節大都是作者青少年時代的經歷，如家境的貧困、求學過程的挫折，以及在選擇職業中、宗教生活中、藝術創作中所經歷的一些錯誤、悔恨和覺悟等等。所以，這本書有時被看作是作者的自傳。這部作品有兩個不同的版本：第一版刊行於一八五四年，以主人公之死爲結局第一版關於亨利之死是這樣寫的：他一來由於自己好久不給母親寫信，在伯爵府逗留太久，沒有早日回家，使母親憂慮懸念而死，因而感到內疚，二來由於離開了竇綠苔，對她朝思暮想，精神上異常痛苦，終於鬱郁死去（見第一版第四卷第十五回）。；第二版刊行於一八七九至一八八年，經過作者徹底改寫，那個陰鬱的悲慘的結局變成了歡樂的、充滿希望的新生活的起點：主人公通過各種挫折和振作，終於在同人民的結合中找到自己的歸宿，成爲一個自覺地走上正路的國家公民。這兩個版本在文學史上引起許多不同的評價：一些同時代的批評家認爲，作者到了晚年改寫第一版，雖然在世界觀上不能說沒有進步，但他已經喪失年輕時期對於生活的詩意感，因而刪去了第一版中不少優美的抒情場面，這從藝術角度來說實在是可惜的。但是，更多的批評家一致認爲，本書的改寫不僅標誌着作者的世界觀的進步，而且正因此在藝術上、在現實主義的深度上，也樹立了一個榜樣。本書作爲“教育小說”來說，正是指第二版而言。

主人公常常穿一件由父親的外衣改制的綠色上衣，人們因此管他叫“綠衣亨利”。綠衣亨利原是一個普通的少年，後來在相當不利的生活環境中，成爲一個自發追求真、善、美的藝術家一畫家。他的教育過程可以說是一個藝術家的探索和成長的過程。但是，一個人的教育從廣義來說應當是他的整個生活。儘管不少人要到生活課程將要完結時才恍然大悟，有上進心而又有毅力的人則往往能夠做到一面生活，一面接受教育。綠衣亨利作爲一個上進的典型，正是後一種情況。他像威廉·邁斯特一樣，爲了追求人生的真諦，在愛情和藝術上徘徊了很長的時期。他在這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對於他本人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對於讀者也是同樣有教育意義的。例如，他自幼熱愛繪畫，但並不懂得繪畫作爲一門藝術的真正途徑，因此不斷犯錯誤和走岔路，而每個錯誤、每條岔路又往往會重複幾遍，才能逐漸使他覺悟過來——這樣的人顯然並非“神童”，正是我們所習見的，甚至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常人，因此他的探索和成長過程對於我們反而更有教育意義。

亨利和威廉·邁斯特一樣，他們儘管在藝術上犯了錯誤，走了彎路，他們爲藝術而犧牲的一大段時間對於他們的自我教育卻也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如前所述，亨利的成長當然離不開他的民族環境，離不開瑞士的民主土壤。他從國外回來，看見祖國瑞士已變成統一的聯邦國家，到處洋溢着民主進步的空氣，看見人民在勞動，在發表意見，終於從中發現了自己的道德觀念的基礎。他同故鄉人民的生動的關係，構成了他從中接受教育、取得有效的公民地位的主要因素，這是他比一般的藝術悲劇的主人公更爲幸運的。但是，我們同時應當看到，如果他沒有經過在藝術上長期的追求和迷誤，他在同樣的環境中就不可能那麼自覺地同人民發生聯繫，也不可能那麼明確地獲得藝術不是人生的目的、一個人只有在爲社會服務中才能生存這些平凡而偉大的真理。

這部作品後來所達到的史詩的完整性，包括思想內容的深刻性，卻大大超過了一般傳記的需要。人們更可以說，作者把自己在宗教、愛情、藝術、哲學以及社會政治各方面進行自我教育的經驗和心得加以昇華，全部凝聚在主人公身上，正是爲了使主人公能夠和他本人區別開來，爲了使他更真實、更豐滿、更活潑地成爲一個鼓舞人心的藝術典型。這個典型人物使我們反覆思考的是：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應當佔有什麼地位，他爲了理解自己的地位應當走什麼道路，他爲了把這條道路走到底應當接受什麼樣的客觀影響、具備什麼樣的品質，等等。我們從他一生的經驗教訓中所獲得的最重要、最寶貴的觀點就是社會實踐的觀點：只有社會實踐纔是正確處理人與人的關係的標準，評價世界觀問題的標準，解決藝術與生活的關係的標準。迴響在《綠衣亨利》的每個章節中的“走向社會！”的呼聲，似乎正是對於他的前世紀的同胞盧梭提出的“回到自然去！”這個口號的反應，這一點更值得從文化歷史角度進一步加以研究。

最後，譯者和編者懷着借花獻佛的心情，將《綠衣亨利》這部世界名著送到我國青年讀者面前，衷心希望它除了幫助提高他們的外國文學修養外，更能在他們成長的道路和努力的過程中起一定的鼓舞作用。就時代、環境或經驗而言，主人公實在和我們相距很遠了；但是他在尋求真理的漫長道路上，勇於批判自己，改造自己，從而爭取發展自己，這種奮勉向上的精神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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