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vicky刺蝟

1.

帕斯卡在《思想錄》裏感慨的“以河爲界的荒誕正義”，就是殺死同岸的人是兇手，但如果被殺死的人是來自對岸，殺人者便成了奮勇殺敵的大英雄。熊培雲在《自由在高處》中說：難道人類有史以來所取得的進步，就是爲了創造諸如國家、民族、文明等各自爲戰的意義系統，以意義驅逐人性，驅逐人基本的自然權利。從此將人分區隔離並監視居住？

我們用電影重現戰爭，是爲了遠離戰爭，而不是渲染恐懼或者激發仇恨。戰場，是一個充滿死亡和恐懼的世界。戰爭並不會創造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只有毀滅。

斯皮爾伯格在他的戰爭題材影片裏會加入人道主義的思考，所以他的電影總是能引人深思。《辛德勒名單》裏，穿紅衣的小女孩走過黑色的大屠殺街道，天真純潔的孩童，被死亡強大地包圍着，這種鮮明的對比，讓人對戰爭的殘酷更加觸目驚心。在《拯救大兵瑞恩》裏，八個士兵並不是爲了虛無的目標去送死，而是爲了完成一位母親的等待，國家的榮譽與母親的形象重疊，讓戰爭有了感人肺腑的說服力。

《1917》的長鏡頭給觀衆真實的戰場體驗，一邊是盛開的花朵，一邊是腐爛的屍體，自然如此美麗，死亡卻如影隨形，一個士兵的生命如同螻蟻般無足輕重，觀衆對“炮灰”這個詞的理解會更加深刻。

《浴血華沙》對戰爭的血腥程度近乎白描，對純潔的少年被戰爭摧毀的心理也展現得淋漓盡致。影片的結尾，當滿目瘡痍的戰場變爲繁華熱鬧的街市，真是讓人五味雜陳，潸然淚下。

2.

正如電影《美麗人生》所揭示的，即使是集中營，你也可以將它變成一個遊樂場，哪怕它轉瞬即逝。你可以摧毀我自由的創造，但不能摧毀我對自由的嚮往。

多拉，是優雅的公主，鏡頭裏出現最多的是她美麗的面龐和靜默的神情，話語不是很多。在面臨人生重要選擇時，她也只說過兩句簡單的話，卻感人至深。第一句“帶我走吧。”她穿着白色紗裙，美麗輕盈，在餐桌下吻了圭多，捨棄繁華富貴，義無反顧地投向貧寒的生活。第二句“快讓我上火車，跟他們一起走。”她穿着紅色的套裙，莊嚴聖潔地站在德國軍官面前。那一刻，彷彿有光芒在她頭頂籠罩，她的美麗讓世界忽然暗淡無光。兩次選擇，是如此果敢堅毅，兩句簡單的話，是一個女子對愛最虔誠的宣言。

當圭多的叔叔遭到納粹分子的欺凌，他說過一句話：“沉默，是最有力的叫喊。”即使在毒氣室，他依然悠閒地脫下外套，甚至紳士地扶起那個摔倒的德軍女兵。白髮，消瘦的面龐，卻散發着上帝般的憐憫和仁慈。

其貌不揚的圭多和那輛破舊的自行車，卻讓一家人的滿足和幸福變成了街上最燦爛的風景。而當他化妝成女人，穿過層層封鎖去見多拉時，如同一個勇士，在黑夜裏擎起一個火炬，讓那些高大的德軍也顯得如此委瑣不堪。

而與他們形成對比的，是將猜謎當做生命樂趣的醫生，當他突然再現並冒着風險與圭多碰面，僅是爲一個謎條求解時，我再也笑不出了。他這個“最有教養的醫生”是一個縮影，冷漠而缺乏人性；從圭多的眼神與嘴形中我們看到絕望，對一個瘋狂羣體的徹底絕望。

約舒亞和父親之間的一切以遊戲開始，又以遊戲結束。當擁擠的火車將他們帶向死亡的旅途，父親用謊言編織了一個溫暖而安全的巢，將兒子藏身其中。這謊言美好的讓我們都忍不住沉湎，而父愛的深沉被圭多演繹得淡定從容。納粹的暴虐行徑在圭多的描述中只是一場遊戲，而無知幼童竟也相信這是一場遊戲。還有比這更可悲的對法西斯的描述嗎？一個孩子，站在忽然寂無一人的集中營，睜着大大的純真的眼睛，像一個問號，讓醜陋的靈魂經受最煉獄的懺悔。

戰爭永遠不會成爲一場遊戲，是偉大的愛讓它成爲了一場遊戲。親情，是人間偉大的力量，可以讓人放棄幸福放棄生命去拯救自己的至愛。在這樣的愛面前，戰爭終是暫時的灰塵，要被掃到歷史的垃圾箱裏去。

3.

“1937年的南京絕不是屈辱之城，南京一直在抵抗。”這是陸川極力想通過《南京南京》表現給我們看的。從歷史記載上，可以很沮喪地看到南京淪陷後，基本上整城的中國士兵和百姓就是順從地被驅趕着走進屠殺圈的。

我一直在想陸川爲什麼要重現這段歷史，而且是通過一個日本士兵的眼睛。他確實很想客觀地對待這場大屠殺，很想從憤怒或者悲傷裏跳離出來，作爲一個歷史的講述者保持冷靜和反思。但是，我依然感覺到了那憂憤自始至終就存在每個鏡頭裏。

人性的盲從，這是我在電影裏感覺最深的。一個人舉起了投降的手，所有人的手都舉了起來。一個人勇敢地走出退縮的人羣，更多的人也會緊隨而出。在生命面臨考驗的時刻，沒有什麼時間去思考太深奧的問題，作爲習慣羣體性居住的人，本能地選擇了觀望和跟隨。大多數日本士兵舉起屠刀的時候，他們對中國人並沒有什麼深刻的仇恨，很多時候也是一種機械的盲從。

4.

《送信去哥本哈根》裏的 David，從集中營逃出來時，只有一塊麪包，一個指南針，一把小刀，卻要經過希臘、意大利、瑞士，抵達丹麥的哥本哈根，這似乎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可是，這個小男孩卻又一次證明了生命的神奇。他長途跋涉送出的那封重要的信，竟然就是自己的身份證明，而等待在哥本哈根的，就是日夜思念着他的母親。

憂傷、苦難、、疑懼、恐慌、渴望……全凝結在David的眼睛裏，一個人的旅程中，他慢慢走出恐懼，學會微笑，如同小鳥一樣，終於可以自由地飛翔在藍天之上。這種自由，在經歷過生死考驗之後，如此珍貴。

5.

非常喜歡《敦刻爾克》的海報：一個士兵，站在炮火紛飛的海邊，腳下是成千上萬的屍體，孤獨彷徨，但又毅然挺立。諾蘭沒有渲染血肉橫飛的戰爭場面，以一種細膩的浸入感，讓觀衆始終揪着心，跟着男主湯米，在恐懼和求生的掙扎中逃離死亡地，回到日思夜想的家鄉。

重現戰爭場面，不是渲染血腥暴力，更不是激化民族仇恨，而是讓人們看清戰爭真相，從而遠離戰爭。這一點，諾蘭做到了。電影有展現戰爭的殘酷，但更多是對生命的珍惜和挽救。陸軍一次次爬到船上，又被迫一次次逃離沉船，像海上浮萍，經歷千辛萬苦，最終回到了家鄉。活着，何嘗不是一種勝利？船艇上的普通民衆，冒死來到敦刻爾克，是爲了多救回幾個年輕的生命。飛機上的空軍，戰鬥到最後一刻，被俘虜也要選擇活下去。 戰爭的無情可以摧毀人與人之間的友愛，讓他們廝殺爭鬥。但友愛又同樣可以摧毀戰爭的防線，讓人們相親相愛同甘共苦。

諾蘭深刻理解生命的意義，因此在電影中他極力表現的就是活着。活下去，就是對戰爭最大的反抗。作爲英國人，諾蘭在影片中毫不掩飾英軍在撤退過程裏對法軍的欺瞞和阻撓，也盡情展示逃生中士兵之間的爭鬥和內訌。

汪洋冰冷的大海，不斷被擊沉的船隻，燃油的熊熊大火，頭頂盤旋的敵機，生機是如此渺茫，人如螻蟻，只有恐懼和絕望。面前是難以逾越的大海，頭頂是不斷轟炸的飛機，身邊是成千上萬的屍體。死亡的氣息就像波浪一樣洶湧，生存的希望，卻如此渺茫。除了恐懼，還是恐懼，無邊無際的恐懼！再龐大的軍隊，也由每一個孤獨的個人組成。 這是一個軍隊的戰爭，也是一個人的戰爭。如果不是對生懷着強烈的渴求，如果不是在絕境中永不放棄，湯米，早就疲憊地沉入了大海。我要回家，這是支撐他永不放棄的理由。在這個過程裏，只要他有一絲的疲憊，一秒的猶疑，死亡，就會將他拖入黑暗之中。誰能說他不是英雄？成功，不只是獲得一場戰役的勝利，也是個人生死之間的戰役。榮譽和掌聲，不應該只送給勝利者，也要送給那些在弱境中頑強活着的人。何況戰爭，從來就沒有絕對的正義。如果理解了戰爭的荒誕，就不難理解《敦刻爾克》 的電影中除了幾架德機，再沒有德軍的任何正面影像。

6.

《生死朗讀》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普通的德國人會去支持納粹，爲什麼大衆會漠然允許甚至狂熱支持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人性的鏈條爲什麼突然斷裂？

今天的人們可以選擇遺忘歷史，可以如同劇中米夏的同學抨擊的那樣，規避事件背後的真相，只審判罪惡的執行人。可是，對生命尊重的缺失，對人性價值觀的貶低，對思考的打壓與放棄，這纔是集中營利最令人心驚膽顫的羣體真相，這纔是故事背後將人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徹骨黑暗。

審判本身就是一種逃避，逃避更爲嚴峻的問題。懺悔與否其實已經不重要了，在歷史的羣體事件裏，個人的選擇根本沒有什麼決定性的意義。漢娜既是一個戰爭的罪犯，也應該是一個受害者。很多學者形容納粹的罪行是史無前例的“極端之惡”，而漢娜·阿倫特的“平凡之惡”的獨到之處，就是指出即使邪惡如納粹，也不是大奸大惡之徒，他們只是納粹集中營的零件，並不需要暴力脅迫，只需要配合工作，就可以創造難以想象的邪惡。

漢娜·阿倫特寫道：“真正困擾我們的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朋友的行爲。持續一生的友誼可以在一夜之間被摧毀，就因爲害怕錯失了加入歷史的潮流。他們只是在納粹的威勢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斷的能力。”

7.

我很喜歡《少年喬喬的異想世界》，它以納粹兒童的角度來審視自己國家發動的這場戰爭。原來少年崇拜的領袖希特勒並不是他的朋友，他一直信奉的不是真相，他只是淪爲被洗腦的工具……這種發現對喬喬來說是痛苦的，但也是獨立思考的開始。這種思考別說對少年喬喬，就算是對任何一個德國人，都是異常艱難和痛苦的。

要知道納粹曾創造了德國經濟復甦的奇蹟，從1932年到1937年，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1938年德國失業率僅1.3%，而同時美國失業率爲1.89%，用納粹黨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創造了“消滅失業”的經濟奇蹟。全體工人可以帶薪休假，德國成了高工資高福利國家。

1936年8月1日，在德國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上，希特勒宣佈開幕。會場上到處飄揚着納粹旗幟，德國運動員經過主席臺時，行納粹禮，高呼“萬歲——希特勒！”德國第一次通過電視播放了奧運會比賽盛況。德國獲金牌33枚、銀牌26枚、銅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體育政治和體育民族主義的狂熱，被希特勒發揮得淋漓盡致。希特勒爲自己塑造了一個和平政治家的形象，而很多人也爲他所矇蔽。

納粹讓孩子從小就接受納粹精神的培育，成立了“少年隊”、“希特勒青年團”、“德國少女聯盟”等組織，把所有的孩子按照不同年齡都組織起來，喬喬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自然將希特勒視爲自己的知己和導師。

而且，德國軍隊只花了五個星期就佔領了法國的首都巴黎，比俾斯麥打敗法國拿破崙三世、進逼巴黎的時間還要短。1940年6月22日，法國簽署了投降書。在同一節火車車廂裏，1918年11月11日，德國曾簽署了戰敗的停戰協定。在當時的德國看來，這自然是“洗刷凡爾賽恥辱”的成就。

作爲精神領袖，希特勒也樹立着自己的光輝形象，他是個素食者，不喝酒，不抽菸，還喜歡朗誦詩歌，欣賞古典音樂。在女導演萊妮·瑞芬斯塔爾拍攝的影片《意志的勝利》裏，希特勒被塑造得無比高大，他就是民族英雄，人民的救世主，人民被帶入對領袖的狂熱崇拜，稱他爲最偉大的統帥。

如果德國沒有戰敗，現在的世界格局不敢想象。所以，納粹德國的歷史表明，國家需要發展，但不能不擇手段。否則，富強一旦成了侵略別國的利器，那就是毀天毀地，變成世界性的威脅。

8.

李安是孤獨的。他想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120幀的電影語言，讓我們看清戰爭對人的身心衝擊，看清每個人內心那不安的自己。但碎片的故事講述，溫吞的心理層次，讓觀衆對酷炫視覺效果期待打了折扣。

比利·林恩身邊的士兵們對國家的榮譽感淡漠，每天談論最多的是女人和性。這樣一羣鬆鬆垮垮的士兵，回到國內，完全失去了身份的認同感。他們不僅要面對記者喋喋不休的提問，商人唯利是圖的貶低，舞臺布展工人的敵意，還有賽場同齡人的奚落。舞臺的煙花，如同戰場的炮聲一樣震耳欲聾。妖嬈火辣的天女組合，連正眼都沒有瞧他們一下。電影用白描般的鏡頭，諷刺着美國人對“英雄”的態度。在媒體上在舞臺上，不斷宣傳對英雄的崇拜。但在舞臺下，在民衆中間，不斷有人在貶低和嘲弄着他們的身份。國內的短暫逗留，他們只是不停被擺拍。有商人想將他們的事蹟拍成電影，開出的報酬卻少的可憐，連一張橄欖球票都買不起。

最主要的是，他們發現，沒有了伊拉克戰場，他們的存在似乎也失去了意義。退伍回家的前景並不樂觀。就像是橄欖球場的一個工作人員說的，還不如去當兵，最起碼有生活補貼。待在國內，只能碌碌無爲窮困潦倒。和現實的殘酷荒誕相比，“只有戰場上纔是安全的”，他們達成了這樣的共識。比利在去留間猶疑不定。在伊拉克，他和戰友們命運息息相關，彼此之間有信任和配合，他們需要他。回到國內，生活拮据，父母並不理解他，姐姐渾身傷疤他卻無力救助。電影最後，他和戰友們，都疲憊不堪地渴望回到伊拉克，他們竟然喊出了“回家”的心聲。家的溫暖，不是來自自己的祖國，竟然是伊拉克。這樣的悲涼和諷刺，就是李安想傳達給我們的。反對英雄主義，反對戰爭的比利，卻不得不回到戰場繼續去扮演英雄。這就是美國虛僞的英雄崇拜。李安這樣打臉政客和普通民衆，當然會引起諸多美國人的不適。

“也許我要以處男之身死於戰場”，比利說。戰爭會讓男孩迅速成長爲男人，戰死沙場，這也許就是他的命運。這羣年輕士兵，如此年輕和帥氣，可他們的死亡，對軍隊和國家來說，只不過是一組數字的增加。民衆都很健忘，熱點一過，關注立即轉移。除了他們的家人，誰又會真正在乎！

李安，這個秉承東方和平哲學的電影人，無論拍什麼主題，人與外界的矛盾衝突都是他不變的母題。比利，是另一個李安。所以，看完電影，我覺得他還是在講一個悲涼的故事。這種悲涼，在他所有的電影裏若隱若現。我只是很想知道，他講透了悲涼，又去哪裏取來柴薪，給自己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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