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大業》裏的蔣在和兒子建豐同志談話的時候說過，他們面臨的現實就是，反貪腐，亡黨，不反貪腐，亡國。

國民黨的腐敗問題早在抗戰時期就已經非常嚴重了。在抗戰開始之後，尤其是開始爭取美國援助之後，美國就不斷的指責國民政府，認爲國民政府太過腐敗，不是美國不肯援助中國，而是美國認爲當時的中國是個無底洞，根本填不滿。當時在美國負責爭取美國援助的駐美大使宋子文對此感到非常惱火，因爲美國的指責直接指向了當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

國民黨腐敗的問題一直非常嚴重，而且愈演愈烈。到抗戰結束後，在接收的過程中，各級官員更是趁機大發國難財，以清算漢奸的名義敲詐各地的豪商富戶，比如《潛伏》一開始吳站長敲詐天津的富商穆連成。解放戰爭期間，這種情況也絲毫沒有減少。所以，到1947年甚至1948年，國民黨內曾經出現過來自左右兩翼的各種自我革新的主張，其中都包括了反貪腐和實現耕者有其田的黨綱承諾。

《北平無戰事》裏的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少將督察曾可達，看起來還是很厲害的，一副拿着尚方寶劍隨時可以先斬後奏的樣子，到北平之後調查這個，調查那個。而且，他到了北平之後，還找到了他們的黨內小祕密組織的同志，比如燕京大學的教授梁經綸、空軍飛行大隊長方孟敖、保密局北平站站長王蒲臣等人，都是他們的祕密同志。

曾可達這個人物和梁經綸一樣，都是把建豐同志當成了他們自己的領袖，完全忠誠於他們的建豐同志，也忠誠於他們自己的理想，認爲他們只要忠實執行建豐同志的命令，就可以滌污去垢，讓黨國重新煥發生機，挽救危亡。所以他們眼裏其實沒有別人，只有建豐同志。劇中有個細節就表明了這一點，每次接到建豐同志的電話，曾可達都會立刻立正，接受指示。

但他們軍統特務出身的同志王蒲忱在這個問題上就顯得要謹慎多了。雖然王蒲忱也在努力的配合曾可達和國防部調查組的工作，但他畢竟在北平的時間長了，熟悉各方面的情況，不會輕舉妄動，在關鍵時刻，他都會深思熟慮的考慮自己的行動，然後再行動。這其中最明顯的一個細節就是，當別人要他就重大問題表態的時候，他就開始身體不好了，拼命咳嗽。

在北平市警察局長徐鐵英和梁經綸之間發生了一次對話，梁經綸面對國防部調查組的同志們侃侃而談，大談黨國背叛了自己曾經的綱領和主張，官員貪污腐敗，沒有完成實現自己耕者有其田的任務，導致千千萬萬的農民和國民黨離心離德。而城外的解放軍卻能夠每到一個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得到他們的支持。

就在梁經綸慷慨陳詞的時候，徐鐵英突然問了他一句話：你對總裁怎麼看？這個問題顯然讓梁經綸感到猝不及防，手足無措，因爲他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你究竟是先忠於領袖，還是先忠於黨國？是先忠於黨國的綱領和主張，還是先忠於領袖？這個問題不僅是提給梁經綸的，也是提給當時在座的梁經綸的其他同志的，其中就包括曾可達。

而曾可達尷尬的地方就在於，雖然由於他的身份，沒有人質問過他這個問題，但他的回答顯然和梁經綸其實是不同的。梁經綸首先是忠於自己的理想，而且，他顯然是已經對總裁所代表的老一輩已經完全絕望了，所以纔會把希望寄託在建豐同志爲代表的少壯派身上，希望能夠通過他來實現自己的理想。曾可達不同，曾可達的理想在這裏是不明確的，他首先是忠於建豐同志，他對自己的定位就是建豐同志的追隨者。

所以，在建豐同志強行扣押孔二小姐之後，驚動了總裁，總裁從北平的前線緊急趕回南京，之後又奔赴上海去撈人，並且和建豐同志進行了一次談話。正是在這次正面決戰中，建豐同志承認了自己的失敗，這是一個無可挽回的失敗，因爲他的這個魯莽的行動有可能打破黨國的那些罈罈罐罐。這也是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一線自我革新的希望，就此破滅了。

在建豐同志以悲哀的聲調在電話裏宣佈“我們失敗了”的時候，對梁經綸這樣的人來說，其實並不要緊，他的理想雖然又一次失去了實現的機會，但理想本身並沒有破滅，仍然存在。而對曾可達來說，就完全不同了，建豐同志承認失敗，就意味着他可能要犧牲自己原來的下屬來保全自己，曾可達就有可能成爲這樣的犧牲品。在這個意義上，曾可達自殺不僅是對國民黨的前途感到絕望和理想的破滅，也是因爲對自己的前途的絕望。

而在建豐同志失敗之後，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也流水落花春去也，無可挽回的走到了盡頭。到臺灣之後，總裁曾經想要盡力保全的那些罈罈罐罐、枝枝葉葉都已經不存在了，終於可以下決心在一張白紙上畫圖了，於是開始認認真真的給農民分配土地，滌盪黨國內部的各種早已對黨國失去了忠誠的文官武將，大力提拔任用自己認爲忠誠可靠的人。事實證明，他還是可以治理好一個島的，治理一個四億多人口的大國，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