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年號，稍微有點歷史知識的人其實都不陌生。

這項由漢武帝開創的獨有的國家紀元方式，在我國曆代王朝中沿用了兩千多年，直到1912年清帝退位後，年號紀元纔在我國廢除。那些曾深受中華文化圈影響的國家，如越南、韓國等如今也都廢除了年號。

然而，作爲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至今依舊保留着年號，成爲世界上唯一一個年號紀年和公元紀年並用的現代化國家。

那麼，日本爲什麼沒有廢除年號，反而一直使用至今呢？

汪郎以爲，年號已經成爲日本文化的重要構成，被廣泛用於錢幣、報紙、政府文件等主流社會信息媒介中，已經和現代日本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不可割捨。

當然，日本之所以還保留着年號，汪郎認爲，其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其史上曾有兩次劃時代的改元，正是這兩次改元，對日本社會和國民思想造成很大的衝擊，不僅改變了日本的歷史進程和民族發展方向，更成爲日本國民精神向上的一種強烈象徵和傳承。

而這兩次改元，也意味着日本堅定了向強者學習的信念，但在其向強者學習的過程中，不僅沒有丟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特色，還改變了自身落後的局面，最終發展成能和世界公認強國一戰的強國。

汪郎以爲，正是因爲有着這樣的發展歷程，站在現代強國前列的日本，不願放棄年號這種具有歷史特色和民族記憶的紀元方式，也就說得過去了。

第一次改元，年號“大化”！

日本和我國的交往歷來已久，我國史書上第一次明確記載日本，出自史學家班固的筆下。

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漢書.地理志》

樂浪海就是今天的日本海。

西漢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漢朝滅了衛滿朝鮮後，在半島上設置了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加強了中央王朝對半島的直轄統治。

漢朝四郡中的樂浪，其代表中央政府權威的郡守治所設置在原衛滿朝鮮的都城，這裏不僅是漢王朝在半島的統治中心，也是漢朝瞭解東北亞周邊部落和國家的窗口。

當時的日本社會經濟極度落後，不僅處於奴隸制社會，而且還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這和大一統的漢朝是無法比擬的，也是日本列國不敢仰視的存在。

東漢光武帝時期，日本使者（實際上是日本列國中一個名叫倭奴的小國使者，代表不了整個日本，此時的日本正處於彌生時代的分裂期）第一次踏上中原土地後，爲了得到漢朝的支持，從而能夠成爲統一日本的領袖，不僅接受了漢光武帝冊封，得到了“漢倭奴國王”金印，以此作爲漢藩屬國自居。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後漢書.卷八十五》

島國的本性鑄就了日本從骨子裏仰慕強者的基因，只是這個名叫倭國的小國，並沒有完成統一日本的大業。

公元3世紀中葉，日本本州島中部出現了一個名叫“大和”的國家，它經過長時間的擴張和吞服，最終完成了日本的統一。

但統一的大和國並沒有改變日本奴隸制社會，而且皇權旁落，國家大權被豪族權臣所壟斷。社會經濟發展不要說和中原王朝比，就是和當時朝鮮半島上的新羅、百濟相比，也是非常落後的；皇族和權臣之間的矛盾、奴隸主和奴隸之間的矛盾，造成了日本社會的混亂和動盪。

期間，日本也嘗試過一些改革，如編戶齊民改革、推古改革等，均遭到頑固派的阻擾而失敗，日本依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奴隸制國家。

直到公元645年（日本皇極天皇四年），被架空的日本皇室在中大兄皇子的主導下，聯合底層貴族發動了一場名爲“乙巳之變”的政變，殺死權臣蘇我入鹿後，將蘇我氏一族連根拔起，皇族權勢得到鞏固後，日本孝德天皇在中大兄皇子的支持下，決心改變日本落後的局面，向鄰國大唐學習，開始日本歷史上的第一次改革。

既然要改革，既然要向中原王朝學習，那就先從年號開始。

公元645年（大唐貞觀十九年），日本孝德天皇從《尚書》中取“施教化，大治天下”之意，制定了自己的年號“大化”。

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使用年號，同時也意味着中華文明開始進入日本，成爲日本上層建築用於學習、繼承、發展的對象。

大化二年，熟讀中國典籍，並對中國古代聖賢的治國思想有着深刻認識的孝德天皇，開始效仿唐朝的政體和經濟制度頒佈了《改新之詔》，以革除國內陳陋舊習，加強中央集權爲目的，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改革，史稱“大化改新”。

這場改革確立了儒學在日本的地位，也開啓了日本向唐朝學習的先河。

大化改新的成效是非常顯著的，不僅加強了日本的中央集權，還完成了日本由落後的奴隸制國家向封建國家的質變，是日本歷史上的一次大變局。

而正是這場改革，讓日本有了干涉他國，參與對外戰爭的實力。

唐龍朔三年（公元663年），日本應百濟國的扶余豐璋王子求援（顯慶五年，公元660年，大唐名將蘇定方滅百濟），出兵四萬餘人，戰船一百七十隻，在白江口和唐軍進行遭遇戰，試圖和唐朝爭奪東北亞的控制權。

雖然這一戰，日軍被唐軍殺得大敗，此後近千年間使得日本都不敢對中原有任何的非分之想，但由此也可看出，大化改新帶給日本的影響！

第二次改元，年號“明治”！

自1603年（明萬曆三十一年）德川家康在江戶創立幕府後，因爲受到大航海時代的歐洲殖民國家，如葡萄牙、荷蘭等所帶來的西方思想衝擊，日本開始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幕府只保留了長崎一地作爲對外貿易的窗口，這樣的結果自然嚴重阻礙了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關係的發展。

1840年，世界第一強國英國以貿易爲藉口，對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

當時的日本雖然鎖國，但對這場西方列強挑戰東方強國的戰爭依然十分關注，很多日本精英都對這場戰爭的結局大膽做了預測，他們認爲，英國必然不敢挑釁清王朝，即使戰爭爆發，英國必敗。

如，日本水戶藩主德川齊昭認爲“清國無論如何乃一重要之大國，夷狄不敢輕易問津。”

但戰爭的爆發和結局卻給當時的日本社會、政治精英帶來了巨大的思想震撼。

在日本人眼中，強大的清王朝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是中華文化圈的主導和精神領袖，然而，在這場反侵略的戰爭中，大清不僅沒有贏得勝利，反而被“洋夷”打得簽下屈辱的城下之盟，以賠款、割地而告終，這引發了日本精英的思考，如此強大的清王朝爲什麼會失敗，如果日本遇到“洋夷”船堅炮利該如何自處。

當然，日本精英總結出來的原因很多，如：

鹽谷宕陰認爲清朝失敗的原因在於清朝統治者對自己的對手一無所知，根本不瞭解世界大勢。

英知清，清不知英，清以華自誇，英以見夷而怒。怒則備，誇則忽，未戰而勝負見矣。

杉田成卿認爲清朝的失敗在於統治者自大，他們對英國的船堅炮利認識不足，而且沒有做好戰爭的準備。

滿清夷視英吉利，而不察其技巧之所有，率然結兵，屢取敗衄，非鑑戒乎？

實際上，對於清朝在鴉片戰爭失敗後不知變革，依舊沉浸在過往的輝煌中無法自拔，再次引發了日本學者的深慮，如果繼續堅持儒家學說，堅持華夷論的那一套，日本是否也要步清朝的後塵。

故而，日本著名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對清王朝面臨的困局，提出了日本如果遇到同樣的問題該如何應對的看法。

唯知本國之善，視外國爲賤物，侮爲夷狄蠻貊，而不知彼之熟練於實事，興國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遙出己國之上。

故而，日本有識之士都把日本振興的希望寄託在了幕府將軍的身上，他們希望日本能夠擺脫被西方列強的割地、賠款的命運，並提前做好因爲鴉片戰爭的結局，西方列強將炮口指向日本。

然而，德川幕府的舉動讓日本精英大失所望。

1853年，美國海軍將領佩裏闖進江戶灣，逼迫日本幕府簽定不平等條約，意欲強行打開日本國門。

但是，幕府無視日本有識之士的呼籲，放棄抵抗，於1854年和美國簽定了其國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被迫打開了國門。

正因爲如此，爲了不使日本不入清朝後塵，成爲西方列強的傾銷之地，日本有識之士在和幕府的不斷鬥爭中，由開始的“尊王攘夷運動”轉向了“倒幕運動”，即：支持開國，但必須還政天皇。

公元1868年（大清同治七年），日本倒幕派在推翻了幕府統治後，爲了避免國家陷入西方列強的殖民命運，決意向西方國家學習，以實現國強民富，能夠和西方列強一爭雌雄的大國、強國之夢。

爲此，日本睦仁天皇從《易經》之中選取“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寓意制定了新的年號，改元“明治”，開啓了日本歷史上第二次改革，即“明治維新”。

如果說，倒幕運動的成功宣告了日本結束了封建統治，那“明治維新”則宣告了自“大化改新”以來日本一直堅持“華夷秩序”理念的崩潰，讓日本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

日本開始把在科學、工業製造等領域沒有實用性的儒學定義爲塑造國民道德品格的工具，而不是富國強兵的手段，從此走上了向歐美國家學習的道路，而這也意味着日本開始向近代國家邁進。

道德、仁義、孝悌、忠信之教皆從中國聖人之模訓，而天文、地理、航海、測量、萬物之理、炮兵之技、商法、醫術、機械、製造等皆以西洋爲主，集五大洲之所長，而成皇國之大學問。---佐久間象山，《省侃錄》

明治維新的成功讓日本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政體，也爲日本挑戰世界強國，成爲世界強國奠定了基礎。

1894年的甲午戰爭，日本從清朝的手中奪取了東亞的話語權；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打敗了沙皇俄國，擠進了世界列強的行列；第一次世界大戰，又讓日本獲取了國際社會的發言權；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又成爲該場人類災難的策源地之一。

即使到了今天，日本的國民精神大都遺傳自明治時代。

汪郎說：

客觀的說，日本其實是一個善於學習的國家，無論是大化改新，還是明治維新，都是在務實的思想下尋求強國的方法，也確實改變了日本的命運！

而正是日本的這種改變告訴我們，故步自封、盲目自大，到底有多可怕，所以時刻保持一顆戒驕戒躁的心，時刻保持學習的狀態，是多麼的重要！

個人如此，國家亦如此！

參考資料：

崔崑崙《試析鴉片戰爭時期日本士人的中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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