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泰勒（John B． Taylor）

斯坦福--在经过了多年教育改革呼声后，COVID-19终于成为美国教育体系改善的催化剂。美国教育分化----特别是K-12年级（高中及以前）的分化----肉眼可见。教育质量和教育普及度的差异成为经济、社会和种族不平等性的重要源头，导致了从奥斯汀和奥克兰到伯特兰和西雅图的社会动乱。不管他们是否来自城市内部或郊区的贫困人群，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美国人都是疫情及其经济后果冲击最深的群体。

幸运的是，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我在胡佛研究所的同事）提供了一个坚决方案。在他的新书《特许学校及其敌人》（Charter Schools and Their Enemies）中，他论证了自主性和灵活性比传统公立学校更强的学校可以缩小教育差距，提供急需的选择、机会和竞争。

索维尔仔细分析了疫情爆发前的可得数据，发现公共拨款但私人运营的特许学校，如纽约市的成功学校（Success Academy），在标准化学力测试中的得分显著高于传统公立学校。书中给出了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在90多页表格中清晰而优美地进行了解释和呈现。

索维尔控制了很多因素，包括学校区位：与传统公立学校位于同一栋建筑中的特许学校，在同样的测试中的表现要高出数倍。索维尔还用简单的证据对硬数据作了补充，如进入表现较好的特许学校需要先进入长长的等待名单。但既然特许学校那么优秀，如何解释书标题中提到的“敌人”？特许学校的批评者能列出许多理由，但索维尔哀叹，主要原因还是公立学校不想要竞争。

COVID-19危机能最终改变形势吗？有积极的迹象表明是的。上个月，美国教育部长贝西·德沃斯（Betsy DeVos）宣布成立一个新的为期五年、8，500万美元的奖学金，用于帮助华盛顿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他们所选择的学校。这是美国教育部旗下美国唯一的联邦博库看择校计划----机会奖学金计划的一部分。参与该计划的家庭平均收入每年不到27，000美元，其中90%的学生为非洲裔美国人或西班牙/拉丁裔。

另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是南开罗来纳州参议员蒂姆·斯科特（Tim Scott）和田纳西州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最近引入了一项法案，将把今年美国新冠病毒援助、纾困和经济安全（CARES）法案的教育纾困拨款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择校计划。这笔资金能让被疫情压得喘不过气的低收入家庭将孩子送到不同的学校。该立法将把CARES法案教育拨款的10%用于私立学校学费奖学金或在家上学退款。

但最能说明的问题的也许是以下事实：许多家庭和个人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比如疫情学习“团体”的突然兴起，邻里家长组织起来寻找教师，组建班级。学习团体是加州和其他多地许多学区学校关门后，公民社会的自然反应。当学校不再提供服务时，家长立即就能找到替代方案，特别是当他们已经考虑了孩子远程学习的能力时。

当然，学习团体也有自己的敌人，有批评者抱怨这种行为不公平，对传统学校有害，或只有请得起教师的人才组织得起来。但有更多的理由让高质量、高效率学校变得更加普及。质疑新思想不是答案。

疫情时代的教育之争很快就惊动了州议会。6月份，作为新州预算的一部分，加州立法者通过了参议院法案 98，限定加州给特许和公立学校每生的拨款水平不得超过去年。其要点是限制特许学校注册数量，而与此同时，对传统公立学校的替代方案的需求增在激增。但在公立学校关门或转向远程教学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学生将成为最终受害者。

加州等待注册特许学校入学的学生人数至少达到了13，000人。但拜参议院法案98所赐，州参议员梅丽莎·梅伦德斯（Melissa Melendez）说，“如果你读的学校倒闭了，那真是太糟糕了。你只能回家呆着。这对于学生和家长是不公平的。”

在索维尔的书中，他指出，“如果你想看到品质教育仍能为低收入少数族裔社区所获得，你就必须在政策和行动方案提出时质疑，不断地质疑，‘这会给孩子们的教育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都认真关注这个问题，疫情对教育的长期影响可能会变成大有裨益。

约翰·泰勒是2001-2005年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现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著有《全球金融斗士》和《选择经济自由》（与George P． Schultz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