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11月，安史之亂爆發。

這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浩劫，不僅嚴重破壞國計民生，斷送無數性命，更成爲中華歷史的決定性拐點，輝煌燦爛的大唐帝國從此一蹶不振，“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盛世（王維《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就此終結。

這場叛亂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呢？

一、天生反賊？

衆所周知，安史之亂是唐軍叛將安祿山發動的。

雖說安祿山是胡將，但唐朝大將中胡人很多，遠如太宗朝的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近如同期的高仙芝、哥舒翰，都是赤膽忠心效命皇室的良將。叛亂前安祿山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封爵東平郡王——盛唐異姓邊將封王僅有他和西平郡王哥舒翰兩例！既然已經位極人臣，爲什麼他還不知足要起兵叛亂呢？

按《新唐書·安祿山傳》記載：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爲覡，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虜所謂鬥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願遣搜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

這段記載神祕詭異，字裏行間都在暗示安祿山生而不凡，是上天派來顛覆大唐盛世的劊子手。

而成書更早的《舊唐書·安祿山傳》記載卻平實得多：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卜爲業。突厥呼鬥戰爲軋犖山，遂以名之。

《新唐書》主編歐陽修一代大儒，本不該採信怪力亂神之說，爲什麼不顧他一向倡導的行文簡潔，非要額外記下這種曖昧的記錄呢？

同書還有另一段記載：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說實在，這是以結果倒推原因的揣測，因爲某人後來犯罪，就推定他之前的所作所爲無不包藏禍心！

這種論調近乎漢武帝時期的“腹誹”罪重演！

難道說世界上真存在天生反賊嗎？

二、蓄謀已久？

恐怕不是這樣。

且不說就在三年前的天寶十一年8月，安祿山還正常履行邊將職責，積極出兵討伐契丹。單看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矯稱奉恩命以兵討逆賊楊國忠”。

一般認爲這只是叛亂藉口。但之後奇怪的事情出現了：“十二月，度河至陳留郡……祿山男慶緒見誅慶宗榜，泣告祿山，祿山在輿中驚哭曰：吾子何罪而殺之！”（《舊唐書·安祿山傳》）

什麼叫“吾子何罪”？株連反賊家屬不是應有之義嗎？安祿山既然敢於叛亂，不可能沒有心理準備。除非說他的本意真的就是“討楊國忠”，所以並不覺得自己是在造反。

如果說這是安祿山一時悲傷，急火攻心口不擇言，並非真實想法的表示。叛軍自范陽起兵，一路南下勢如破竹，渡河輕取東都洛陽，就是蓄謀已久的表現。但這與內地守軍太爛有很大關係，不足以說明安祿山用兵如神。事實上叛軍先定河北，待得東都後再西進取關中，這個部署只能算中庸。

孫子云：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叛軍完全可以走另一條路線出奇制勝。

安祿山兼領三鎮，於天寶十載兼任河東鎮節度使（管轄今山西省中北部）。雖然他只是遙領，並不直接掌管河東軍，但可以行使統帥權力調動部隊換防，將嫡系主力移到太原府。一朝發難，以輕騎沿河東驛道兼程西進，三日內便可抵達關中門戶蒲津渡。以近畿武備之鬆弛，叛軍突襲得手可能性極大；如果蒲津渡失陷，關中即無險可守，叛軍一個月內就能兵臨長安城下。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朝廷是來不及動員西北邊軍勤王的，早已糜爛的飛騎、彍騎必定一觸即潰；運氣好的話安祿山甚至可以將皇帝大臣一鍋端，然後傳檄而定天下。

所幸這種危局沒有發生。實際情況是叛軍一路向南平推，聽任朔方鎮邊軍東下河東出井陘威脅自己側後，可見他們從來沒想過取道蒲津出奇制勝。安祿山久經沙場，叛軍中也有不少人才，不至於都看不穿其中奧妙，更大的可能是他們倉促起事，沒來得及做全面計劃想定。

退一萬步說，即使叛軍有勇無謀，不知出奇，安祿山的叛亂準備也不會早於天寶十三載——“十三載正月，謁於華清宮，因涕泣言：臣蕃人，不識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楊國忠欲得殺臣。”（《舊唐書·安祿山傳》）

很多人認爲安祿山當時準備不足，不敢發難，爲爭取時間故意冒險進京迷惑皇帝。如果真是這樣，他這麼做非常冒險，等於把自身安全完全寄託在皇帝的寵信上！須知李隆基不是仁弱之主，早年殺伯母（唐中宗韋皇后）、殺姑母（太平公主）、逼父皇（唐睿宗），中年廢皇后、殺寵臣（王毛仲等），晚年殺兒子（太子李瑛等三王），足見心狠手辣。即便安祿山自覺不至於有性命之憂，也不能排除皇帝將他留在朝廷任職的可能，那樣叛亂準備充不充分又有什麼意義？

至少到天寶十三年，安祿山對皇帝給予的權位還是滿足的，並沒有打算叛亂。所謂“祿山陰有逆謀，於范陽北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積穀爲保守之計” （《舊唐書·安祿山傳》），其實是正常職務行爲；不能以後來的叛亂，證明之前其所作所爲必然另有所圖。

安祿山根本沒有蓄謀已久，很可能只是出於胡人思維，對叛亂嚴重性估計不足，把起兵當成向皇帝“討說法”，直到其子被殺，雙方恩斷義絕，才決心造反稱帝。

三、將相不和

從某種意義上說，安史之亂是楊國忠逼出來的。

《舊唐書·楊國忠傳》記：“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於上前言其悖逆之狀……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圍捕其宅，得李超、安岱等……以激怒祿山，幸其搖動……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爲名。”

這是要把整死人的節奏啊！對安祿山來說，楊國忠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安祿山起兵很可能並非野心作祟，更大程度上是被逼無奈鋌而走險。當然，不管他本意如何，既然與朝廷兵戎相見，就由不得他回頭，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了。

楊國忠不是忠君愛國之士，他的戰略眼光也談不上高明——“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可見其對安祿山實力沒有理性認識，並非真看出他擁兵自重的危險，只是相互傾軋罷了。

既然是權貴傾軋，一般都是爲了爭權奪利。但二人其實沒什麼過節，楊國忠是朝廷首相，安祿山是邊庭大將，二人權力範圍並無多大交集，不至於造成工作矛盾。安祿山再跋扈，也是在他的轄區窩裏橫，怎麼敢在京師對他楊大相爺不敬？況且安祿山是很能來事的傢伙，他的節度使一多半是靠“厚賂往來者”取得，而且他還“請爲貴妃養兒”，又與楊家貴戚稱兄道弟，於情於理都不會少了楊國忠一份重禮賄賂，他楊大丞相有什麼好不滿意的？

有人以爲，楊國忠怕安祿山以邊功入朝爲相，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要着力打壓。但這是想當然耳，楊國忠前任李林甫對此早有所料，並作出應對：“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士爲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舊唐書·李林甫傳》）。安祿山不識文字，自然無法辦理中樞政務，在硬件上就達不到宰相標準。退一步說即使唐玄宗特別信重，非要任命他爲宰相，文化短板也會讓安祿山無法順利開展工作，從而被架空，無非是另一個“獨善其身，唯諾而已……不敢措手裁決”的牛仙客罷了（《舊唐書·牛仙客傳》）。

說到底，只要楊貴妃寵愛不衰，楊國忠就權位無憂，安祿山根本威脅不到他什麼。有什麼必要非跟一個對自己沒有威脅的人爲難呢？

四、傾軋真相

這很可能涉及權術。楊國忠“會林甫卒，遂代爲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判度支、劍南節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出納租庸鑄錢等使並如故……凡領四十餘使，又專判度支、吏部三銓”，可謂權傾朝野炙手可熱。

如果他再結交邊將第一人安祿山，那就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構成對皇權重大威脅，必然要遭致唐玄宗嚴厲打擊——楊國忠雖然長期兼領劍南鎮，但一來他並未實際就職，二來劍南偏處一隅，交通不便且實力較弱，不至於構成嚴重威脅。

所以不管楊國忠對安祿山觀感如何，爲了長保權位，他一定不能對其親善，必須讓皇帝相信二人不睦可以形成制衡。

而這種表演做得久了，是會忘情過火的，楊國忠就是忘記了分寸——也可能是真沒把安祿山放在眼裏，一味把安某人往死裏逼，終至不可收拾。

這也可以說明楊國忠與哥舒翰爲何在叛亂驟起時突然交惡。二人本來無冤無仇，在共同對付安祿山方面還很有共同語言；但是當哥舒登壇拜帥成爲軍方第一人時，楊國忠就一定要跟他翻臉，並不時誣陷其謀反，因爲不這麼做不能安李隆基猜忌之心。

這不是空穴來風，還有一件事可作旁證：

安祿山有個便宜兄弟安思順（即安祿山繼父安延偃弟將軍安波至之子），先後任河西、朔方節度使；此人多次舉報安祿山必反，並因此在叛亂初期一度避免株連。實際上二安沒有血緣關係，說不上有多深感情；而且安思順屬於西北邊鎮系統，二人幾年難得見上一面，安祿山不會跟他商量大事，他也沒什麼渠道得知兄弟陰私。另外此人也談不上多忠誠朝廷，天寶八年，朝廷有意用高仙芝取代他擔任河西節度使，安思順便“諷羣胡割耳捴面請留”，很有尾大不掉的做派。

所以安思順舉報舉報安祿山只是一個預防措施，讓皇帝知道安家兄弟不和，一門二大將沒什麼了不起。

雖然同是胡將，安思順這種將門二代還是更懂朝廷運作的彎彎繞，相比起來，安祿山反而有幾分淳樸。

五、君心難測

既然楊安不和很可能是楊國忠爲了自我保護搞出來的事端。那麼歸根到底，安史之亂是唐玄宗爲大權不至旁落，放縱重臣無序互鬥釀成的慘劇。

政治鬥爭古今有之，本來就不可避免，因爲只有在權力相互牽制的情況下，政局才能保持動態平衡。上位者默許乃至唆使下屬死磕，雖然動機不純，但也不過是權術而已，只要掌握好平衡也沒有太大危害。

只是李隆基沒有意識到，儘管楊國忠、安祿山都位極人臣，但首相和邊將的政治資源是不對稱的：安祿山再能奉迎再肯行賄，畢竟遠在千里之外，不可能及時應對楊國忠層出不窮的損招。只要皇帝不就雙方是非下一個結論，他的不安全感就沒法解除，而且將隨着時間推移愈演愈烈。

《舊唐書·安祿山傳》中有一條記載常被忽視：祿山以體肥，長帶瘡。及造逆後而眼漸昏，至是不見物。又著疽疾。

安祿山反叛不久竟然很快失明！

有理由相信之前就出現了一些徵候；可想而見，一個盲人不可能繼續擔任邊將，最好結果不過是罷去兵權閒居家中。

聯想到一代權相李林甫的身後悲劇：“林甫卒，國忠竟代其任……國忠素憾林甫，既得志，誣奏林甫與蕃將阿布思同構逆謀，誘林甫親族間素不悅者爲之證。詔奪林甫官爵，廢爲庶人，岫、崿諸子並謫於嶺表”（《舊唐書·李林甫傳》）。

楊國忠之狠毒，皇帝之薄涼，由不得安祿山不恐懼。

唐玄宗把政治平衡當做了和稀泥，沒能適時控制內外權爭烈度，這一點難辭其咎。

六、內外失衡

其實李隆基這個錯誤還不算致命，真正問題在於唐朝的節度使專制一方的頂層設計。正是頂層設計出現了錯誤，才導致了這場中國歷史上的巨大災難。

時至大唐天寶年間，由北周隋朝一脈傳承而來的府兵制，已經全面瓦解。

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存在先天不足，中央政府必須掌握大量可供分配的無主荒地，纔能有效運作。唐朝爲了“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對關中以外的府兵建設非常粗放，造成關東廣大區域軍府數量不及半數。而關中地區長期成爲統治核心區，又在歷次改朝換代中未遭受重大破壞，人口滋長，權貴扎堆，土地分配極其緊張。作爲府兵的自耕農得不到足夠份地，當然也就難以承擔自備糧秣軍械的兵役徵集，於是紛紛逃亡，乃至“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略盡”（《舊唐書·張說傳》）。

但是大唐邊防壓力並未減輕，反而有愈演愈烈趨勢。爲了防禦吐蕃、突厥、突騎施、契丹等胡族各部侵襲，朝廷不得不倚重方鎮。儘管唐玄宗多次裁軍，但邊鎮大軍還是擴展到四十九萬之衆，而京師彍騎滿打滿算不過十二萬。

內輕外重大勢終於不可逆轉。

顯而易見，久經沙場的邊鎮精兵，無論在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對於文恬武嬉的內地宿衛構成了壓倒性優勢。邊鎮武將遲早會發現，皇帝親軍孱弱不堪一擊，遠不如來去如風的遊牧胡騎，對內攻掠比對外征伐有更高的性價比。

所謂“身懷利器殺心自起”，既然我知道你打不過我，那麼我有什麼必要對你惟命是從呢？藩鎮割據之濫觴，早在盛唐初年就已埋下伏筆。

即使沒有安祿山，不發生安史之亂，也會有其他邊將來完成這個冷酷的歷史使命。阻擋他們腳步的只是對朝廷習慣性服從，只要跨過這一步，心理障礙也就不復存在了。

且不說平亂之後，原叛軍降將依舊割據一方，動輒對朝廷舉兵相向。即使是曾經的平叛功臣僕固懷恩、李懷光，在心懷不忿時同樣能將矛頭指向皇帝。甚至連力挽狂瀾被視爲大唐柱石的李光弼，當他感到不受朝廷信任時，也曾“欲收江淮租賦以自給”（《舊唐書·李光弼傳》）。

這是人心趨利避害所致，無關人品道德。

西北邊鎮不見得比東北同袍更忠心，在唐朝這個頂層設計下，就算沒有安祿山，也會有牛祿山、李祿山、張祿山，只是上帝擲下骰子，歷史選擇了安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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