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历史，明朝的另一面，“太监治国”
题/换个角度看历史，明朝的另一面，“太监治国”
文/唐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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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数朝代更迭，伴随着封建帝制的不断加强，太监这一股“政治势力”在宫廷当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显著。从秦汉开始直至明朝（清朝宦官之祸可忽略不计），太监群体的地位日益伴随着帝王权柄的膨胀而水涨船高。
作为皇权下衍生出的权力附属品，尤其是在大明王朝这一历史时期，太监群体正式成为了左右朝局政治的一股重要势力，即便无法左右国朝大势，也会在常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
（宦官形象）太监显重，宦官当道
若论在朝廷宫苑之中最不能得罪的人是谁，无疑便是“太监”这个群体。
帝王即便是被忤逆也要顾及一下“王者尊严（面子）”，权臣即便是被得罪也要顾及朝野看法（舆论），而太监就没有这样的顾及了，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是一群龌龊小人、鼠窃之辈，长期在这样的舆论压抑之下，导致太监本身对于自身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即便得不到尊重，那便彻底沉沦！
（影视剧中的宦官群体）
这或许是导致大明王朝权宦奸阉辈出的历史缘由，所以他们对于旁人释放的善意极为珍视，而对于旁人投来的鄙夷的目光极为敏感，于是便造就了一种极为畸形的心理状态——以自身的心意为善恶标准。
简单来说，便是世俗间的道德、礼法、人性对于他们统统起不到约束的作用，让这些太监唯一秉持的原则就是“丛林生存法则”。朝堂是帝王与臣子的博弈斗争的擂台，那么宫廷之内便是太监的主场，加之明朝中后期的帝王消极怠政，使得原本处于不起眼处的太监，成为斡旋在帝王与群臣之间的一个重要齿轮。专权擅威，混乱朝局
就好比明朝的首个大太监——王振，在明英宗朱祁镇的宠信之下简直是“无恶不作”。皇帝称其为“先生”（王振有些文化），拥附其人的群臣尊称为“翁父（同岳父）”，此等荣耀作为一个太监可谓崇高之至。王振本就是举人出身，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凭借着以宫廷宦官的身份上位，心目当中反而产生了一种空虚。
（明英宗朱祁镇的宠臣：王振）
一种“无敌”的空虚！
结果呢？在王振的“劝谏”之下，明英宗朱祁镇欲效法父祖之雄姿英风，马踏北疆、御驾亲征北方的瓦剌敌酋，结果呢？土木堡之变骤然发生，英宗被俘、全军覆没，大明王朝的首府要冲之地岌岌可危，国朝之衰亡在此一战！
暂且不论明英宗朱祁镇在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但王振的诱导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帝王本身对于群臣意愿的叛逆，还在于王振作为宦官这一势力的代表，居于帝王与群臣之间的灰色地带，进行双方实力的斡旋。
（朱祁镇剧照）
就像是拔河比赛一样，帝王与群臣的拉锯过程中，突然加入了宦官这一势力，朝局的平衡当然会发生倾斜。这种状况在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再度进行了上演，著名的大太监刘谨权倾朝野、盛极一时，被誉为“立皇帝”，较之前代宦官王振也不遑多让！
（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宠宦：刘谨）
明武宗朱厚照这位天下第一顽主对于朝政礼法的束缚本就抗拒，这就更加纵容了刘谨权势的膨胀，以至于在明武宗一朝，不仅有刘谨这样权倾朝野的大太监，还有与之配套的“八虎”（与刘谨合称的另外七位太监）。这都不是单枪匹马的擅政作乱了，而是团伙作案、集体显赫。
更为讽刺的是，刘谨是败亡竟然也是在大臣杨一清、李东阳联合另一位大太监张永的条件下，才激起明武宗朱厚照对这位亲信宦官的杀机。正应了那句“必须用宦官来压制宦官”的话，这也能够说明当时的明朝内部，宦官势力的畸形膨胀，导致朝廷大臣对于这股势力颇为忌惮。左右大势，成就权臣
这件事情延续到隆庆、万历年间更为显著，嘉靖皇帝朱厚熜死后，新帝（明穆宗）朱载垕即位登基，重用亲信大臣高拱。不幸的是，隆庆皇帝（明穆宗）早逝，诏命高拱为托孤大臣，辅佐当时仅在冲龄幼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
（冯保与张居正）
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下去，那大明朝之后便没有张居正什么事情了。
结果天不遂人愿，高拱作为当时的内阁首辅，同样是老皇帝的托孤大臣、新帝的顾命大臣，为了进一步地稳固自身的权位，欲帮助亲近自己的“御用监”太监陈洪谋求“司礼监掌印太监”之位。
可这一举动，极大地挫伤了本应该进位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冯保。结果正是因为这一举措，冯保在万历皇帝朱翊钧和李太后面前尽数揭露了高拱的不臣之心，转而引荐与自己结为兄弟的张居正。要知道，冯保从万历皇帝刚出生的时候便开始服侍，又深得万历生母李太后的信任，在当时的内廷占有举重若轻的作用。
如此一来，高拱这个顾命大臣的座位还没有焐热就被革职了。这才使得张居正成为明代有史以来的首位权臣，而成为内阁首辅之后，张居正与冯保的关系也日渐升温。可以说，冯保的存在则是张居正掌握宫廷内部的底气所在，否则那天皇帝不高兴了要针对外臣，他都可能反应不过来，就像是高拱一样，不明不白地就被革职回家。
（万历皇帝与宦官）
即便是阉宦之祸愈演愈烈，从帝王本身的角度出发，无论太监如何作乱都无法祸及自身，反而是拱卫皇权的一条忠犬。如同王振、刘谨，即便是专权擅威也不敢将锋芒掉过头来指向皇帝，而群臣百官就不一样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帝王想利用群臣做事，群臣也想从帝王手中获取更多的权利，这是必然趋势。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最为典型的便是明朝权柄最大的太监——魏忠贤，此人恶名远扬的程度丝毫不亚于赵高，都是宦官太监中的代表性人物。明朝末期的吏治本就浑浊不堪，加之还有魏忠贤这个“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居于庙堂之上窃威作乱，明熹宗朱由校对此更是不闻不问，朝政日益腐败、大明朝日益衰亡已成必然趋势。
对此，明熹宗朱由校不可能一点风声都听不到，但他非常明白，如果没有魏忠贤帮他在朝廷之上与百官对抗，那么他这个帝王的权威早就丧失殆尽了。魏忠贤愈作乱，那么群臣对于皇帝本身的需求就愈发地强烈，与之相对的是，干掉魏忠贤之后，皇帝本身就要直接与群臣百官进行对抗。
（魏忠贤）
明熹宗朱由校（天启皇帝）是前者，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是后者。
这是一个非常生动典型的例子，崇祯皇帝在位时期不可谓不“励精图治”，结果呢？朝政日益衰败、大明朝便直接亡在了他的手中，搞得世人对于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评价还不是很高。原因便在于，崇祯皇帝这个人性格太过于急切了，干掉了魏忠贤之后，直接撸起袖子、光着膀子就和群臣百官展开了博弈。
现状可想而知！
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军围攻京城，十九日凌晨，农民起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北京城，当时的崇祯皇帝朱由检鸣钟召集百官，结果无一人而来。这座昔日堂皇庄严的大殿内，决定着天下无数人命运的大殿，显得是格外的凄凉孤寂。
（崇祯皇帝心灰意冷）
搞得崇祯皇帝朱由检心中不禁悲凉万分，在临死之前说道：“诸臣误朕也，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随后便在煤山自缢而死，完成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最后一环。而群臣百官依旧可以改换官服，迎接成功者李自成入主京城。这句话历来被人看作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推诿责任的话语，但仔细想想，为何崇祯皇帝朱由检不去埋怨误国误民的宦官魏忠贤，唯独对于群臣百官多有怨愤呢？
然而，个人的力量终究是逆转不了历史的趋势，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死亡印证了朝局的腐败，也深刻体现了大明王朝对于宦官本身的依赖程度。讽刺的是，这些作恶的太监（除却冯保）对于朝局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由此可见，宦官太监在大明朝的根基之深，已然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