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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在現有的一切公開渠道中,都無法再找到ofo的蹤影。

據媒體報道,ofo從官網、App、乃至公衆號都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其App上的機器人客服只會重複回覆 “請您耐心等待”,撥打人工客服電話更是無法接通。

而ofo此前公開過的兩個辦公地址,一處早已人去樓空,另一處更是無人知曉其存在。一夜之間,ofo似乎人間蒸發了。

另一邊,1500萬用戶的十幾億押金、多個供應商的追繳債款,似乎也連同ofo的失蹤,一起沉入海底,成爲了一個祕密。

債務,成爲人們關心ofo的唯一理由。

ofo“消失”了

2017年12月,ofo資金鍊斷裂、挪用用戶押金的消息開始傳出,創始人戴威緊急救火,回應稱,“純粹是造謠”、“ofo不會動用任何一筆押金。”

但輿論的質疑沒有平息,銷售車身廣告的舉動被解讀爲“緊急自救”,ofo 8個月得不到融資也被視爲資本放棄的信號。

次年,ofo App開始出現提不出押金的情況。圍繞着ofo小黃車,上千萬人的討債行動就此展開。

據媒體報道,目前有用戶退押金的排名已超過1500萬位,即使按99元最低押金金額計算,ofo的該項債務已近15億元。

有等待退款的用戶調侃,2天退款90人,等排到自己還要572年,往前翻的話那會兒還是明朝。

此外,時代週報新媒體記者發現,ofo官方微博最近一次的發佈時間停留在2019年8月2日。內容爲“針對小黃車被回收”的闢謠聲明,底下評論區充斥着“還錢”、“退押金”的字樣,而部分省市的公衆號則早在2018年下旬就沒有推送過任何信息。

這些用戶多想向天再要500年,可前提是ofo還有錢退,也不能申請破產!爲此,維權者們曾多次前往ofo公司北京總部,卻撲了個空。

天眼查信息顯示,ofo關聯公司東峽大通的註冊地址爲“北京市豐臺區西三環南路14號院1號樓620室”。

而據此前媒體報道,北京市豐臺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曾將其列入經營異常名錄,原因是通過登記的住所或者經營場所無法聯繫,ofo確實已經不知所蹤。

除了用戶,追繳貨款的供應商也是無計可施。

如今,不少ofo的供應商紛紛表示,已放棄了追繳貨款。“沒意義,心裏清楚拿不回錢了”,“還好金額不是特別大,只能自認倒黴”。這些供應商中,尚未拿回的欠款金額從數千萬元至10萬元不等。

天眼查數據顯示,截至7月25日,因未發現有可供執行的財產,ofo的運營主體——東峽大通的終本案件(指被執行人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法院裁定終止本次執行程序)爲227起,未執行標的總金額約爲 5.09億元。

也就是說,ofo在超過200多次法院調查中,名下均無銀行存款、車輛、房產等財產可供支付,它徹底沒錢了。

而一份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 2020年5月9日發佈的執行裁定書則顯示,其在2020年初對被執行人東峽大通予以線下查控及查找,未找到被執行人,也未能發現被執行人可供執行的財產。

輿論一下炸開了鍋,連法院都找不到ofo了,那麼欠的20億怎麼辦?

彈盡糧絕的戴威

事實上,直到2019年夏天,戴威還在試圖挽救ofo。只不過這一次,他真的是彈盡糧絕了。

相關信息顯示,從2018年底開始,ofo先後試水了虛擬貨幣、P2P、賣廣告,甚至嘗試借鑑蜂巢快遞櫃的模式,打造外賣保鮮櫃,但這些項目不是倒閉虧錢,就是不了了之。

爲了“加速”退款,ofo搖身一變淪爲購物返利平臺。

正當用戶歡心雀躍登上App,想要領回喫灰的99元押金時,卻發現ofo玩起了套路:想拿押金可以,但你要先在該平臺上消費上萬元......最終,在一片口水之中,其衍生物小鹿有貨暗淡退場。

2019年6月,戴威決定做最後一次努力,開始佈局有樁單車的商業模式。可上線不久,ofo佈局的數十個中西部城市,只有兩個完成改造。

四個月後,員工王剛(化名)收到ofo城市區長的通知,“有樁失敗了,公司不做共享單車了,但是資產要清算一下,車子需要變現,不能扔掉”。

核心業務停擺,這無疑宣告了ofo這家公司的死刑,王剛心裏百味陳雜。

回顧幾個月前,創始人戴威還在ofo4週年公司慶典上,誓旦旦地說,“欠用戶的錢一定要還,就算到了別的公司,也要把電話號碼都記下來。”

拖着整車的ofo單車,王剛來到廢品廠,對方報價25元一輛。合同簽好後,數十輛小黃車被當場拆卸成一個又一個零件,而ofo投放時,每輛車的成本是260元。

在這之後,ofo開始了大範圍的裁員,創始團隊也相繼出走,辦公室則越搬越小,越搬越隱蔽,以至於自家員工有時也找不到。

據公衆號“豹變”報道稱,目前ofo已無線下辦公室,剩下的員工實行線上辦公。種種跡象表明,ofo做完了最後的清場,起死回生徹底無望。

2020年1月,創始人戴威退出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和經理,由朱愛蓮接任,獨留一具ofo的空殼。2020年7月,戴威第35次被法院限制消費,不得乘坐飛機高鐵。

這個曾經意氣風發的90後創業新秀,最終扔掉了所有包袱,選擇了徹底消失,彷彿在說,ofo欠的錢,關我戴威什麼事。

共享經濟,ofo是先烈嗎?

創辦首家互聯網打車App易道的周航,與戴威有相似之處。都是先驅者、也都是因爲沒處理好與資本的關係,逐漸掉隊並離開舞臺中央。

後來,周航在一本名爲《重新理解創業》的書中,如此寫道:

“回溯科技史,正是那些失敗的產品成爲革新的養料——失敗的嘗試也是歷史中羣星閃耀的時刻。”

可ofo是先烈嗎?

不,它只是死得慘烈,甚至於沒有給後人留下一丁點經驗。

ofo一誕生就戴上商業明星的光環,迅速被資本熱捧。在解決“最後一公里”的問題上,ofo提出的共享單車模式是全球首創,也是爲數不多成功推廣到海外的商業模式。

2017年,ofo在半年之內拿下76億元融資,公司急速擴張,戴威在理想國際大廈租下4個樓層,每一層的月租金不低於200萬元。那曾是ofo的巔峯時刻。

可短短四年,ofo就此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崩塌,不少人想知道,ofo爲什麼失敗?箇中原因,身爲創始人的戴威難辭其咎。

AI財經社曾在文章《戴威,官威依舊》如此評價他,“戴威,這個緊緊攥住手中的糖、不捨得放開的孩子,走到了衆叛親離的境地。”

爲面子創業、在商不言商,既炒黃了本來與摩拜的合作,又因“押金賬目不可視”,趕走了滴滴的收購團隊。

戴維在資本與控制權方面沒能做出取捨和平衡,導致不少投資人迅速撤離,資金鍊斷裂。

另一方面,戴威雖率先引導出了共享經濟的概念,但概念誰都可以複製,企業的盈利模式纔是核心,這也是爲何共享單車領域一頓亂鬥後,只有支付寶與滴滴活得滋潤。

事實上,在那個滿大街都是各色共享單車的2017年,ofo無疑是有先發權的,經過8輪融資,戴維拿到150億。

可共享經濟是個無底洞,需要的是持續燒錢供血,市場競爭又激烈,ofo選擇了瘋狂擴產,比拼規模,比拼價格,比拼補貼,卻遲遲找不到盈利點。

曾經有業內人士如此評價ofo的商業模式,“憑着投資者給打尼古丁續命,錢斷一天就得死。”沒有持續盈利模式、更沒法維繫好融資關係,戴威是個理論家,而不是實幹派。

2019年5月,ofo被立案調查,同時也標誌着共享經濟的深度洗牌。不依靠燒錢模式的共享,纔是健康,可持續的市場。

ofo這盤棋中沒有贏家。上千萬用戶退不出押金,供應商拿不到欠款,員工樹倒猢猻散,投資方的錢打了水漂,創始人一無所獲,黯然離場。

殘局之下,“講信用”的戴威有打算把這大窟窿補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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