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地理 | 拓跋鲜卑——从盛乐到平城

拓跋鲜卑，是鲜卑的一支，经过盛乐时代一百四十余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塞外草原游牧政治特征为主、兼具一定多元政治文化色彩的政权。

从盛乐迁都平城的前后十余年间，拓跋鲜卑统治者按照中原王朝政治文化模式，建立了北魏王朝，完成了从塞外草原游牧政权到中原王朝、从边疆属国政权到皇权国家的政治转型，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西晋时北方部族情况

▲拓跋鲜卑南迁历程

北魏王朝肇兴于盛乐，奠基于平城，盛极于洛阳。

定都盛乐以及其后的两次迁都，对拓跋鲜卑的发展壮大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前贤所言，“拓跋部从大兴安岭往西南迁徙之后,依次经过以盛乐、平城和洛阳为中心的时代,就像三级跳远一样,完成了虽然短暂但却辉煌的历程。”

学界关于北魏迁都洛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众所周知，不必赘述。关于北魏迁都平城前后的政治、文化、民族状况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楼劲对北魏开国史的研究，张继昊对北魏建立政权之前北方草原地区各部族政治斗争的研究。此外田余庆、李凭、张金龙、何德章、罗新等学界前贤的相关论著在探讨北魏时期的政治、民族、文化等主题时，对北魏政权建立前后的情况均有所涉及。

然而北魏迁都平城前后的国家建构与政治转型问题，却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付诸阙如。而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人们对北魏王朝政权演变历程的认识，也关系到人们对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因素的理解与阐释。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考察迁都平城之前的拓跋氏政权的政治特点、政权性质，梳理北魏王朝开国时期的国家建构过程与建构内容，并在对两个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探讨北魏王朝迁都平城前后的政治转型问题，从而尝试以拓跋鲜卑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程为个案，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历程中的影响因素。（壹）盛乐时代的拓跋氏政权

▲鲜卑族人的生活场景展示盛乐博物馆

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位于阴山之南、长城以北，是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形态的交汇区，历史上以游牧生产方式为主，同时宜农宜牧，一直是北方各游牧民族生息繁衍之地、多元文化交融汇聚之所，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南向进据中原的重要后方基地，曾为匈奴活动地域。匈奴西迁后，这里成为鲜卑、乌桓及留在故地的原匈奴等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园。

盛乐是拓跋鲜卑肇兴之地，是拓跋鲜卑获得部落联盟酋领地位、步入中国历史中心舞台的起点。李凭指出盛乐“曾经是整个漠南的中心”，“它的鼎盛与鲜卑族拓跋部的兴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拓跋鲜卑首领力微在位第三十九年（258）率众“迁于定襄之盛乐”开始，至北魏天兴元年（398）迁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为止，以盛乐为中心的拓跋氏政权前后绵延一百四十余年，其中包含了部落联盟体和中原王朝的边疆属国政权两个阶段，在后一个阶段，又分为国号为“代”和“魏”两个时期。这一时期是拓跋鲜卑的“盛乐时代”，是北魏王朝的前身。

▲神元皇帝拓跋力微

▲ 场景展示盛乐博物馆

拓跋力微是盛乐时代的开创者。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拓跋鲜卑发源于大兴安岭北段大鲜卑山，自东汉初年开始不断向西、向南迁徙，经过漫长的、接力式的迁徙，终于到达漠南“匈奴之故地”，即阴山南北与河套地区，逐渐发展壮大。

拓跋力微在位第三十九年（258），率部由长川（今内蒙古兴和县附近）迁徙至盛乐，并在盛乐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诸部君长皆来助祭”，观望不至的白部大人被拓跋力微“征而戮之”，于是“远近肃然，莫不震慑”，从而确立了拓跋力微的部落酋长盟主地位。

这次迁徙与祭天活动，开启了盛乐作为拓跋鲜卑政治中心的序幕。

▲拓跋猗卢建立了拓跋氏第一个政权——代国

拓跋猗卢在位时期，拓跋鲜卑完成了从部落联盟体向中原王朝之边疆属国政权的过渡，建立了拓跋氏第一个政权——代国。

晋永嘉四年（310），拓跋猗卢以“勤王”之功，受晋封号为大单于、代公，建立代国，从政治名分上成为西晋王朝的属国。代国获得北部边疆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徙民数万家以充实其地。建兴二年（314），猗卢进封为代王。

猗卢在位时期，盛乐的政治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猗卢即位后“居定襄之盛乐故城”，后来又分置南北二都，“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拓跋鲜卑逐步建立政权组织机构和政治制度，步入国家化进程。史曰：“先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其威严伏物，皆此类也。”

代国建立后，实力发展迅速。尽管经历了拓跋猗卢末年由于统治者争权夺利导致的内乱，但是数年后，至拓跋郁律在位时期，代国已经是一个占地广阔、实力强大的北部边疆政权，“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

从拓跋猗卢末年及去世后至什翼犍即位之初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拓跋部族内部频繁爆发争夺统治权的动乱，代国政治中心多次迁移，东木根山（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大宁（今河北张家口市南）、繁畤（今山西浑源县）等地先后成为临时国都。

什翼犍即位后，盛乐的政治中心地位再度得到加强。建国三年（340），什翼犍迁都于盛乐宫，次年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此后三十余年间，什翼犍一直以盛乐为都，直到建国三十九年（376）代国为前秦灭亡为止。

在此期间，什翼犍进一步加强了政权建设，在国家化道路上又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史载，什翼犍仿照中原王朝设置年号，命名曰“建国”，又设立官职，“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其官僚体制既保留拓跋鲜卑传统部落联盟政治体制，设置南部大人、北部大人统摄各部落；又仿照中原王朝设置了长史、郎中令、内侍长等官职，参与重要国事的谋划、决策。史曰：“魏氏世君玄朔，远统阙臣，掌事立司，各有号秩。及交好南夏，颇亦改创。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时帝弟孤监北部，子实君监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

▲昭成皇帝什翼犍

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376），代国为前秦所灭。登国元年（386）正月，什翼犍之孙拓跋珪趁前秦瓦解之机，在部人支持下复国，即代王位。其年四月，拓跋珪自称“魏王”。

根据《魏书》记载，拓跋珪复国当年，前后三次抵达盛乐。其年二月，拓跋珪“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七月，“车驾还盛乐”；登国十年（395），拓跋珪在大败慕容宝之后再次“还幸云中之盛乐”。可见这一时期盛乐仍是拓跋鲜卑的政治中心。

拓跋珪复国后，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扩大了什翼犍时期拓跋氏政权的实力与影响，向北控制了柔然、高车部分部族，向东控制了库莫奚、契丹，向南击败了独孤部刘显、铁弗部刘卫辰，获得了河套地区。与此同时，拓跋珪延续什翼犍时期的政策，积极进行政权建设，不断改进完善政治制度：既延续拓跋氏政权传统政治习俗，保留了部落大人等官职；又根据形势需要，部分吸收中原王朝的职官制度，增添系列官职。

▲拓跋珪

▲盛乐博物馆展品

盛乐时代的拓跋氏政权具有南下进取中原的战略意向，且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这一意向越来越强烈。

拓跋猗卢趁西晋内乱之际，打出勤王晋室的旗号，积极插手中原事务。晋永嘉五年（313），晋怀帝为刘聪所执，拓跋猗卢与刘琨商议，拟共同出兵营救怀帝，事虽不成，但由此可见拓跋猗卢参与中原事务的热切心态。

四年之后，代国首领拓跋郁律听到晋愍帝为刘曜所害的消息后，谓部下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明确表露其欲南下入主中原的政治意图。其后拓跋郁律拒绝了东晋王朝“加崇爵服”之意，积极准备南下进取中原，“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这表明拓跋氏政权已经不满足于为晋朝“藩服”、王臣的地位和身份，意欲为中原之主，获得与东晋平等的政治地位，甚至最终一统天下。

什翼犍在位时期同样密切关注中原政局，随时准备有所作为。史曰：“十四年（350），帝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而其诸部大人也认为“今中州大乱，诚宜进取”，只是担心难以速战速决才反对出兵。

拓跋珪复国后，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将此前历任拓跋氏统治者的夙愿化为了现实。皇始元年（396），拓跋珪举兵南下，灭亡后燕，进驻中原，引领拓跋鲜卑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场景展示盛乐博物馆

纵观盛乐时代拓跋氏政权的发展历程可知，拓跋鲜卑在与周边民族特别是中原王朝的交往交流中逐渐发展壮大，从自然凝成的部落联盟体一步步演变为中原王朝的边疆属国政权。

这个阶段的拓跋氏政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始终具有草原游牧政权的典型特征，保持草原游牧政权的政治习俗与政治风貌，政治制度总体上较为简单粗放，政权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政治关系较为松散，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各部大人时服时叛，而作为统治者的拓跋氏首领对此无可奈何，甚至常常对政治局势失去控制能力，从而引发激烈的内讧，导致拓跋鲜卑的时兴时衰。拓跋力微、什翼犍去世前后都出现过这种局面。同时，盛乐虽然是拓跋氏政权长期以来相对稳定的政治中心，但政治中心也不是一成不变，东木根山、大宁、繁畤等地都曾成为临时国都，突出体现出草原游牧政权的移动性，也显示了盛乐时代拓跋氏政权作为塞外草原游牧政权的基本性质。

二是积极靠拢中原王朝，向往中原地区，南下进取中原的战略意向十分明确。这种状况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和强烈。拓跋郁律、什翼犍、拓跋珪时期均有突出表现。

三是与中原王朝建立越来越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其政治制度、政治风貌具备中原政治文化的部分元素，体现了这一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多民族交融互动。

▲盛乐古城遗址

总之，盛乐时代的拓跋氏政权主体上属于塞外草原游牧政权的性质，兼有中原与边疆、农耕与游牧以及华夏与夷狄等多种文明类型交融汇聚于一体的政治文化元素，显示了政治上的复杂性与文化上的多元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盛乐时代的拓跋氏政权虽然事实上一直独立于中原王朝管辖之外，但是在政治制度、政治礼仪上始终没有突破作为中原王朝边疆属国政权的政治规格。不管是代国还是魏国，政治名分上都是隶属于中原王朝的边疆属国，其统治者以“王”的身份而非“皇帝”的身份自居。同时，盛乐时代的拓跋氏政权虽然显示出复杂多元的政治文化交融汇聚的特点，拥有中原政治文化的某些元素，但是总体上始终没有突破作为塞外草原游牧政权的基本性质，政权内部的松散性、政治中心在一定范围内的移动性始终存在。盛乐时代的拓跋鲜卑已经走在国家化的道路上，但是始终没有正式迈入建立国家的门槛。（贰）迁都平城的北魏王朝及其国家建构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与宋

盛乐时代在拓跋鲜卑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为北魏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文化基础。

经过盛乐时代一百四十余年的充分酝酿，特别是经过拓跋珪复国后十余年的潜心经营，到拓跋珪攻占并州、继而攻灭后燕坐拥中原之后，拓跋鲜卑迈入国家的门槛已经是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吞灭后燕之后，拓跋鲜卑正式建立了北魏王朝，并按照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积极进行国家建构，逐步完成了从塞外草原游牧政权到中原王朝、从边疆属国政权到皇权国家的过渡与转型。

迁都平城是拓跋氏政权从塞外游牧政权迈向中原王朝的重要标志。

平城位于代郡、雁门之北，长城之南，拓跋猗卢在位时期已经纳入拓跋氏政权的管辖领域。晋永嘉六年（312），拓跋猗卢以盛乐为北都，以平城以为南都，并于灅水之阳修筑新平城，命长子六修镇守，前已有述。

不过在猗卢去世以后，未见拓跋氏政权继续开发建设平城的历史记载。此后几十年中，拓跋氏政权仍以盛乐为政治中心，平城的地位与意义并不醒目。拓跋氏政权攻占后燕大片土地、入主中原已成定势后，拓跋鲜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略中原成为新的政治重心，平城的重要性骤然上升，先是成为拓跋氏政权继续南下、进取中原的后方基地，稍后又成为拓跋氏政权迁都的首选之地，继而成为北魏王朝的国都。自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至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北魏王朝定都于平城长达97年，拓跋鲜卑进入“平城时代”。

▲北魏平城宫殿遗址

伴随着拓跋氏政权对后燕战争的节节胜利，拓跋珪的各项称帝建国措施有条不紊地推进，从而开启了北魏平城时代的序幕。

皇始元年（396）七月，许谦上书劝进尊号，拓跋珪“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于是改元。”改元、用天子旌旗是称帝建国的前奏。天兴元年（398）四月分封常山王、毗陵王等诸王、亲贵和功臣。六月定国号。群臣提议：“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

拓跋珪则认为，“代”之名号虽然源远流长，但是诸位先祖“虽践王位，未定九州”，而他本人“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故选定其本人所改之国号“魏”为国号。七月正式迁都平城，并按照中原王朝都城的规制修建相关建筑，“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平城的建置规划基本参照邺、洛阳、长安等中原王朝都城的规制。

史曰：“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题机巧，征令监之。”八月确定都城周边建制规模和度量衡制度，“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十月在平城“起天文殿”。十一月定官制、礼乐制度和法制，“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闰十一月，群臣在宗室拓跋仪带领下上书劝进，称颂拓跋珪“德协二仪，道隆三五，仁风被于四海，盛化塞于大区”，恳请顺天应人，即刻称帝。拓跋珪“三让乃许之”。十二月正式称帝，“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大赦，改年。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同时下令移风易俗，“命朝野皆束发加帽”，以示袭用中原衣冠，尊奉中原文化。随后举行了盛大的皇帝即位仪式。史曰：“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祭天祝文的格式与内容完全按依照中原王朝的样式，声言称帝建国乃是“天人之望”、“天时人谋”，祈求上天“丕祚于魏室，永绥四方”。随后五德行次与服色、祭天礼仪等基本的国家礼乐制度也很快得以确定，“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祀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天兴二年（399）正月，拓跋珪举行登基后的首次祭天仪式。

经过上述一整套紧锣密鼓的措施与盛大隆重的仪式，北魏王朝统治者以中原王朝政治文化模式为样板，完成了对王朝政治制度框架的初步建构。

▲魏晋时期的汉服

▲北朝女陶俑

北魏王朝国家建构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通过大力推崇儒学、争夺中华正统，完成北魏王朝的思想文化建构与政治意识形态建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的政治指导思想。在五胡入据中原、晋室南迁的背景下，儒学亦成为东晋王朝自居于中华正统所依赖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拓跋氏政权本居塞外，在入主中原、迁都平城之前，对儒学知之甚少。进驻中原之后，北魏王朝高度重视儒学的发展，以传授、整理儒家经典为要务。拓跋珪在戎务倥偬之际、百废待兴之时不忘留心儒学，设置太学并不断扩大生员规模，太学生员在短时间内由一千人增至三千人。史曰：“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399）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四年（401）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

天兴四年（401）十二月，拓跋珪召集博士儒生，对当时不同版本的儒家经典进行整理编辑，“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此后，重视儒学始终是北魏王朝的基本国策。

经过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三任国君的努力倡导，儒学得以在北方地区复兴和传承。至拓跋焘时期，北魏王朝复兴儒学的政策初见成效，“人多砥尚，儒林转兴”。文化上逐渐呈现繁荣面貌，为北魏塑造中原王朝形象、争夺中华正统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于北魏王朝的正统塑造与正统之争，前贤已有较多论述，兹不赘述。总之，北魏王朝统治者在创建王朝伊始，自觉融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政治文化洪流，主动担当接续中原政治文化正统的历史使命，从政治、文化、族源等多方面建构北魏王朝的中原正统王朝形象，与东晋南朝展开激烈的正统之争，从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层面开展对北魏王朝的深层建构，推动拓跋氏政权的过渡与转型。

▲魏都平城时代的展品大同市博物馆藏

拓跋鲜卑在十余年内成功地完成如此重大的政治转型，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地理和人才等方面原因。

首先，拓跋氏政权首领历来有靠拢中原王朝、向往中原地区的政治传统和南下入主中原甚至一统天下的强烈政治渴望，对于中原政治文化有主动学习和接受的心理准备，具有入主中原、建功立业的强大政治动力。

其次，平城与盛乐虽然在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及社会形态方面迥异，前者以农耕为主，后者以游牧为主，前者位于长城以南，后者位于长城以北，但是二者的地理距离并不遥远，两地在政治、军事、文化上呈现互通、互补状态。在迁都平城的前期，盛乐是平城的后方基地，平城是盛乐的前线阵地，两地互动极为便利。平城所拥有的这种特殊地理位置和便利条件，是保障拓跋氏政权成功过渡与转型的重要原因。正因如此，尽管拓跋珪攻下邺城后，因向往中原古都的繁华，一度有定都邺城之意，“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再次，中原汉族士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智囊团的重要作用。拓跋珪攻占中原后，大力吸纳中原汉族士人并委以重用，史曰：“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较为著名的有张兖、贾彝、贾闺、晁崇、崔宏、邓渊、李先、屈遵等人。他们在北魏统治者的授意下，按照中原政治文化的要求设计国家蓝图，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制定国家政治制度，明确了以中原王朝为北魏王朝国家建构模板的基本方向，加快了拓跋氏政权政治转型的进程。

▲北魏石雕帐座

大同石家寨北魏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出土大同市博物馆藏

▲北魏漆屏风画

大同石家寨北魏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综上，迁都平城的北魏王朝，虽然与盛乐时代拓跋氏政权一脉相承，统治者仍是拓跋氏贵族，然而政权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

与盛乐时代拓跋氏政权相比较，新建立的北魏王朝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政治制度、礼仪制度、都城建制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特征，为北魏王朝塑造了外在的中原王朝模式的国家肌体。而大力推崇儒学、争夺中华正统则为北魏王朝塑造了中原王朝模式的政治灵魂和文化精神，完成了对北魏王朝的思想文化建构，这是北魏王朝国家建构的内在的、深层次的内容。

至此，拓跋氏政权在统治者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强大政治动力驱使下，凭借地理优势和人才资源，在攻占后燕、入主中原之后，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已经脱胎换骨，实现了由塞外草原游牧政权到中原王朝、从边疆属国政权到皇权国家的华丽转身。

如果说盛乐时代的拓跋氏政权具有较为明显的草原游牧政权特征，那么平城时代的北魏王朝本质上已与秦汉以来的历代中原王朝无异。

▲大同云冈石窟

北魏建都平城（大同）期间留下的历史文化丰碑（叁）北魏王朝政治转型的历史意义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他对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北魏王朝政治上的成功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是顺应历史潮流，入主中原后主动认同中原政治与文化，为北魏王朝赢得中原地区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认同与支持奠定了政治基础，为北魏王朝在中原地区确立、巩固和扩大统治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使北魏王朝最终得以结束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持续百余年的动荡与分裂，完成了北方地区的政治统一并统治北方地区一百余年，为北方地区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有利于北方地区的政治稳定、民族融合、社会安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其次是主动担当起传承、弘扬中原政治文化的历史使命，为接续中原政治统绪、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故欧阳修高度评价曰：“幸遭衰乱之极，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又七世而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正因如此，北魏王朝被后世历代史家纳入中原正统王朝的谱系，名列正史，开创了非华夏民族所创立王朝纳入正史序列的先河。

再次是加深了拓跋鲜卑对华夏民族的认同，加快了拓跋鲜卑部族的整体发展，推动了拓跋鲜卑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迁都平城之后的北魏统治者不仅积极接受中原政治文化，而且认同华夏族源，以黄帝后裔自居，自觉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天兴元年（398）拓跋珪即位后，召集君臣讨论北魏五行次序，群臣提议曰：“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黄帝后裔”成为获得北魏官方正式认可的皇室族源叙述。《魏书》开篇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这种历史叙述正是北魏统治者及主流社会主动认同黄帝后裔身份的反映。这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各民族长期交流交往交融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步发展壮大的体现。

不过，拓跋鲜卑久居塞外，实现政治转型诚非易事，难以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北魏王朝迁都平城后的很长时期内，仍然保留了不少草原游牧部族习俗，如国家祭祀中仍然保留女巫参与祭天活动的草原传统习俗，宫中女性必须成功“手铸金人”才能荣登皇后之位，在北方长城边塞沿线一带，长期保留了一批部落大人即“领民酋长”的名号和统领部民之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北魏末年，著名的历史人物有尔朱荣、叱列延庆等。

对此我们应有客观的认识，既应看到拓跋鲜卑脱旧从新、融入中原政治文化的主流发展趋势，也要看到其转变不够彻底的一面。北魏的平城时代持续近百年之久。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进一步深入推动拓跋鲜卑的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使拓跋鲜卑最终完全融入中华文明之中，从而真正完成了拓跋鲜卑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