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吃、穿、住、行、医”是人类五大基本需求，吃排在第一。民以食为天、国有粮则安，只有粮食安全、才有国家安全。从历史看，2000多年来，我国粮食经历“安全、不安全、欠安全、弱安全”等4个阶段。多少朝代的辉煌被粮荒中断，多少皇帝的新政以“均贫富”开篇，多少家庭因吃不饱饭而妻离子散。中国在4.5亿人口时吃不饱，13亿人口时却出现“卖粮难”，谁能否认这是人间奇迹！从国际上看，近40个国家缺粮，10亿人口仍然挣扎在营养不良的边缘；从当前看，新冠疫情诱发国际粮食供应链中断，中美贸易战已变成综合国力鏖战，“粮食战”可能成为美国遏制我国的又一手段，我国人均粮食刚过400公斤的安全线，口粮自给率98%，粮食自给率86%、隐性自给率仅70%，进口粮食相当于租用别国9亿亩农田。“低水平、高难度、弱安全”，吃饱没问题，吃好是难题。粮食安全不能太乐观，亟待把粮食总产提高30%，或者构建10亿亩进口粮的稳定供应链，在此之前，绝对不能放松粮食安全这根弦。粮食战，更要及早防范！

1

01

从国际看

全球人均粮食未达400公斤安全线

3月下旬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越南、泰国、哈萨克斯坦、柬埔寨、塞尔维亚、印度、俄罗斯、乌克兰、巴西、阿根廷等国纷纷宣布禁止粮食出口，或限制、监视粮食和油料出口，国际粮食供应链面临断裂，3月31日，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出严重警告：疫情可能引发粮食危机，4、5月会出现最糟状况。

什么是粮食安全？按照FAO的概念，粮食安全是指“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粮食安全通常有三个标准，一是粮食生产安全，粮食自给率95%以上，二是粮食消费安全，人均粮食消费达到400公斤；三是粮食储备安全，粮食储备量达到粮食当年消费的18%，14%是警戒线。

按照，FAO的三个标准，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都存在粮食不安全因素。一是许多国家粮食自给率达不到95%的标准，韩国、日本、英国、德国的自给率分别为25%、37%、60%、80%；二是粮食消费达到人均400公斤，只是基本需求，是吃饱的标准，而“吃好”则需要800公斤以上。生产1公斤猪肉需要4公斤饲料粮，生产1公斤牛肉需8公斤饲料粮。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法国、俄罗斯人均肉类消耗分别达到114.3公斤、114.0公斤、97.5公斤、83.1公斤和72公斤，直接耗粮加上肉蛋奶间接耗粮，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巴西都超过800公斤；三是储备粮达到18%的标准，不能绝对保障粮食安全，因为18%相当于2个月的粮食，是个很低的标准，一旦粮食减产或供应链断裂就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

当前，世界粮食安全的基本状况是，2019年全球粮食总产量约为27.22亿吨，10亿人口仍然营养不良，粮食贸易量4.2亿吨，其中中国购买1亿吨。新冠疫情仍在蔓延，许多国家已经出现百姓抢购食物、甚至囤粮，粮食货架暂时短粮的情况，粮食安全已经引起许多国家不安。如果疫情持续太久，一些粮食出口国长期停止出口，必然引发粮食供应链断裂，一些国家或地区在特殊时期买不到，甚至买不起粮食的风险越来越大，全球粮食安全必将雪上加霜。但是，由于粮食生产是室外活动，粮食不会因疫情蔓延而大幅度减产，世界粮食产量不会受疫情等自然因素太大冲击，但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明显增大。

1

02

从历史看

多少朝代的辉煌被粮荒中断

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华民族领跑世界近1700年，创造了辉煌历史，但粮食危机不断，多少个朝代被粮荒引发的农民起义推翻，多少个皇帝以“均贫富”作为新政的开篇。按照FAO人均粮食400公斤的安全线，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粮食安全，大致分为安全、不安全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粮食总体安全、粮荒相对较少的阶段。从战国中晚期到乾隆49年，长达2100年里，由于人口少，人均耕地在3-4.2亩之间，人均粮食382-628公斤，是我国粮食总体安全阶段，也是中华民族领跑世界经济的阶段，期间也有不少粮食危机，引发了改朝换代。西汉末年连年粮荒，王莽篡权；东汉末年灾荒再起，黄巾起义，东汉灭亡。隋、唐、宋、元、明都有粮荒的记载，但从粮食数据看，除灾荒年外，总体上能够保持粮食安全。唐朝人口为5290万人，人均粮食达到628公斤的历史最高值。宋、明时代，人口1-1.3亿，人均粮食560-580公斤，康乾盛世时人口达到1.84亿，人均粮食仍有575公斤，实属不易。

第二阶段，粮荒频繁、粮食不安全阶段。从乾隆49年到1948年，由于人口增长，加上天灾人祸，人均粮食产量降到350公斤以下，粮食危机不断。期间，据文献记载，光绪年间,丁戊粮荒，饥饿人数达1亿，约2000万人被饿死。1920-1921年华北四省大饥荒，饿死约1000万，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又死1300多万人。1947年人口为4.63亿，比乾隆49年多了1.77亿，人均粮食只有232公斤，只有唐朝时期的一半不到，粮食单产只有90.4公斤，甚至低于2000年前的战国时代。

1

03

从当前看

吃饱没问题、吃好是难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8年政府宣布农业进入新阶段，困扰数千年的“吃不饱”的问题彻底解决，2005年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农民彻底告别了持续数千年的“交皇粮”的历史。粮食安全可分为欠安全、弱安全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粮食欠安全阶段(1949-1995年)，人均粮食低于400公斤。1949-1995年，粮食单产由68.6公斤/亩，上升到282.6公斤/亩，增长了312%，粮食总产由11318.4万吨，增加到46661.8万吨，增长了312.3%，人均粮食产量由209公斤，增长到385.3公斤，人均粮食低于400公斤安全线，属于粮食欠安全阶段。期间，1958-1960年，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61年的人口比1959年少了1348万。1984年、1992年两次出现全国性粮食相对过剩的“卖粮难”，1998年政府宣布农业进入新阶段，粮食数量不足问题基本解决。我国4.5亿人口时吃不饱，13亿人口时却出现“卖粮难”，创造了农业奇迹。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先生曾经出版《谁来养活中国》一书，引起世界哗然，他认为“中国人养活不了中国，世界也养活不了中国”，因为世界多余的粮食全部卖给中国也不够养活中国人。现在看来是笑话，当年却是许多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时必然要谈的政治问题、外交问题。我曾经受命写过文章《中国粮食问题，可忧不可怕》反驳过他，并陪同他去农村考察。他的主要依据是中国高速工业化、城市化要占用耕地，中国因缺少耕地而导致粮食减产。后来政府把耕地面积由1995年的14.24亿亩，调整到1996年的19.51亿亩。

第二阶段，粮食弱安全阶段（1996年至今）。1996年起，我国人均粮食跨越400公斤安全线，进入粮食安全阶段，其中2000-2007年，人均粮食高于400公斤，但人均进口量低于18公斤，粮食供需基本平衡，属于粮食安全阶段。但从2004年起，人均粮食消费速度超过了粮食生产速度，虽然粮食总产实现15连增、连续5年超过6.5亿吨，人均粮食连续5年超过470公斤，但粮食进口量逐年增长，2014年起连续5年粮食净进口超过1亿吨，人均进口粮食超过或接近80公斤。2019年粮食净进口是2003年的202倍，随着人均收入不断增长，人均粮食消费会不断增加，我国粮食安全进入弱安全阶段，有四个特点：

注：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特点一：粮食自给率86.1%，低于95%的安全线。2019年我国口粮自给率98%，粮食自给率86.1%，低于FAO提出的粮食自给率95%的安全线。当然，这个指标本身不全面，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德国、英国等许多工业化国家，粮食主要依赖进口，相比之下，我国的粮食自给率86.1%，还是比较高的。

特点二：我国人均粮食470公斤，刚过400公斤安全线，吃饱没有问题、吃好仍是难题。2019年我国人均肉类消耗量仅46公斤，不足发达国家100公斤的一半，若达到发达国家的食肉水平，我国人均粮食还需要再增长250公斤，在现有基础上要增加50%。

特点三：我国粮食储备率高于18%安全线，百姓抢粮、囤粮都没有必要。我国粮食储备率达83.2%，远远高于FAO规定17-18％的安全线。根据《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2018年全国共有标准粮食仓房仓容6.7亿吨，简易仓容2.4亿吨，有效仓容总量比1996年增长31.9%。

特点四：粮食隐性自给率仅70%。粮食隐性自给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总耕地（播种）面积占生产粮食所需耕地（播种）面积的比重。2019年，我国14亿人口消耗了29亿亩耕地生产的粮食，进口大豆等产品相当于9亿亩耕地的粮食，我国只有20.23亿亩耕地，粮食隐性自给率仅70%。由此可见，1998年我国宣布的基本解决的粮食数量问题，已经重新出现。

1

04

“六管齐下”保安全，坚决打赢粮食战

粮食是民生产品、更是战备物资，特殊时期要上升到“军品”给予高度重视。苏联解体时，人均粮食达800公斤，是我国2019年人均474公斤的1.7倍，美国通过减少对苏联饲料粮的出口，导致苏联肉产量下降、肉价上涨，诱发百姓对政府的不满，对苏联和平演变起了催化作用。同样地，美国也有可能用“粮食战”来遏制我国。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0美元，人均粮食消耗还会增长，人均粮食474公斤是“低水平、高难度、弱安全”的指标，粮食安全不能太乐观，需要“六管齐下”确保粮食安全。

第一，“藏粮于地”，坚守耕地18亿亩红线，力争再增加1亿亩。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0.1公顷，仅为美国的1/10、世界平均数的1/3，我们养活14亿人口必须走出“超载土地的生存之道”。在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同时，一是开展“土地整治”，对进城落户农民的宅基地、弃耕地进行全面整理，力争增加5000万亩耕地面积；二是利用现代生态修复技术恢复被严重污染、不宜耕种的5000万亩农田，缓解粮食生产压力。

第二，“存粮于技”，启动“国家粮食安全工程”，力争粮食产量上升30%。1949年我国粮食亩产仅68.6公斤，低于2000年前汉代的水平。2019年我国粮食亩产381公斤，是1949年68.6公斤的5.6倍，粮食增产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要推进第二次绿色革命，一是力争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杂交油菜、杂交棉花等“四杂”达到并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培育1200公斤超级稻、1700公斤玉米、800公斤小麦等高产优质的新品种，使粮食单产提高20%以上；二是力争杂交大豆、转基因大豆技术的重大突破，培育亩产600公斤超级大豆，提高大豆自给率，尽快改变我国作为大豆起源国，大豆产量远远低于美国、大豆基本依赖进口的现状；三是做好未来粮食安全技术储备，大力开展基因编辑、人造肉、生长激素、大厦农业等技术研究开发，为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做技术储备。

第三，“储粮于友”，建立进口粮食稳定的“供应链”。大豆、粮食的进口国要多元化，并建立长久的海外大豆、粮食生产基地。通过长期合同、合作开发、耕地租用等多种方式，促进粮食进口基地的多元、长期、稳定，建设一批海外粮食基地，构建相当于10亿亩耕地的稳定的粮食供应链。

第四，“生粮于海”，发展海洋渔业，增加动物蛋白来源，缓解大豆压力。进口大豆榨油后的豆饼可以提高饲料的蛋白含量，我国可以通过利用300万平方公里海洋资源，大力发展海洋渔业与动物产业。用鱼类减少肉产品的消费量，用海洋生物蛋白替代豆饼蛋白，减少粮食消费，减少对大豆的依赖。2018年我国海洋总捕捞量已达1466.6万吨，充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的潜力还有很大空间。

第五，“产粮于山”，充分利用南方草山草坡、北方草原等生产豆科牧草，增加植物蛋白产量，缓解对大豆的依赖。我国南方有10亿亩草山草坡，北方拥有60亿亩优质草原，发展草原科技、利用好草山、草坡、草原种植优质牧草，发展牲畜业，既能提高肉类产量，又能大幅减少对进口大豆的依赖。

第六，“要粮于改”，针对80后已经不愿意从事粮食生产以及粮食生产规模小、效率低的问题，通过体制改革、探索新的粮食生产经营模式，建立公司化为主体、多种形式并存的现代粮食生产新模式，向改革要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