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個角度看歷史，明朝的另一面，“太監治國”
題/換個角度看歷史，明朝的另一面，“太監治國”
文/唐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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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歷數朝代更迭，伴隨着封建帝制的不斷加強，太監這一股“政治勢力”在宮廷當中發揮的作用也日益顯著。從秦漢開始直至明朝（清朝宦官之禍可忽略不計），太監羣體的地位日益伴隨着帝王權柄的膨脹而水漲船高。
作爲皇權下衍生出的權力附屬品，尤其是在大明王朝這一歷史時期，太監羣體正式成爲了左右朝局政治的一股重要勢力，即便無法左右國朝大勢，也會在常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發揮作用。
（宦官形象）太監顯重，宦官當道
若論在朝廷宮苑之中最不能得罪的人是誰，無疑便是“太監”這個羣體。
帝王即便是被忤逆也要顧及一下“王者尊嚴（面子）”，權臣即便是被得罪也要顧及朝野看法（輿論），而太監就沒有這樣的顧及了，因爲大家都認爲他們是一羣齷齪小人、鼠竊之輩，長期在這樣的輿論壓抑之下，導致太監本身對於自身也持有這樣的看法。
即便得不到尊重，那便徹底沉淪！
（影視劇中的宦官羣體）
這或許是導致大明王朝權宦奸閹輩出的歷史緣由，所以他們對於旁人釋放的善意極爲珍視，而對於旁人投來的鄙夷的目光極爲敏感，於是便造就了一種極爲畸形的心理狀態——以自身的心意爲善惡標準。
簡單來說，便是世俗間的道德、禮法、人性對於他們統統起不到約束的作用，讓這些太監唯一秉持的原則就是“叢林生存法則”。朝堂是帝王與臣子的博弈鬥爭的擂臺，那麼宮廷之內便是太監的主場，加之明朝中後期的帝王消極怠政，使得原本處於不起眼處的太監，成爲斡旋在帝王與羣臣之間的一個重要齒輪。專權擅威，混亂朝局
就好比明朝的首個大太監——王振，在明英宗朱祁鎮的寵信之下簡直是“無惡不作”。皇帝稱其爲“先生”（王振有些文化），擁附其人的羣臣尊稱爲“翁父（同岳父）”，此等榮耀作爲一個太監可謂崇高之至。王振本就是舉人出身，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憑藉着以宮廷宦官的身份上位，心目當中反而產生了一種空虛。
（明英宗朱祁鎮的寵臣：王振）
一種“無敵”的空虛！
結果呢？在王振的“勸諫”之下，明英宗朱祁鎮欲效法父祖之雄姿英風，馬踏北疆、御駕親征北方的瓦剌敵酋，結果呢？土木堡之變驟然發生，英宗被俘、全軍覆沒，大明王朝的首府要衝之地岌岌可危，國朝之衰亡在此一戰！
暫且不論明英宗朱祁鎮在其中發揮的主導作用，但王振的誘導作用卻是不容忽視的。問題的關鍵不僅在於帝王本身對於羣臣意願的叛逆，還在於王振作爲宦官這一勢力的代表，居於帝王與羣臣之間的灰色地帶，進行雙方實力的斡旋。
（朱祁鎮劇照）
就像是拔河比賽一樣，帝王與羣臣的拉鋸過程中，突然加入了宦官這一勢力，朝局的平衡當然會發生傾斜。這種狀況在明武宗朱厚照時期再度進行了上演，著名的大太監劉謹權傾朝野、盛極一時，被譽爲“立皇帝”，較之前代宦官王振也不遑多讓！
（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寵宦：劉謹）
明武宗朱厚照這位天下第一頑主對於朝政禮法的束縛本就抗拒，這就更加縱容了劉謹權勢的膨脹，以至於在明武宗一朝，不僅有劉謹這樣權傾朝野的大太監，還有與之配套的“八虎”（與劉謹合稱的另外七位太監）。這都不是單槍匹馬的擅政作亂了，而是團伙作案、集體顯赫。
更爲諷刺的是，劉謹是敗亡竟然也是在大臣楊一清、李東陽聯合另一位大太監張永的條件下，才激起明武宗朱厚照對這位親信宦官的殺機。正應了那句“必須用宦官來壓制宦官”的話，這也能夠說明當時的明朝內部，宦官勢力的畸形膨脹，導致朝廷大臣對於這股勢力頗爲忌憚。左右大勢，成就權臣
這件事情延續到隆慶、萬曆年間更爲顯著，嘉靖皇帝朱厚熜死後，新帝（明穆宗）朱載垕即位登基，重用親信大臣高拱。不幸的是，隆慶皇帝（明穆宗）早逝，詔命高拱爲託孤大臣，輔佐當時僅在沖齡幼年的萬曆皇帝朱翊鈞。
（馮保與張居正）
如果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下去，那大明朝之後便沒有張居正什麼事情了。
結果天不遂人願，高拱作爲當時的內閣首輔，同樣是老皇帝的託孤大臣、新帝的顧命大臣，爲了進一步地穩固自身的權位，欲幫助親近自己的“御用監”太監陳洪謀求“司禮監掌印太監”之位。
可這一舉動，極大地挫傷了本應該進位司禮監掌印太監的馮保。結果正是因爲這一舉措，馮保在萬曆皇帝朱翊鈞和李太后面前盡數揭露了高拱的不臣之心，轉而引薦與自己結爲兄弟的張居正。要知道，馮保從萬曆皇帝剛出生的時候便開始服侍，又深得萬曆生母李太后的信任，在當時的內廷佔有舉重若輕的作用。
如此一來，高拱這個顧命大臣的座位還沒有焐熱就被革職了。這才使得張居正成爲明代有史以來的首位權臣，而成爲內閣首輔之後，張居正與馮保的關係也日漸升溫。可以說，馮保的存在則是張居正掌握宮廷內部的底氣所在，否則那天皇帝不高興了要針對外臣，他都可能反應不過來，就像是高拱一樣，不明不白地就被革職回家。
（萬曆皇帝與宦官）
即便是閹宦之禍愈演愈烈，從帝王本身的角度出發，無論太監如何作亂都無法禍及自身，反而是拱衛皇權的一條忠犬。如同王振、劉謹，即便是專權擅威也不敢將鋒芒掉過頭來指向皇帝，而羣臣百官就不一樣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帝王想利用羣臣做事，羣臣也想從帝王手中獲取更多的權利，這是必然趨勢。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最爲典型的便是明朝權柄最大的太監——魏忠賢，此人惡名遠揚的程度絲毫不亞於趙高，都是宦官太監中的代表性人物。明朝末期的吏治本就渾濁不堪，加之還有魏忠賢這個“九千九百九十九歲”居於廟堂之上竊威作亂，明熹宗朱由校對此更是不聞不問，朝政日益腐敗、大明朝日益衰亡已成必然趨勢。
對此，明熹宗朱由校不可能一點風聲都聽不到，但他非常明白，如果沒有魏忠賢幫他在朝廷之上與百官對抗，那麼他這個帝王的權威早就喪失殆盡了。魏忠賢愈作亂，那麼羣臣對於皇帝本身的需求就愈發地強烈，與之相對的是，幹掉魏忠賢之後，皇帝本身就要直接與羣臣百官進行對抗。
（魏忠賢）
明熹宗朱由校（天啓皇帝）是前者，明思宗朱由檢（崇禎皇帝）是後者。
這是一個非常生動典型的例子，崇禎皇帝在位時期不可謂不“勵精圖治”，結果呢？朝政日益衰敗、大明朝便直接亡在了他的手中，搞得世人對於崇禎皇帝朱由檢的評價還不是很高。原因便在於，崇禎皇帝這個人性格太過於急切了，幹掉了魏忠賢之後，直接擼起袖子、光着膀子就和羣臣百官展開了博弈。
現狀可想而知！
崇禎十六年（1643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軍圍攻京城，十九日凌晨，農民起義軍從彰義門殺入北京城，當時的崇禎皇帝朱由檢鳴鐘召集百官，結果無一人而來。這座昔日堂皇莊嚴的大殿內，決定着天下無數人命運的大殿，顯得是格外的淒涼孤寂。
（崇禎皇帝心灰意冷）
搞得崇禎皇帝朱由檢心中不禁悲涼萬分，在臨死之前說道：“諸臣誤朕也，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皆爲奸臣所誤，以至於此！”
隨後便在煤山自縊而死，完成了“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最後一環。而羣臣百官依舊可以改換官服，迎接成功者李自成入主京城。這句話歷來被人看作是崇禎皇帝朱由檢推諉責任的話語，但仔細想想，爲何崇禎皇帝朱由檢不去埋怨誤國誤民的宦官魏忠賢，唯獨對於羣臣百官多有怨憤呢？
然而，個人的力量終究是逆轉不了歷史的趨勢，崇禎皇帝朱由檢的死亡印證了朝局的腐敗，也深刻體現了大明王朝對於宦官本身的依賴程度。諷刺的是，這些作惡的太監（除卻馮保）對於朝局都有着千絲萬縷的影響，由此可見，宦官太監在大明朝的根基之深，已然到了不可逆轉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