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11月，安史之乱爆发。

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不仅严重破坏国计民生，断送无数性命，更成为中华历史的决定性拐点，辉煌灿烂的大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世（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就此终结。

这场叛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天生反贼？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唐军叛将安禄山发动的。

虽说安禄山是胡将，但唐朝大将中胡人很多，远如太宗朝的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近如同期的高仙芝、哥舒翰，都是赤胆忠心效命皇室的良将。叛乱前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封爵东平郡王——盛唐异姓边将封王仅有他和西平郡王哥舒翰两例！既然已经位极人臣，为什么他还不知足要起兵叛乱呢？

按《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为觋，居突厥中，祷子于轧荦山，虏所谓斗战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庐，野兽尽鸣，望气者言其祥。范阳节度使张仁愿遣搜庐帐，欲尽杀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

这段记载神秘诡异，字里行间都在暗示安禄山生而不凡，是上天派来颠覆大唐盛世的刽子手。

而成书更早的《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却平实得多：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本无姓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师，以卜为业。突厥呼斗战为轧荦山，遂以名之。

《新唐书》主编欧阳修一代大儒，本不该采信怪力乱神之说，为什么不顾他一向倡导的行文简洁，非要额外记下这种暧昧的记录呢？

同书还有另一段记载：禄山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每过朝堂龙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说实在，这是以结果倒推原因的揣测，因为某人后来犯罪，就推定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无不包藏祸心！

这种论调近乎汉武帝时期的“腹诽”罪重演！

难道说世界上真存在天生反贼吗？

二、蓄谋已久？

恐怕不是这样。

且不说就在三年前的天宝十一年8月，安禄山还正常履行边将职责，积极出兵讨伐契丹。单看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矫称奉恩命以兵讨逆贼杨国忠”。

一般认为这只是叛乱借口。但之后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十二月，度河至陈留郡……禄山男庆绪见诛庆宗榜，泣告禄山，禄山在舆中惊哭曰：吾子何罪而杀之！”（《旧唐书·安禄山传》）

什么叫“吾子何罪”？株连反贼家属不是应有之义吗？安禄山既然敢于叛乱，不可能没有心理准备。除非说他的本意真的就是“讨杨国忠”，所以并不觉得自己是在造反。

如果说这是安禄山一时悲伤，急火攻心口不择言，并非真实想法的表示。叛军自范阳起兵，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渡河轻取东都洛阳，就是蓄谋已久的表现。但这与内地守军太烂有很大关系，不足以说明安禄山用兵如神。事实上叛军先定河北，待得东都后再西进取关中，这个部署只能算中庸。

孙子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叛军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路线出奇制胜。

安禄山兼领三镇，于天宝十载兼任河东镇节度使（管辖今山西省中北部）。虽然他只是遥领，并不直接掌管河东军，但可以行使统帅权力调动部队换防，将嫡系主力移到太原府。一朝发难，以轻骑沿河东驿道兼程西进，三日内便可抵达关中门户蒲津渡。以近畿武备之松弛，叛军突袭得手可能性极大；如果蒲津渡失陷，关中即无险可守，叛军一个月内就能兵临长安城下。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朝廷是来不及动员西北边军勤王的，早已糜烂的飞骑、彍骑必定一触即溃；运气好的话安禄山甚至可以将皇帝大臣一锅端，然后传檄而定天下。

所幸这种危局没有发生。实际情况是叛军一路向南平推，听任朔方镇边军东下河东出井陉威胁自己侧后，可见他们从来没想过取道蒲津出奇制胜。安禄山久经沙场，叛军中也有不少人才，不至于都看不穿其中奥妙，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仓促起事，没来得及做全面计划想定。

退一万步说，即使叛军有勇无谋，不知出奇，安禄山的叛乱准备也不会早于天宝十三载——“十三载正月，谒于华清宫，因涕泣言：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旧唐书·安禄山传》）

很多人认为安禄山当时准备不足，不敢发难，为争取时间故意冒险进京迷惑皇帝。如果真是这样，他这么做非常冒险，等于把自身安全完全寄托在皇帝的宠信上！须知李隆基不是仁弱之主，早年杀伯母（唐中宗韦皇后）、杀姑母（太平公主）、逼父皇（唐睿宗），中年废皇后、杀宠臣（王毛仲等），晚年杀儿子（太子李瑛等三王），足见心狠手辣。即便安禄山自觉不至于有性命之忧，也不能排除皇帝将他留在朝廷任职的可能，那样叛乱准备充不充分又有什么意义？

至少到天宝十三年，安禄山对皇帝给予的权位还是满足的，并没有打算叛乱。所谓“禄山阴有逆谋，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积谷为保守之计” （《旧唐书·安禄山传》），其实是正常职务行为；不能以后来的叛乱，证明之前其所作所为必然另有所图。

安禄山根本没有蓄谋已久，很可能只是出于胡人思维，对叛乱严重性估计不足，把起兵当成向皇帝“讨说法”，直到其子被杀，双方恩断义绝，才决心造反称帝。

三、将相不和

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史之乱是杨国忠逼出来的。

《旧唐书·杨国忠传》记：“时安禄山恩宠特深，总握兵柄，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将图之，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国忠使门客蹇昂、何盈求禄山阴事，围捕其宅，得李超、安岱等……以激怒禄山，幸其摇动……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

这是要把整死人的节奏啊！对安禄山来说，杨国忠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安禄山起兵很可能并非野心作祟，更大程度上是被逼无奈铤而走险。当然，不管他本意如何，既然与朝廷兵戎相见，就由不得他回头，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杨国忠不是忠君爱国之士，他的战略眼光也谈不上高明——“上闻禄山定反，乃召宰相谋之。杨国忠扬扬有得色，曰：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可见其对安禄山实力没有理性认识，并非真看出他拥兵自重的危险，只是相互倾轧罢了。

既然是权贵倾轧，一般都是为了争权夺利。但二人其实没什么过节，杨国忠是朝廷首相，安禄山是边庭大将，二人权力范围并无多大交集，不至于造成工作矛盾。安禄山再跋扈，也是在他的辖区窝里横，怎么敢在京师对他杨大相爷不敬？况且安禄山是很能来事的家伙，他的节度使一多半是靠“厚赂往来者”取得，而且他还“请为贵妃养儿”，又与杨家贵戚称兄道弟，于情于理都不会少了杨国忠一份重礼贿赂，他杨大丞相有什么好不满意的？

有人以为，杨国忠怕安禄山以边功入朝为相，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要着力打压。但这是想当然耳，杨国忠前任李林甫对此早有所料，并作出应对：“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旧唐书·李林甫传》）。安禄山不识文字，自然无法办理中枢政务，在硬件上就达不到宰相标准。退一步说即使唐玄宗特别信重，非要任命他为宰相，文化短板也会让安禄山无法顺利开展工作，从而被架空，无非是另一个“独善其身，唯诺而已……不敢措手裁决”的牛仙客罢了（《旧唐书·牛仙客传》）。

说到底，只要杨贵妃宠爱不衰，杨国忠就权位无忧，安禄山根本威胁不到他什么。有什么必要非跟一个对自己没有威胁的人为难呢？

四、倾轧真相

这很可能涉及权术。杨国忠“会林甫卒，遂代为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等使并如故……凡领四十余使，又专判度支、吏部三铨”，可谓权倾朝野炙手可热。

如果他再结交边将第一人安禄山，那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构成对皇权重大威胁，必然要遭致唐玄宗严厉打击——杨国忠虽然长期兼领剑南镇，但一来他并未实际就职，二来剑南偏处一隅，交通不便且实力较弱，不至于构成严重威胁。

所以不管杨国忠对安禄山观感如何，为了长保权位，他一定不能对其亲善，必须让皇帝相信二人不睦可以形成制衡。

而这种表演做得久了，是会忘情过火的，杨国忠就是忘记了分寸——也可能是真没把安禄山放在眼里，一味把安某人往死里逼，终至不可收拾。

这也可以说明杨国忠与哥舒翰为何在叛乱骤起时突然交恶。二人本来无冤无仇，在共同对付安禄山方面还很有共同语言；但是当哥舒登坛拜帅成为军方第一人时，杨国忠就一定要跟他翻脸，并不时诬陷其谋反，因为不这么做不能安李隆基猜忌之心。

这不是空穴来风，还有一件事可作旁证：

安禄山有个便宜兄弟安思顺（即安禄山继父安延偃弟将军安波至之子），先后任河西、朔方节度使；此人多次举报安禄山必反，并因此在叛乱初期一度避免株连。实际上二安没有血缘关系，说不上有多深感情；而且安思顺属于西北边镇系统，二人几年难得见上一面，安禄山不会跟他商量大事，他也没什么渠道得知兄弟阴私。另外此人也谈不上多忠诚朝廷，天宝八年，朝廷有意用高仙芝取代他担任河西节度使，安思顺便“讽群胡割耳捴面请留”，很有尾大不掉的做派。

所以安思顺举报举报安禄山只是一个预防措施，让皇帝知道安家兄弟不和，一门二大将没什么了不起。

虽然同是胡将，安思顺这种将门二代还是更懂朝廷运作的弯弯绕，相比起来，安禄山反而有几分淳朴。

五、君心难测

既然杨安不和很可能是杨国忠为了自我保护搞出来的事端。那么归根到底，安史之乱是唐玄宗为大权不至旁落，放纵重臣无序互斗酿成的惨剧。

政治斗争古今有之，本来就不可避免，因为只有在权力相互牵制的情况下，政局才能保持动态平衡。上位者默许乃至唆使下属死磕，虽然动机不纯，但也不过是权术而已，只要掌握好平衡也没有太大危害。

只是李隆基没有意识到，尽管杨国忠、安禄山都位极人臣，但首相和边将的政治资源是不对称的：安禄山再能奉迎再肯行贿，毕竟远在千里之外，不可能及时应对杨国忠层出不穷的损招。只要皇帝不就双方是非下一个结论，他的不安全感就没法解除，而且将随着时间推移愈演愈烈。

《旧唐书·安禄山传》中有一条记载常被忽视：禄山以体肥，长带疮。及造逆后而眼渐昏，至是不见物。又著疽疾。

安禄山反叛不久竟然很快失明！

有理由相信之前就出现了一些征候；可想而见，一个盲人不可能继续担任边将，最好结果不过是罢去兵权闲居家中。

联想到一代权相李林甫的身后悲剧：“林甫卒，国忠竟代其任……国忠素憾林甫，既得志，诬奏林甫与蕃将阿布思同构逆谋，诱林甫亲族间素不悦者为之证。诏夺林甫官爵，废为庶人，岫、崿诸子并谪于岭表”（《旧唐书·李林甫传》）。

杨国忠之狠毒，皇帝之薄凉，由不得安禄山不恐惧。

唐玄宗把政治平衡当做了和稀泥，没能适时控制内外权争烈度，这一点难辞其咎。

六、内外失衡

其实李隆基这个错误还不算致命，真正问题在于唐朝的节度使专制一方的顶层设计。正是顶层设计出现了错误，才导致了这场中国历史上的巨大灾难。

时至大唐天宝年间，由北周隋朝一脉传承而来的府兵制，已经全面瓦解。

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存在先天不足，中央政府必须掌握大量可供分配的无主荒地，才能有效运作。唐朝为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对关中以外的府兵建设非常粗放，造成关东广大区域军府数量不及半数。而关中地区长期成为统治核心区，又在历次改朝换代中未遭受重大破坏，人口滋长，权贵扎堆，土地分配极其紧张。作为府兵的自耕农得不到足够份地，当然也就难以承担自备粮秣军械的兵役征集，于是纷纷逃亡，乃至“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旧唐书·张说传》）。

但是大唐边防压力并未减轻，反而有愈演愈烈趋势。为了防御吐蕃、突厥、突骑施、契丹等胡族各部侵袭，朝廷不得不倚重方镇。尽管唐玄宗多次裁军，但边镇大军还是扩展到四十九万之众，而京师彍骑满打满算不过十二万。

内轻外重大势终于不可逆转。

显而易见，久经沙场的边镇精兵，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对于文恬武嬉的内地宿卫构成了压倒性优势。边镇武将迟早会发现，皇帝亲军孱弱不堪一击，远不如来去如风的游牧胡骑，对内攻掠比对外征伐有更高的性价比。

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既然我知道你打不过我，那么我有什么必要对你惟命是从呢？藩镇割据之滥觞，早在盛唐初年就已埋下伏笔。

即使没有安禄山，不发生安史之乱，也会有其他边将来完成这个冷酷的历史使命。阻挡他们脚步的只是对朝廷习惯性服从，只要跨过这一步，心理障碍也就不复存在了。

且不说平乱之后，原叛军降将依旧割据一方，动辄对朝廷举兵相向。即使是曾经的平叛功臣仆固怀恩、李怀光，在心怀不忿时同样能将矛头指向皇帝。甚至连力挽狂澜被视为大唐柱石的李光弼，当他感到不受朝廷信任时，也曾“欲收江淮租赋以自给”（《旧唐书·李光弼传》）。

这是人心趋利避害所致，无关人品道德。

西北边镇不见得比东北同袍更忠心，在唐朝这个顶层设计下，就算没有安禄山，也会有牛禄山、李禄山、张禄山，只是上帝掷下骰子，历史选择了安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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