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縣律政江湖
短短十來年的時間裏，秦在六國故地培養了一個既依託秦的體制習得行政能力和組織經驗，獲取或政治和社會資源，又對帝國毫無忠誠的階層。這些人成爲反秦鬥爭中真正的骨幹力量。
文｜南郭劉勃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一統天下，自信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功業，決定萬象更新。他發明了一個新的稱號「皇帝」，並且出臺了大量新的制度和政策。
朝會討論時，大多數新政都順利一致通過。但有一個問題，卻引起激烈的爭論。
丞相王綰等提了一個建議：「諸侯剛被消滅，原來屬於燕國、齊國、楚國的土地，都非常遙遠，不在那裏封王，就無法穩定當地局勢。請把皇帝的幾個兒子立爲王，希望得到皇帝的許可。」
這句話說了兩個問題：第一，這些地區文化上對帝國缺乏認同，發生暴動甚至叛亂的可能性很大；第二，交通、通訊條件決定了，帝國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把力量投放到那裏。
所以，分封一個忠於皇帝的國王，給他比郡縣長官更大的自主權，算是很有針對性的辦法。
何況，讓天子的兒子們成爲國君，既是古老傳統，也符合皇子們的利益。這個建議也算是給各位皇子一個很大的人情。
所以秦始皇把這個提議交給羣臣討論的時候，立刻就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
但是，廷尉李斯發話了：「當年周朝建立的時候，就採用的這種辦法。各國國君開始關係還好，後來親屬關係疏遠，就互相攻擊像仇人一樣，周天子拿他們也沒有辦法。現在幸虧陛下您英明神武，統一了天下，推行郡縣制度，皇子和功臣，只是從國家的稅收中取走豐厚的一筆做收入罷了，非常容易管理。天下人都不敢和皇帝有不同看法，這是安定國家的辦法。重新分封諸侯，則很不妙。」
這番說辭，既充分總結了歷史，又清晰預見了未來，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就又非王綰可比了。
最終，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意見。
這場朝廷辯論，後世的歷史書上，往往被稱爲封建制與郡縣制之爭，似乎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其實，辯論雙方倒都是真心希望帝國能夠長治久安。
王綰們更多考慮的是可行性問題：他們顯然也不是舊制度的擁躉，主張在趙魏韓推廣郡縣制，燕齊楚實行封建制，不過是量力而行罷了。
李斯的主張當然更加高瞻遠矚，但要全面推行郡縣制，對帝國來說，卻存在很大技術障礙。
如果採用分封制，那麼一個皇子帶着一羣大臣，率領一支軍隊前往自己的封國。接見一下當地的貴族，要他們表示對自己效忠，一個新的諸侯國也就算建立起來了。
剛被消滅的山東六國裏，這些貴族多半有數十甚至幾百年的傳承，勢力根深蒂固。他們未必在乎自己屬於哪個國家，所以不久前帝國的大軍把他們的祖國滅掉，他們就並沒有毀家紓難激烈反抗。現在，當然也不指望他們真心忠於帝國的利益，但只要他們願意宣誓，然後該繳稅的時候由他們去向平民徵稅，有大規模徭役時則由他們去組織人力，也就可以實現平穩過渡了。
但郡縣制就完全不同了。至少縣一級的政府，都需要由帝國派遣官吏去進行管理。一方面，這意味着本屬於當地貴族的權力，都被帝國剝奪，他們會對帝國產生巨大的牴觸情緒；另一方面，帝國一時也很難派遣出這麼多官吏。
孝公時代商鞅變法以來，秦國實行嚴厲的法治。也就是說，政府機構中，需要有大量熟悉法律條文的官吏來完成具體工作，這些官吏被稱爲「文法吏」或者「文吏」。爲了滿足這個需求，秦國很快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教育體系，也就是「以吏爲師」，被稱爲「史子」的年輕人追隨資深官吏學習法律和政令，保證了文吏源源不斷的供給。
但是，這個一百多年來行之有效的體系，只是爲了滿足「秦國」這樣一個諸侯國運轉而設的，要治理「秦朝」這樣一個疆域遼闊人口衆多的帝國，就顯得像往地上潑一杯水，根本無法負載巨大的艦船。實際上，短短十年就摧枯拉朽般把山東六國一掃而空，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全面推廣郡縣制也是臨時做出的決策，事先根本沒有人想到要給文吏人才庫擴容的問題。
但是大秦體制的最高原則，就是君王的詔旨，符合國情要執行，脫離現實那就創造歷史也要執行。既然郡縣制已經是既定國策，大秦的天涯海角也不能例外。
無數人的命運將因此改變，在遙遠的東方，沛縣豐邑人蕭何，很快成了因此獲益最大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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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豐縣和沛縣是平級的兩個縣。秦朝的版圖中，豐邑是沛縣下屬的一個鄉，而沛縣又屬於泗水郡 （或者叫四川郡） 。
秦朝建立之前，出生在這裏的劉邦、蕭何們的認知裏，自己是楚國人。但他們的長輩裏則有人記得，幾十年前，這裏屬於宋國。公元前 286 年，宋國被齊國吞併，但是這裏的人沒有因此成爲齊國人。因爲齊國的行爲引起了國際公憤，很多國家都衝過來參與瓜分，沛縣最終是落入了楚國之手。
因爲和魏國相鄰，所以沛縣受魏國影響也很深。劉邦年輕時代，不事產業，想當遊俠，就曾經跑到魏國拜碼頭，魏國快被秦滅掉時候，魏王假的流亡政府還曾經把豐邑當作都城。
這裏的人祖上的情況更加複雜。作爲一片有久遠歷史的土地，要翻老賬的話，春秋時代，宋國分化出一個蕭國，後來是被楚國滅掉的，蕭何是蕭國的後代；宋國還吞併過一個曹國，蕭何的同事曹參，是曹國的後代。劉邦的祖上，剝離掉神話色彩，大概也可以判斷是從西部地區遷徙過來的。
所有這些都很容易導向一個結果：沛縣人有鄉土觀念，但沒什麼國家意識。對楚國被秦始皇滅掉，他們本沒有多大牴觸情緒。無非是換一個來收稅和徵發徭役的主子而已，這個主子是誰，一般人本來就不會太關注。
當然，對於熟悉政府運作的人來說，還是會注意到許多細節差異。楚國的一縣之長，稱謂上是列國中最尊貴的，採用的是春秋時代國君的稱號「公」，所以後來劉邦起兵的時候，也是號稱「沛公」。但這位秦朝派來的長官卻僅僅叫「縣令」或者「縣嗇夫」而已。當然，更使人驚訝的是，在新的帝國體制下，他的任期如此之短，受到上級的監管卻如此之多。想到不需要多久，眼前這位縣令就可能調任別處，或者因爲過錯而被貶謫，沛縣父老對他的敬畏，也不免大打折扣。
縣令當然也會感知到這一點，但暫時也無可奈何，事實上，他以征服者的身份來到東方，卻被告知自己仍不過是領一份俸祿，恐怕也多少有些不滿。滅楚的大將王翦曾向皇帝抱怨過，軍功再大也終究不得封侯。覺得收益低於預期，可能是統一之初秦人上下普遍的存在心理，只是畏懼嚴厲的秦法，誰也不敢抱怨說：早知道如此，還不如留着山東六國，隔一段時間打他們一回，可以掠奪戰利品，向他們收取子女金帛呢。
但無論如何，縣令要趕緊把縣廷的行政班子搭建起來。
《史記》這樣高屋建瓴的史書，對歷史的許多瑣屑細節，當然不可能記錄。好在由於大量竹簡的發現和釋讀，今天學者對秦代縣廷的組織結構，瞭解也頗不少，不過模糊之處，仍在所難免。
一般推斷，作爲一縣之長的縣令，縣令最重要的副手縣丞，縣裏最重要的武職縣尉，由朝廷直接派遣，也即是秦人。但負責具體工作的文吏，就不能像在秦地那樣充分供給，就只能由縣令在本地選拔了。
要找到合格的人才實在有諸多困難。山東六國並不像秦這樣強調法治，而且他們有自己的律令，現在他們需要從頭學習秦國的律法。更糟糕的是，列國文字不同，一捆捆秦法交到他們手上，他們也可能如入雲山霧沼，茫然不知所措。
漢代的法律，學童年滿十七歲參加司法考試，證明自己能背誦 9000 個字以上，才能取得爲吏的資格。這個規定一般認爲就是承襲秦代而來。顯然，這是一個需要從娃娃抓起的過程，如湖北雲夢睡虎地發現的那位勤勉的官吏喜，據其自述，他進用爲「史」時，已然十九歲了。
顯然，距離秦國越遠的地區，就越缺乏這樣的人才。想到自己該怎樣湊齊司空曹、金布曹、倉曹、戶曹、吏曹、獄曹……那麼多部門的工作人員，縣令就焦慮得頭痛欲裂。
所以當他看見蕭何的時候，覺得簡直像發現了一個寶藏，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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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秦始皇出生於公元前 259 年，劉邦比他小三歲，生於公元前 256 年。蕭何給人印象是比劉邦略年長几歲。也就是說，公元前 221 年天下一統的時候，蕭何大約年近四旬，早已經錯過一個人學習新知識的黃金階段了。
明確了這一點，再看《史記》裏那句似乎平平無奇的評價，才知道含金量有多高：
（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
「文無害」三個字怎麼解釋，爭論很多。有的說是無害就是無敵，文無害就是對法條的理解，已經達到無人可比的水平；也有人說，無害是不傷害別人，文無害是說不但精通法條，而且解釋貫徹時又很厚道；還有人說，無害是沒有缺陷，所以文無害是精通法條，完成公務達到誰也挑不出毛病的水平。
總是，「文無害」是一個公務人員的極高境界。甚至在整個泗水郡，蕭何都拿過行政系統考評第一。
秦國的語言對於蕭何來說幾乎是一門外語，秦國的法律對蕭何來說是一個陌生的體系，中年人蕭何是怎麼取得這樣的成就的？
或者，他確實是語言和法律天才，在極短的時間裏就練就了這樣的水平；或者，雖然沛縣距離秦國很遠，也絕不是信息流轉的中心，但蕭何就是早早預感到秦國將吞併天下，所以青少年時代就利用沛縣極其有限的資源，自學了秦國語言和法律。無論哪種可能，他都是一個眼光、才智極其高明的人物。
蕭何的公文寫作水平如此之高，可以幫助領導年終上計時，拿出一份風光體面的工作報告。這是他的沛縣令和中央派來的御史都欣賞他的理由之一，但絕不是全部原因。
我們也可以設想，從秦地遠道而來的縣令，最大的工作障礙是什麼？
他和沛縣人語言不通，而且沛縣最大的貴族 （如果有） 雖然已經被列入了打擊對象，被責令搬家到帝國的都城咸陽去，但大量的中小家族，一樣根深蒂固。縣令的工作要想順利展開，就要解決怎樣和他們相處的問題。
對照明清時代的經驗，地方官上任之前，會先組建一個和自己一樣是外地人的行政班子，處理最核心的政務，來對抗本地人的影響力。但秦代是一個開天闢地以來未有的帝國，還完全不具備這個經驗，所以地方官孤立無助的感覺，必然還大大超過明清。
郡縣官員的工作繁多，行政、稅收、司法、教育……無一不是他的責任。但我們可以把所有這些工作分成兩大類：長期任務，是打擊地方主義，培養國家認同，讓一般黔首都能以蕭何爲榜樣，理解國家的政令；短期目標，則是明面上不要發生大的騷亂，各項考覈指標可以完成，尤其是朝廷不斷出臺的新指示，如修建阿房宮、驪山陵、長城等大工程，需要多少民夫，必須趕緊把人給送過去。
爲了完成長期任務，縣令需要想方設法打擊那些有點勢力的家族，比如貫徹商君變法以來的兄弟不析產，則加倍收稅的政策，把他們拆分成一個個核心家庭，儘量使黔首原子化；但要實現短期目標，則由於沒有其他行政資源可用，反而只有和這些家族搞好關係，讓他們願意配合朝廷的工作。
顯然，長期任務無法量化考覈，完成不了也問題不大；短期目標一旦有差失，可是立刻丟官罷職的下場。所謂「明主之法，治吏不治民」，大秦的法令，對官吏比黔首更嚴厲得多，最艱苦危險屈辱的謫戍，都是優先安排犯錯的行政人員去完成的。
所以，該怎麼選擇，對郡縣的長吏們根本不是難題：只有把原有的地方勢力先利用起來。
而沛縣令要和本地父老的溝通，自然離不開蕭何。而蕭何這方面的技巧之高，儘管史料有限，我們單是從蕭何與劉邦的關係裏，也明顯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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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年輕時代是遊俠或者說流氓：遊和流是近義詞；司馬遷之前，俠這個字沒什麼褒義，而氓就是民的意思，也沒有太多貶義。所以兩個詞差別其實不大。
王陵是沛縣的「縣豪」，劉邦曾經慕名進城，拜過這個大哥；魏國的張耳是享有國際聲望的大俠，劉邦曾經跑到魏國城市外黃 （今河南民權縣） ，追隨張耳好幾個月。
這種生活方式，也就是所謂「不事家人生產作業」。但奇怪的是，劉邦三十多歲的時候突然改弦更張，當上了泗水亭長，也就是找了一份體制內頗有點體面的工作。
劉邦的這個轉變，基本可以肯定和秦的統一有關。「俠以武犯禁」，是始皇帝推崇的學者韓非的名言；流動人口，自商君變法以來，就是秦國嚴厲打擊的對象。張耳這樣的大俠，早早上了帝國的黑名單，只能隱姓埋名流亡，做了「裏監門」，也就是社區的保安，被猥瑣小吏侮辱，也唯有忍氣吞聲。
劉邦這樣的低階遊俠，不在朝廷的關注範圍內，但也不能再跨國遊蕩，只好回到家鄉納入編戶齊民體系，不允許任性的拜碼頭串聯。也就是說，天下分裂，劉邦在國際間流竄也沒人視爲奇怪；帝國一統，他卻反而大受拘束，連從豐邑去趟縣城都困難。淳樸的農民可能不太介意活動空間的緊縮，但劉邦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壓抑。
史書上記錄了劉太公對劉邦的抱怨，認爲這個小兒子遠不如他哥劉仲能置辦家業。直到劉邦成爲大漢皇帝之後，他對父親的批評還不能釋懷。考慮到劉太公自己也喜歡和不良少年廝混，劉邦當遊俠混得有點頭臉的時候，老爺子大概沒什麼不滿，多半是秦統一之後，劉邦欲當流氓而不可得失業在家，劉太公纔有了諸如此類的怨言。
可能也正是這個時候，蕭何向劉邦伸出了援助之手：當不了流氓，就來當片兒警吧。
蕭何和劉邦都是豐邑人，是最嚴格意義上的老鄉，但兩個人的性情和作風完全不同，日常往來並不親密，不過以蕭何的洞察力，很容易發現劉邦身上有一種特別的氣質，對社會下層不安分的少年，有強大的感召力，很容易讓他們蠢血沸騰。作爲政府公務人員，早早籠絡住一個潛在的黑社會大佬，總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至於後來實際回報還遠遠超過預期，那就歸根結底是歷史進程，非任何人所能預見了。
劉邦還是遊俠期間，蕭何就多次幫他隱瞞罪行。劉邦成爲亭長，則意味着兩個人之間有了進一步合作的空間。
和「十里爲鄉」的「裏」指居民點不同，所謂「十里爲亭」，這個「裏」就是今天說的一里路、兩里路的裏。亭是治安單位。即在交通要道上，十里設一亭，既負責往來公務人員的接待，又可以維持治安。黑道出身的劉邦擔任亭長當然再合適不過，很容易做到必須偵破的案件迅速偵破，一般的違法行爲，則被掩蓋得不留痕跡。
而蕭何此時已經是沛縣的「主吏掾」，負責全縣重要人事崗位的安排，經常需要和劉邦工作對接。蕭何多次表現出對劉邦特別的重視。一個著名的事例是：劉邦到咸陽出差，按慣例同事都要贊助一些路費。別人都贈送了三百錢，只有蕭何送了五百錢。劉邦後來的回報是，一個錢十戶人家，封蕭何爲侯時，額外多封了二千戶。
沛縣主吏掾蕭何和泗水亭長劉邦這個組合，和後世影響巨大的小說《水滸傳》裏，鄆城縣押司宋江和東溪村保正晁蓋的關係非常類似。當然，蕭何遠比宋江有才能卻沒有那麼大野心，劉邦的眼光智慧胸襟氣魄，更非晁蓋可比，所以後來兩個組合的命運，也大不相同。但一個人坐鎮縣廷，操控着區域中心的人際關係網絡；一個人紮根基層，以秩序維護者的法定身份，經營着黑道勢力，然後互通有無彼此配合，甚至不惜擔上「血海也似的干係」。這卻是中國古代史上異常穩定的基層權力運作方式。
當然，這類組合運作得越成功，就越意味着沛縣令只是一個擺設。有一個人的出現，可能意味着縣令不甘心被徹底架空的努力，但結果，這卻讓他失敗得更加徹底。
這個人就是未來呂后的父親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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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裏如此講述劉邦成爲呂公的女婿的故事：
單父 （今山東單縣） 人呂公與沛縣縣令相友好，爲了躲避仇人，做了縣令的「客」。
於是，他就追隨縣令來到了沛縣。沛縣的「豪桀吏」，即強勢的宗族和縣廷的官吏，聽說縣令有這麼一位「重客」，都去送禮祝賀。
身爲主吏掾的蕭何，自然負責具體操辦這件事，他命令說：「禮物不滿一千錢的，不能進堂就坐。」這時劉邦到了，他一向瞧不上自己這些同僚，就在拜帖上寫了「禮錢一萬」，但實際上一個銅錢也沒帶。
呂公看到這個拜帖大驚迎接，見到劉邦的相貌，越發敬重，親自引劉邦入座。蕭何說：「劉季一向愛說大話，辦事卻不靠譜。」劉邦在大堂上的表現極爲放肆，卻越發引起呂公的讚賞。所以酒宴結束，呂公就留下劉邦，提出要把女兒嫁給他。
這個故事當然有人視爲離奇，由於司馬遷寫作《史記》的時候，呂氏家族已經作爲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一方被徹底剷除，太史公對呂家的記錄，向來被認爲疑點重重。但還是有些毫無造假必要的信息可以信任：比如呂公是縣令的「客」。
這個「客」，自然也就是孟嘗君「養客三千」的客。意思是呂公從縣令那麼獲得某種收益，而回報則是爲縣令出謀劃策，解決困境。
對照《項羽本紀》，又會發現呂公和沛縣令的關係，與項梁與會稽郡守殷通的關係，倒是頗有些相似。
作爲楚國的貴族，項氏的封地是項 （在今河南沈丘） ，司馬遷又稱項羽爲下相人 （今江蘇宿遷） ，但項梁叔侄後來起兵反秦，是在會稽郡的郡治吳縣 （今江蘇蘇州） 。
項梁之所以會去吳縣，理由和呂公到沛縣相同，是逃避仇家。然後項梁顯然很得會稽郡守的賞識。「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尤其是能夠擔當主持大規模徭役的重任，恐怕不僅是因爲項梁的才能超過本地的人才，而是郡守更願意把這個任務交給他。無論如何，郡守對項梁的信任無可懷疑，所以後來決定謀反這樣的大事，都是第一時間想到找項梁來商議。
項梁的身份，大約也正是郡守的「客」。
前文已經提及，本地勢力不可信任是地方官的基本判斷。而後世官員的應對之道，是上任的同時，就要組建一個由外地人組成的行政班子。
明清時代，州縣官會聘請若干幕僚作爲自己最重要的參謀，至少會有一個負責稅收 （錢穀） ，一個負責司法 （刑名） ，他尊稱這些幕僚爲老師，民間把在衙門工作的各色人等都稱爲「爺」，這些老師也就是所謂「師爺」。不但如此，重要的具體事務，如看守大門，負責文書籤轉，看管倉庫和打理廚房……也都不能信任由本地人充任的書吏和衙役，所以州縣官還會僱傭大量長隨，承擔這些工作。
師爺和長隨都沒有公務員身份，他們的收入由地方官自掏腰包支付，只有他們，才和地方官是真正的利益共同體。
秦代的郡縣官員面對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理想中最好的應對策略，當然是任用更多的秦人，但秦人數量遠遠不夠，那不得已而求其次，也要儘量使用外地人。沛縣令用單父人呂公，會稽郡守用下相人項梁，遵循的就是這個邏輯。
如此，沛縣豪桀吏歡迎呂公的那次宴會，涵義就好像變得複雜起來。本土勢力與外來力量高坐一堂談笑風生，言辭中卻只怕閃爍着許多刀光劍影。劉邦以二愣子的形象出現，不僅是瞧不起同事，更明顯是對呂公的示威。蕭何貶斥劉邦，則確保做到了有禮有力有節，分寸拿捏，極是精妙。
而秦代與明清的差異也立刻顯示出來。幕友和長隨本身都不擁有什麼資源，背叛地方官勾結本地勢力得不償失。呂公卻是豪家，項梁更是貴族，對沛縣令或會稽守並沒有那麼強的依附性；單父和沛是鄰縣，下相和吳都是楚地 （ 不管今天的宿遷和蘇州關係如何，那時並沒有大內鬥省的觀念） ，更容易建立彼此認同，尤其是面對人憎鬼嫌的「秦人」的時候。
所以，他們都選擇了拋棄地方官而與本地勢力相結合。項梁贏得了江東父老的信任，在郡守滿心期待和他謀劃造反事宜時，喊來項羽一劍砍掉了郡守的腦袋；而呂公那個本來據說可以成爲縣令夫人的女兒，則嫁給了泗水亭長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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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何有一個特別值得誇耀的成就：就是朝廷到泗水郡來視察工作的御史，對他特別欣賞，以至於想把他調到中央去工作。
蕭何很感動，然後拒絕了他。—— 衆所周知，拒絕是比接受更加榮耀的選擇。
蕭何爲什麼會拒絕這樣的好運呢？當然不會是淡泊名利。分析蕭何的心理，往淺了說，是他知道秦朝只是秦人的秦朝，自己一個東方人到咸陽去，也不會有多少發展前景，反而失去了地方上的豐富資源；往深了說，蕭何也可能有這樣的遠見：他知道秦朝不會長久了。
畢竟，在縣廷工作能接觸到許多機密的人，比任何人更容易體會到這個政權的病魔纏身。
秦朝的制度，不管你喜不喜歡，它代表着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這個沒有問題；秦始皇是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千古一帝，這個也沒有問題。
這些年讀到不少文章，喜歡論證秦始皇道德高尚心地純良所有的政策出發點都是好的。雖然這種熱衷洗白作風十分儒家，始皇帝大概不屑一顧；引用幾根秦簡上的動人說辭，就相信史書上記錄的暴政都不存在，我也不知道和撿幾張六七十年代的《人民日報》，就否認連歷史教科書上也認真檢討的事實有什麼區別，但誰要堅持認爲秦始皇是個好人，也一樣不必反對。
帝王的動機好壞，本來就無關緊要，反正這都不影響大秦統治下民不聊生也官不聊生的事實。
這裏先要辨析一個數字問題。
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裏面，羅列了秦始皇時代有哪些大工程，分別徵發了多少民夫。範先生把這些人數一加，再除以他估算的人口數，得出結論：「佔總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實非民力所能勝任。」
今天仍然經常可以看到人在引用這個數字。但實際上，15% 是這個比例，既高估了，也低估了。
葛劍雄先生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分析：范文瀾算出來的徵發民夫數，高了，因爲很多工程並不是同時進行的；而他估算的總人口數則低了。這麼算下來：始皇帝的徵發人口數，只佔總人口的 2.5% 而已。
但是，這只是直接徵發的數量。農業社會和現代相比，最大的區別就是社會動員成本高到駭人聽聞的地步。要支撐這 2.5% 的人流動和服役，以當時的後勤能力，秦朝至少需要動員全國 50% 的人口。
後來的研究，大概是在葛劍雄先生這個判斷的基礎進一步細化。總之毫無疑問的是，超過 50% 的秦朝人被捲入了無休止的折騰之中。
偉大的始皇帝主觀上可能確實沒想過把社會傷害得如此之深。他所繼承的所謂「六世之餘烈」「四世有勝」之類，都只是一個諸侯國的經驗。徵發人數變多，徵發路程變遠，這個成本是指數增長的，始皇帝按線性增長計算了 （畢竟如大家所見，二千年後的歷史學家還經常犯這個錯誤） 。皇帝在完全錯誤的基礎上制定了國家發展規劃，大秦的官僚系統雖然很快意識到這一點，但面對一個「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的帝王，沒有誰活膩味了敢去勸諫送死。
於是全社會民衆的生活，就只能被推入萬丈深淵。這口大鍋，真不是秦二世、趙高等幾個小人背得起的。
《史記》記錄得很清楚，劉邦成爲盜匪，就發生在秦始皇末期而不是秦二世時代。劉邦解送一批民夫去修驪山陵墓，中途許多民夫逃走，劉邦就乾脆選擇做了逃亡者的領袖，上了芒碭山。
這部分敘述裏有些渲染劉邦是天命所歸的神異內容，可以不必理會。但肯定的是，劉邦的家人並沒有受到多大牽累。膽敢對劉邦的妻子呂雉不敬的官吏，立刻就被劉邦的小弟擊傷，之後呂雉仍然有活動自由，甚至到芒碭山與劉邦團聚過。可能是山野中夫妻相會反而異常興奮，未來的漢惠帝劉盈，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懷上的。
也就是說，劉邦上山成爲盜匪，沛縣令根本沒有追究。想想也是，他怎麼追究呢？劉邦的老丈人是自己的「客」，蕭何、曹參爲代表的全縣官吏，都和劉邦關係密切。他根本湊不齊抓捕劉邦的足夠人力。而且蕭何一定會提醒他，即使抓住了又怎麼樣呢？審問追究下來，沛縣令註定會把自己捲進去。想到秦法中的各種嚴苛刑罰，沛縣令不能不不寒而慄。
於是繁如秋荼密如凝脂的秦法，只能做一個高高在上的擺設，認真落實執行只會害人害己。這個道理今天研究出土秦簡的學者也許有人不明白，但當時的官吏，一定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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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時經常不能不得承認，只要既得利益階層團結而能幹，很多時候哪怕民怨沸騰，也無可奈何。
而秦帝國的脆弱在於，它實際上沒有一個像樣的既得利益階層。恰恰相反，除掉皇帝高高在上，秦代是一個幾乎所有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的時代。
統一之前，秦國的軍民覺得發動戰爭斬下頭顱獲得軍功，是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實現階層躍升的 （當然程度如何極有爭議） 。如韓非子分析的那樣，其實早秦始皇之前，秦國已經具備了滅掉六國的實力，但是卻屢屢錯失了機遇。韓非把這歸結爲謀臣不忠。實際上，卻未必不是理性選擇：留着富庶而衰弱的六國，可以保障打劫的收益而避免管理的成本。
但隨着六國覆滅，這條路徑反而斷絕了。如果不能創造新的治國方式，這就像一隻猛獸喫光了所有其它動物，自己也只剩餓死一途了。
始皇帝又相繼發動對匈奴和百越的戰爭，這些新對手的特點是戰鬥力強勁，而生活極端貧困。換言之，戰爭勝利付出的代價極爲高昂，眼前的獲益卻微乎其微。開疆拓土滿足了帝王的雄心，也確實堪稱功在千秋，然而一般秦軍將士，只知道自己不能從中分享到什麼好處。
至於被派遣到各地的官吏，感受則是到手的俸祿不過如此，朝廷不斷交給自己無比艱鉅的任務，稍有差失就要受到嚴厲的懲處。就拿沛縣令來說，劉邦叛逃之後他無力將之逮捕歸案，這件事他只能瞞一時是一時，之後的日子他一定在擔驚受怕中度過。終於有一天，大澤鄉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訊息傳來，那時他的感受，大約不是痛恨反賊而是如釋重負，終於有一件事讓自己的過失顯得不那麼嚴重了。
後人讀史很容易注意到的：秦朝郡縣的長吏，儘管他們本是秦人，但拋棄這個政權沒有什麼心理障礙。沛縣令、會稽守都是想造反卻被劉邦、項羽清理出了革命隊伍，後來劉邦伐秦西征的途中，許多秦朝地方官望風開城投降。當然更加至關重要的，一支南征的秦軍，選擇封鎖歸途，不理會中原逐鹿，開創自己的世界去了。
六國貴族當然是秦帝國的受害者。順帶一提：這些年來流行的論調裏，最荒謬的是：秦之所以滅亡，是因爲六國貴族的復辟慾望。這個說法不但大大高估了這些猥瑣貴族的愛國熱情，更極度侮辱秦始皇的智商：這等於說他一統天下後十多年來，那麼多打擊貴族的措施竟全然無效，最後被人家一舉反殺。
實際上，打擊了六國貴族這個目標相當程度是實現了的。所以天下大亂豪傑蜂起的時代，最有行動力的沒幾個是貴族。即使如楚國的項氏，也是最近幾十年戰爭中崛起的新貴，遠不如屈、昭、景等老牌貴族值得誇耀；齊國能和項羽對抗的那幾個田氏，雖然是王族，但血統已經不知道疏遠到哪裏去了 （血統比較過硬的田假則迅速出局） ；張良的家族號稱在韓國五世爲相，但在戰國史料中卻不怎麼找得到他們活動的痕跡，不能排除只是自我標榜的可能。
在反秦戰爭最不利的階段，有分析認爲失敗是反叛者血統太卑微的緣故，於是有一批貴族被擡出來以壯聲色。但滅掉秦朝之後，這些貴族大多又像當時用來擦屁股的竹籤一樣，被隨手拋棄了。
說起來，倒恰恰是蕭何這樣的官吏，應該算秦朝建立的受益者，但是他們自己卻不會承認。
正是因爲打擊了六國貴族，又沒法提供足夠多秦國自己的令史文吏，秦帝國創造了一個權力真空，這纔給了蕭何們上升空間。
類似的還有陳勝、吳廣，不管陳勝出身是否是貴族，他早已經淪爲僱農，但起義時的身份是「屯長」，那支戍守漁陽的隊伍的中層幹部，就是說，秦朝建立後，他的社會地位其實頗有改善。
沒有秦朝，這些人會被大貴族牢牢壓制，說一句「苟富貴，勿相忘」就會招致羣嘲。是秦帝國賦予他們特權地位，傳授給他們政府和軍隊的組織管理經驗。後來蕭何進咸陽，第一件事就去「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可見他也深知這種資源有多麼重要。
然而，他們都對秦朝不會有任何感情。這種得益於時代潮流的改善，人更容易傾向認爲是個人奮鬥的結果。何況小特權要被大特權霸凌，在政府或軍隊工作中，每天相處的那個驕奢無能的人，僅僅因爲是個「赳赳老秦」 （姑且借用這個當代人發明的詞） 就是我的領導，沒什麼比此類事實，更容易埋下仇恨的種子。可以想象，陳勝吳廣斬殺秦都尉，項羽斬殺會稽守，沛縣父老斬殺沛縣令，得手時一定充滿「出了老子胸中多年一口鳥氣」的快意。
也就是說短短十來年的時間裏，秦在六國故地培養了一個既依託秦的體制習得行政能力和組織經驗，獲取或政治和社會資源，又對帝國毫無忠誠的階層。這些人成爲反秦鬥爭中，真正的骨幹力量。
一個能夠做到讓所有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的帝國，無論看起來多麼光鮮威猛，早已註定只是一個空洞的軀殼。
最後抄錄一則逸聞，「 2018 年 4 月 6 日，山東濱州狂風大作，高達 18.90 米、巍峨屹立的秦始皇銅像，在狂風助力下，騰空而起，飛出數十米，龍顏盡失，面目全非。」從網上流傳的照片可以看出，這尊號稱全世界最大的始皇帝像只是一個空殼，如此說來，倒是沒有比這更好的關於秦帝國的象徵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