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文章：新冠疫情爲歐洲大城市刻下印記
原標題：美媒文章：新冠疫情爲歐洲大城市刻下印記
參考消息網8月4日報道 美國《政治報》網站7月27日刊載題爲《城市之死》的文章指出，這場疫情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方式，也迫使城市重新考慮它們所提供的服務，城市的命運也會隨之改變。文章編譯如下：
大約700年前，意大利托斯卡納地區的錫耶納是一個繁榮的銀行業和手工業重鎮，有超過5萬居民——人口規模僅次於中世紀的“大城市”巴黎、倫敦和米蘭。
但在1348年，正是欣欣向榮的錫耶納處於黃金時代的時候，一場黑死病讓它的繁榮戛然而止。短短几天，60%的人口死亡，這座城市一落千丈，從此黯然失色。直到20世紀，它才恢復到疫情之前的規模。
新冠肺炎疫情遠沒有中世紀黑死病那麼致命，但它造成的社會和經濟突變已經在歐洲現代化城市留下有形的印記：隨着人們選擇居家工作，曾經熙熙攘攘的商業區變得空空蕩蕩。商店和餐館閉門謝客，公共交通放慢節奏。
“文化城市”模式生變
人們還有理由相信，這場疫情帶來的影響甚至可能比之前發生的那些疫情更加深遠。自從大約6000年前新月沃土一帶誕生最早的城邦以來，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第一次不再壟斷推動文明向前發展的經濟和文化聯繫。
對許多擔心新冠病毒的員工——以及希望在隨後的經濟危機期間降低成本的僱主——來說，視頻會議、共享文件和即時通訊等技術提供了替代高層辦公樓的可行選項。
與此同時，視頻流和社交媒體以及推特等網站的服務讓人們可以體驗幾百年來把大量人羣吸引到大城市的活躍文化和社區。
赫爾辛基大學歐洲城市歷史教授彼得·克拉克說：“這場大流行有可能給城市帶來切實的影響。如果沒有第二波疫情，變化可能比人們猜測的要小得多。但如果有的話，我們可能會看到歐洲的‘文化城市’模式受到嚴重影響。”
毫無疑問，這場大流行改變了工作方式。
今年早春，隨着新冠病毒在歐洲傳播，各國政府採取限制措施，迫使醫療衛生和超市等關鍵行業以外的所有人員在家工作，以控制新增感染病例。
在實行封控措施之前，遠程辦公在大多數歐洲國家並不是特別普遍。根據歐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基金會收集的數據，2015年只有11%的德國人和8%的意大利人“偶爾”進行遠程辦公。
但隨着疫情的發展，員工和企業非常迅速地適應了新的現實。政府、企業和其他會議轉到網上營運；授課採用虛擬形式；電子醫療和虛擬現實治療方案開始興起。
居家工作趨勢已在
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新的行爲是否會延續下去——或者說，大多數人是否會盡快回到辦公室。
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遠程辦公專家尼古拉斯·布盧姆說，指望每個人都無限期居家工作是不現實的，但50%到60%的人是可以繼續這樣做的。
他說：“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辦公室工作人員和高級管理人員——百分之百的時間可以遠程辦公。另外三分之一——服裝設計師、房地產經紀人、科研人員——大部分時間可以這樣做，但有時需要去現場。還有三分之一根本做不到這一點：這些人大多是低薪的服務行業人員，但也有一些比較高端的工作崗位，比如牙醫、外科醫生和飛行員等。”
麥肯錫諮詢公司高級合夥人斯文·斯米特說，雖然現在確定這種轉變會持續下去還爲時過早，但“趨勢已經存在”。
辦公室一旦終結，將改變城市面貌。不受早上通勤限制的員工將可以自由地前往郊區和鄉村。
歐洲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即富裕的城市居民爲躲避瘟疫逃到鄉村，把窮人和工薪階級留在城裏。在新冠危機期間，西班牙和法國等重災區的城市精英離開城市，前往更綠色、更安全的牧場。
如果疫情反覆，或居家工作的現象繼續增加，這一趨勢可能很容易持續下去。如果你能在山間住所從事一份有同等吸引力的工作，爲何還要花錢租住大城市的小公寓？從僱主的角度來說，如果你能以較便宜的價格找到同樣的人才，即便你從來沒有或很少當面見過僱員，爲何還要支付大城市的薪資？
誰來決定城市命運
當然，逃到鄉村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尤其是對習慣於娛樂活動和便利生活的城市居民來說。
歐洲地區委員會主席阿波斯托洛斯·齊齊科斯塔斯說，農村地區沒有現代城市居民所期待的基礎設施。他說：“即使在家工作，沒有寬帶，怎麼能在農村工作呢？沒有合適的學校，怎麼養孩子？沒有足夠的醫院服務，如何應對新冠病毒？”
城市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決策者的決定。
由於歐盟領導人承諾設立一個7500億歐元（1歐元約合人民幣8.2元——本網注）的抗疫復甦基金，歐盟地方當局急於確保布魯塞爾的刺激計劃不僅幫助大城市，也幫助歐洲被遺忘的邊遠地區。齊齊科斯塔斯說，歐盟的資金應該投向關鍵的投資項目，比如在農村地區建設急需的交通和數字基礎設施。“歐盟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並非所有人都相信新冠病毒會意味着充滿活力的城市中心的終結。
受新冠病毒影響最大的城市之一米蘭市市長朱塞佩·薩拉對《政治報》記者說，他認爲從長遠看，城市不會受到這場大流行的嚴重威脅。他說：“30年前我們討論人們厭倦城市的問題，但現實表明情況並非如此。”不過他承認，這場健康危機正迫使城市重新考慮它們所提供的服務。“城市必須改變。”
在地方政府加緊採取行動重振農村社區之際，城市並沒有等閒視之：它們推出新措施，一定程度上旨在抵消新冠疫情的影響，留住比較富裕的居民。
米蘭安裝了自行車道；允許商家利用數千平方米的空間設置室外營業場所，以便人們可以保持社交距離；實施新的節能措施——這些措施都旨在讓這座城市更具吸引力。
巴黎市長安妮·伊達爾戈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計劃，要讓城市生活更加本地化、節奏放慢。像米蘭一樣，巴黎推出了新的自行車計劃，並對街道進行改造，讓人們可以在不擁擠的情況下四處流動。
即使城市不會式微，像新冠疫情這樣的大流行可能會打亂時運。
在歐洲，那些比其他城市更好地經受了新冠危機的城市可能變得更有吸引力，而在保護民衆方面表現不佳的其他地區可能變得不那麼有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