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地理 | 拓跋鮮卑——從盛樂到平城

拓跋鮮卑，是鮮卑的一支，經過盛樂時代一百四十餘年的積澱，形成了以塞外草原遊牧政治特徵爲主、兼具一定多元政治文化色彩的政權。

從盛樂遷都平城的前後十餘年間，拓跋鮮卑統治者按照中原王朝政治文化模式，建立了北魏王朝，完成了從塞外草原遊牧政權到中原王朝、從邊疆屬國政權到皇權國家的政治轉型，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壯大，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西晉時北方部族情況

▲拓跋鮮卑南遷歷程

北魏王朝肇興於盛樂，奠基於平城，盛極於洛陽。

定都盛樂以及其後的兩次遷都，對拓跋鮮卑的發展壯大及其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進程具有重要意義。正如前賢所言，“拓跋部從大興安嶺往西南遷徙之後,依次經過以盛樂、平城和洛陽爲中心的時代,就像三級跳遠一樣,完成了雖然短暫但卻輝煌的歷程。”

學界關於北魏遷都洛陽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衆所周知，不必贅述。關於北魏遷都平城前後的政治、文化、民族狀況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樓勁對北魏開國史的研究，張繼昊對北魏建立政權之前北方草原地區各部族政治鬥爭的研究。此外田餘慶、李憑、張金龍、何德章、羅新等學界前賢的相關論著在探討北魏時期的政治、民族、文化等主題時，對北魏政權建立前後的情況均有所涉及。

然而北魏遷都平城前後的國家建構與政治轉型問題，卻尚未引起學界的關注，相關研究付諸闕如。而這個問題不僅關係到人們對北魏王朝政權演變歷程的認識，也關係到人們對歷史上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因素的理解與闡釋。本文擬在前賢研究基礎上，考察遷都平城之前的拓跋氏政權的政治特點、政權性質，梳理北魏王朝開國時期的國家建構過程與建構內容，並在對兩個歷史時期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探討北魏王朝遷都平城前後的政治轉型問題，從而嘗試以拓跋鮮卑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程爲個案，揭示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歷程中的影響因素。（壹）盛樂時代的拓跋氏政權

▲鮮卑族人的生活場景展示盛樂博物館

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位於陰山之南、長城以北，是農耕與遊牧兩種經濟形態的交匯區，歷史上以遊牧生產方式爲主，同時宜農宜牧，一直是北方各遊牧民族生息繁衍之地、多元文化交融匯聚之所，也是北方遊牧民族南向進據中原的重要後方基地，曾爲匈奴活動地域。匈奴西遷後，這裏成爲鮮卑、烏桓及留在故地的原匈奴等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園。

盛樂是拓跋鮮卑肇興之地，是拓跋鮮卑獲得部落聯盟酋領地位、步入中國歷史中心舞臺的起點。李憑指出盛樂“曾經是整個漠南的中心”，“它的鼎盛與鮮卑族拓跋部的興旺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從拓跋鮮卑首領力微在位第三十九年（258）率衆“遷於定襄之盛樂”開始，至北魏天興元年（398）遷都於平城（今山西大同）爲止，以盛樂爲中心的拓跋氏政權前後綿延一百四十餘年，其中包含了部落聯盟體和中原王朝的邊疆屬國政權兩個階段，在後一個階段，又分爲國號爲“代”和“魏”兩個時期。這一時期是拓跋鮮卑的“盛樂時代”，是北魏王朝的前身。

▲神元皇帝拓跋力微

▲ 場景展示盛樂博物館

拓跋力微是盛樂時代的開創者。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拓跋鮮卑發源於大興安嶺北段大鮮卑山，自東漢初年開始不斷向西、向南遷徙，經過漫長的、接力式的遷徙，終於到達漠南“匈奴之故地”，即陰山南北與河套地區，逐漸發展壯大。

拓跋力微在位第三十九年（258），率部由長川（今內蒙古興和縣附近）遷徙至盛樂，並在盛樂舉行了盛大的祭天儀式，“諸部君長皆來助祭”，觀望不至的白部大人被拓跋力微“徵而戮之”，於是“遠近肅然，莫不震懾”，從而確立了拓跋力微的部落酋長盟主地位。

這次遷徙與祭天活動，開啓了盛樂作爲拓跋鮮卑政治中心的序幕。

▲拓跋猗盧建立了拓跋氏第一個政權——代國

拓跋猗盧在位時期，拓跋鮮卑完成了從部落聯盟體向中原王朝之邊疆屬國政權的過渡，建立了拓跋氏第一個政權——代國。

晉永嘉四年（310），拓跋猗盧以“勤王”之功，受晉封號爲大單于、代公，建立代國，從政治名分上成爲西晉王朝的屬國。代國獲得北部邊疆馬邑、陰館、樓煩、繁畤、崞五縣之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方數百里”，徙民數萬家以充實其地。建興二年（314），猗盧進封爲代王。

猗盧在位時期，盛樂的政治中心地位進一步加強。猗盧即位後“居定襄之盛樂故城”，後來又分置南北二都，“城盛樂以爲北都，修故平城以爲南都”。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拓跋鮮卑逐步建立政權組織機構和政治制度，步入國家化進程。史曰：“先是，國俗寬簡，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諸部民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攜而赴死所，人問：‘何之’？”答曰：‘當往就誅。’其威嚴伏物，皆此類也。”

代國建立後，實力發展迅速。儘管經歷了拓跋猗盧末年由於統治者爭權奪利導致的內亂，但是數年後，至拓跋鬱律在位時期，代國已經是一個佔地廣闊、實力強大的北部邊疆政權，“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有百萬”。

從拓跋猗盧末年及去世後至什翼犍即位之初的一段時期內，由於拓跋部族內部頻繁爆發爭奪統治權的動亂，代國政治中心多次遷移，東木根山（今內蒙古鄂托克前旗）、大寧（今河北張家口市南）、繁畤（今山西渾源縣）等地先後成爲臨時國都。

什翼犍即位後，盛樂的政治中心地位再度得到加強。建國三年（340），什翼犍遷都於盛樂宮，次年又“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此後三十餘年間，什翼犍一直以盛樂爲都，直到建國三十九年（376）代國爲前秦滅亡爲止。

在此期間，什翼犍進一步加強了政權建設，在國家化道路上又邁進了重要的一步。史載，什翼犍仿照中原王朝設置年號，命名曰“建國”，又設立官職，“始置百官，分掌衆職”。其官僚體制既保留拓跋鮮卑傳統部落聯盟政治體制，設置南部大人、北部大人統攝各部落；又仿照中原王朝設置了長史、郎中令、內侍長等官職，參與重要國事的謀劃、決策。史曰：“魏氏世君玄朔，遠統闕臣，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及交好南夏，頗亦改創。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鳳爲右長史，許謙爲郎中令矣。餘官雜號，多同於晉朝”，“分爲南北部，復置二部大人以統攝之。時帝弟孤監北部，子實君監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

▲昭成皇帝什翼犍

什翼犍建國三十九年（376），代國爲前秦所滅。登國元年（386）正月，什翼犍之孫拓跋珪趁前秦瓦解之機，在部人支持下復國，即代王位。其年四月，拓跋珪自稱“魏王”。

根據《魏書》記載，拓跋珪復國當年，前後三次抵達盛樂。其年二月，拓跋珪“幸定襄之盛樂，息衆課農”；七月，“車駕還盛樂”；登國十年（395），拓跋珪在大敗慕容寶之後再次“還幸雲中之盛樂”。可見這一時期盛樂仍是拓跋鮮卑的政治中心。

拓跋珪復國後，用十年時間恢復和擴大了什翼犍時期拓跋氏政權的實力與影響，向北控制了柔然、高車部分部族，向東控制了庫莫奚、契丹，向南擊敗了獨孤部劉顯、鐵弗部劉衛辰，獲得了河套地區。與此同時，拓跋珪延續什翼犍時期的政策，積極進行政權建設，不斷改進完善政治制度：既延續拓跋氏政權傳統政治習俗，保留了部落大人等官職；又根據形勢需要，部分吸收中原王朝的職官制度，增添系列官職。

▲拓跋珪

▲盛樂博物館展品

盛樂時代的拓跋氏政權具有南下進取中原的戰略意向，且隨着時間的往後推移，這一意向越來越強烈。

拓跋猗盧趁西晉內亂之際，打出勤王晉室的旗號，積極插手中原事務。晉永嘉五年（313），晉懷帝爲劉聰所執，拓跋猗盧與劉琨商議，擬共同出兵營救懷帝，事雖不成，但由此可見拓跋猗盧參與中原事務的熱切心態。

四年之後，代國首領拓跋鬱律聽到晉愍帝爲劉曜所害的消息後，謂部下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明確表露其欲南下入主中原的政治意圖。其後拓跋鬱律拒絕了東晉王朝“加崇爵服”之意，積極準備南下進取中原，“治兵講武，有平南夏之意”。這表明拓跋氏政權已經不滿足於爲晉朝“藩服”、王臣的地位和身份，意欲爲中原之主，獲得與東晉平等的政治地位，甚至最終一統天下。

什翼犍在位時期同樣密切關注中原政局，隨時準備有所作爲。史曰：“十四年（350），帝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州紛梗，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乃敕諸部，各率所統，以俟大期。”而其諸部大人也認爲“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只是擔心難以速戰速決才反對出兵。

拓跋珪復國後，經過十年努力，終於將此前歷任拓跋氏統治者的夙願化爲了現實。皇始元年（396），拓跋珪舉兵南下，滅亡後燕，進駐中原，引領拓跋鮮卑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場景展示盛樂博物館

縱觀盛樂時代拓跋氏政權的發展歷程可知，拓跋鮮卑在與周邊民族特別是中原王朝的交往交流中逐漸發展壯大，從自然凝成的部落聯盟體一步步演變爲中原王朝的邊疆屬國政權。

這個階段的拓跋氏政權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始終具有草原遊牧政權的典型特徵，保持草原遊牧政權的政治習俗與政治風貌，政治制度總體上較爲簡單粗放，政權內部各種勢力之間的政治關係較爲鬆散，缺乏足夠的凝聚力。各部大人時服時叛，而作爲統治者的拓跋氏首領對此無可奈何，甚至常常對政治局勢失去控制能力，從而引發激烈的內訌，導致拓跋鮮卑的時興時衰。拓跋力微、什翼犍去世前後都出現過這種局面。同時，盛樂雖然是拓跋氏政權長期以來相對穩定的政治中心，但政治中心也不是一成不變，東木根山、大寧、繁畤等地都曾成爲臨時國都，突出體現出草原遊牧政權的移動性，也顯示了盛樂時代拓跋氏政權作爲塞外草原遊牧政權的基本性質。

二是積極靠攏中原王朝，嚮往中原地區，南下進取中原的戰略意向十分明確。這種狀況隨着時間的往後推移，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和強烈。拓跋鬱律、什翼犍、拓跋珪時期均有突出表現。

三是與中原王朝建立越來越密切的政治、文化聯繫，其政治制度、政治風貌具備中原政治文化的部分元素，體現了這一時期北方草原地區的多民族交融互動。

▲盛樂古城遺址

總之，盛樂時代的拓跋氏政權主體上屬於塞外草原遊牧政權的性質，兼有中原與邊疆、農耕與遊牧以及華夏與夷狄等多種文明類型交融匯聚於一體的政治文化元素，顯示了政治上的複雜性與文化上的多元性。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盛樂時代的拓跋氏政權雖然事實上一直獨立於中原王朝管轄之外，但是在政治制度、政治禮儀上始終沒有突破作爲中原王朝邊疆屬國政權的政治規格。不管是代國還是魏國，政治名分上都是隸屬於中原王朝的邊疆屬國，其統治者以“王”的身份而非“皇帝”的身份自居。同時，盛樂時代的拓跋氏政權雖然顯示出複雜多元的政治文化交融匯聚的特點，擁有中原政治文化的某些元素，但是總體上始終沒有突破作爲塞外草原遊牧政權的基本性質，政權內部的鬆散性、政治中心在一定範圍內的移動性始終存在。盛樂時代的拓跋鮮卑已經走在國家化的道路上，但是始終沒有正式邁入建立國家的門檻。（貳）遷都平城的北魏王朝及其國家建構

▲南北朝時期的北魏與宋

盛樂時代在拓跋鮮卑的發展史上具有承上啓下的重要地位，爲北魏王朝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政治、文化基礎。

經過盛樂時代一百四十餘年的充分醞釀，特別是經過拓跋珪復國後十餘年的潛心經營，到拓跋珪攻佔幷州、繼而攻滅後燕坐擁中原之後，拓跋鮮卑邁入國家的門檻已經是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吞滅後燕之後，拓跋鮮卑正式建立了北魏王朝，並按照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積極進行國家建構，逐步完成了從塞外草原遊牧政權到中原王朝、從邊疆屬國政權到皇權國家的過渡與轉型。

遷都平城是拓跋氏政權從塞外遊牧政權邁向中原王朝的重要標誌。

平城位於代郡、雁門之北，長城之南，拓跋猗盧在位時期已經納入拓跋氏政權的管轄領域。晉永嘉六年（312），拓跋猗盧以盛樂爲北都，以平城以爲南都，並於灅水之陽修築新平城，命長子六修鎮守，前已有述。

不過在猗盧去世以後，未見拓跋氏政權繼續開發建設平城的歷史記載。此後幾十年中，拓跋氏政權仍以盛樂爲政治中心，平城的地位與意義並不醒目。拓跋氏政權攻佔後燕大片土地、入主中原已成定勢後，拓跋鮮卑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經略中原成爲新的政治重心，平城的重要性驟然上升，先是成爲拓跋氏政權繼續南下、進取中原的後方基地，稍後又成爲拓跋氏政權遷都的首選之地，繼而成爲北魏王朝的國都。自天興元年（398）遷都平城至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北魏王朝定都於平城長達97年，拓跋鮮卑進入“平城時代”。

▲北魏平城宮殿遺址

伴隨着拓跋氏政權對後燕戰爭的節節勝利，拓跋珪的各項稱帝建國措施有條不紊地推進，從而開啓了北魏平城時代的序幕。

皇始元年（396）七月，許謙上書勸進尊號，拓跋珪“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於是改元。”改元、用天子旌旗是稱帝建國的前奏。天興元年（398）四月分封常山王、毗陵王等諸王、親貴和功臣。六月定國號。羣臣提議：“今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臣等以爲若取長遠，應以代爲號。”

拓跋珪則認爲，“代”之名號雖然源遠流長，但是諸位先祖“雖踐王位，未定九州”，而他本人“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故選定其本人所改之國號“魏”爲國號。七月正式遷都平城，並按照中原王朝都城的規制修建相關建築，“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平城的建置規劃基本參照鄴、洛陽、長安等中原王朝都城的規制。

史曰：“太祖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八月確定都城周邊建制規模和度量衡制度，“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標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十月在平城“起天文殿”。十一月定官制、禮樂制度和法制，“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玄伯總而裁之。”閏十一月，羣臣在宗室拓跋儀帶領下上書勸進，稱頌拓跋珪“德協二儀，道隆三五，仁風被於四海，盛化塞於大區”，懇請順天應人，即刻稱帝。拓跋珪“三讓乃許之”。十二月正式稱帝，“帝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鹹稱萬歲。大赦，改年。追尊成帝已下及後號諡。”同時下令移風易俗，“命朝野皆束髮加帽”，以示襲用中原衣冠，尊奉中原文化。隨後舉行了盛大的皇帝即位儀式。史曰：“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壇兆告祭天地。”祭天祝文的格式與內容完全按依照中原王朝的樣式，聲言稱帝建國乃是“天人之望”、“天時人謀”，祈求上天“丕祚於魏室，永綏四方”。隨後五德行次與服色、祭天禮儀等基本的國家禮樂制度也很快得以確定，“羣臣奏以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爲土德”，“數用五，服尚黃，犧牲用白。祀天之禮用周典，以夏四月親祀於西郊，徽幟有加焉。”天興二年（399）正月，拓跋珪舉行登基後的首次祭天儀式。

經過上述一整套緊鑼密鼓的措施與盛大隆重的儀式，北魏王朝統治者以中原王朝政治文化模式爲樣板，完成了對王朝政治制度框架的初步建構。

▲魏晉時期的漢服

▲北朝女陶俑

北魏王朝國家建構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通過大力推崇儒學、爭奪中華正統，完成北魏王朝的思想文化建構與政治意識形態建構。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學逐漸成爲中原王朝的政治指導思想。在五胡入據中原、晉室南遷的背景下，儒學亦成爲東晉王朝自居於中華正統所依賴的重要文化資源之一。拓跋氏政權本居塞外，在入主中原、遷都平城之前，對儒學知之甚少。進駐中原之後，北魏王朝高度重視儒學的發展，以傳授、整理儒家經典爲要務。拓跋珪在戎務倥傯之際、百廢待興之時不忘留心儒學，設置太學並不斷擴大生員規模，太學生員在短時間內由一千人增至三千人。史曰：“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399）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四年（401）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聖、先師。”

天興四年（401）十二月，拓跋珪召集博士儒生，對當時不同版本的儒家經典進行整理編輯，“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此後，重視儒學始終是北魏王朝的基本國策。

經過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燾三任國君的努力倡導，儒學得以在北方地區復興和傳承。至拓跋燾時期，北魏王朝復興儒學的政策初見成效，“人多砥尚，儒林轉興”。文化上逐漸呈現繁榮面貌，爲北魏塑造中原王朝形象、爭奪中華正統地位創造了有利條件。

關於北魏王朝的正統塑造與正統之爭，前賢已有較多論述，茲不贅述。總之，北魏王朝統治者在創建王朝伊始，自覺融入以儒學爲核心的中原政治文化洪流，主動擔當接續中原政治文化正統的歷史使命，從政治、文化、族源等多方面建構北魏王朝的中原正統王朝形象，與東晉南朝展開激烈的正統之爭，從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層面開展對北魏王朝的深層建構，推動拓跋氏政權的過渡與轉型。

▲魏都平城時代的展品大同市博物館藏

拓跋鮮卑在十餘年內成功地完成如此重大的政治轉型，其背後有着深刻的政治、地理和人才等方面原因。

首先，拓跋氏政權首領歷來有靠攏中原王朝、嚮往中原地區的政治傳統和南下入主中原甚至一統天下的強烈政治渴望，對於中原政治文化有主動學習和接受的心理準備，具有入主中原、建功立業的強大政治動力。

其次，平城與盛樂雖然在生態環境、生產方式及社會形態方面迥異，前者以農耕爲主，後者以遊牧爲主，前者位於長城以南，後者位於長城以北，但是二者的地理距離並不遙遠，兩地在政治、軍事、文化上呈現互通、互補狀態。在遷都平城的前期，盛樂是平城的後方基地，平城是盛樂的前線陣地，兩地互動極爲便利。平城所擁有的這種特殊地理位置和便利條件，是保障拓跋氏政權成功過渡與轉型的重要原因。正因如此，儘管拓跋珪攻下鄴城後，因嚮往中原古都的繁華，一度有定都鄴城之意，“帝至鄴，巡登臺榭，遍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但最終還是放棄了。

再次，中原漢族士人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智囊團的重要作用。拓跋珪攻佔中原後，大力吸納中原漢族士人並委以重用，史曰：“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周悉，人得自盡。苟有微能，鹹蒙敘用。”較爲著名的有張兗、賈彝、賈閨、晁崇、崔宏、鄧淵、李先、屈遵等人。他們在北魏統治者的授意下，按照中原政治文化的要求設計國家藍圖，以儒家思想爲指導，制定國家政治制度，明確了以中原王朝爲北魏王朝國家建構模板的基本方向，加快了拓跋氏政權政治轉型的進程。

▲北魏石雕帳座

大同石家寨北魏太和八年司馬金龍墓出土大同市博物館藏

▲北魏漆屏風畫

大同石家寨北魏太和八年司馬金龍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館藏

綜上，遷都平城的北魏王朝，雖然與盛樂時代拓跋氏政權一脈相承，統治者仍是拓跋氏貴族，然而政權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轉變。

與盛樂時代拓跋氏政權相比較，新建立的北魏王朝政治面貌煥然一新，政治制度、禮儀制度、都城建制等方面具有鮮明的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特徵，爲北魏王朝塑造了外在的中原王朝模式的國家肌體。而大力推崇儒學、爭奪中華正統則爲北魏王朝塑造了中原王朝模式的政治靈魂和文化精神，完成了對北魏王朝的思想文化建構，這是北魏王朝國家建構的內在的、深層次的內容。

至此，拓跋氏政權在統治者入主中原、一統天下的強大政治動力驅使下，憑藉地理優勢和人才資源，在攻佔後燕、入主中原之後，經過十餘年苦心經營，已經脫胎換骨，實現了由塞外草原遊牧政權到中原王朝、從邊疆屬國政權到皇權國家的華麗轉身。

如果說盛樂時代的拓跋氏政權具有較爲明顯的草原遊牧政權特徵，那麼平城時代的北魏王朝本質上已與秦漢以來的歷代中原王朝無異。

▲大同雲岡石窟

北魏建都平城（大同）期間留下的歷史文化豐碑（叄）北魏王朝政治轉型的歷史意義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他對各族人民的融合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北魏王朝政治上的成功轉型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首先是順應歷史潮流，入主中原後主動認同中原政治與文化，爲北魏王朝贏得中原地區各民族特別是漢族的認同與支持奠定了政治基礎，爲北魏王朝在中原地區確立、鞏固和擴大統治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使北魏王朝最終得以結束自西晉末年以來北方地區持續百餘年的動盪與分裂，完成了北方地區的政治統一併統治北方地區一百餘年，爲北方地區創造了相對安定的社會秩序和經濟文化的繁榮，有利於北方地區的政治穩定、民族融合、社會安定與經濟文化的發展，促進了北方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其次是主動擔當起傳承、弘揚中原政治文化的歷史使命，爲接續中原政治統緒、傳承與發展中華文明作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故歐陽修高度評價曰：“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而至於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正因如此，北魏王朝被後世歷代史家納入中原正統王朝的譜系，名列正史，開創了非華夏民族所創立王朝納入正史序列的先河。

再次是加深了拓跋鮮卑對華夏民族的認同，加快了拓跋鮮卑部族的整體發展，推動了拓跋鮮卑融於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進程，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壯大。遷都平城之後的北魏統治者不僅積極接受中原政治文化，而且認同華夏族源，以黃帝后裔自居，自覺融於中華民族共同體。天興元年（398）拓跋珪即位後，召集君臣討論北魏五行次序，羣臣提議曰：“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爲土德”，“黃帝后裔”成爲獲得北魏官方正式認可的皇室族源敘述。《魏書》開篇曰：“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託，謂後爲跋，故以爲氏。”這種歷史敘述正是北魏統治者及主流社會主動認同黃帝后裔身份的反映。這是十六國北朝時期各民族長期交流交往交融的結果，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逐步發展壯大的體現。

不過，拓跋鮮卑久居塞外，實現政治轉型誠非易事，難以一蹴而就，必然要經歷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

北魏王朝遷都平城後的很長時期內，仍然保留了不少草原遊牧部族習俗，如國家祭祀中仍然保留女巫參與祭天活動的草原傳統習俗，宮中女性必須成功“手鑄金人”才能榮登皇后之位，在北方長城邊塞沿線一帶，長期保留了一批部落大人即“領民酋長”的名號和統領部民之權，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北魏末年，著名的歷史人物有爾朱榮、叱列延慶等。

對此我們應有客觀的認識，既應看到拓跋鮮卑脫舊從新、融入中原政治文化的主流發展趨勢，也要看到其轉變不夠徹底的一面。北魏的平城時代持續近百年之久。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遷都洛陽，進一步深入推動拓跋鮮卑的政治轉型與文化轉型，使拓跋鮮卑最終完全融入中華文明之中，從而真正完成了拓跋鮮卑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