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電影市場化進程之初，主旋律影片與商業類型片之間保持着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前者創作觀念與手法自承一派，多多少少顯現出對電影的娛樂屬性抱有一絲警惕。尤其是《建國大業》之後，主旋律影片昂首入主市場，“叫好又叫座”在這一類型影片的評價體系中具有了正當性。理論上，這將催化更多作品接納和尊重電影創作的規律，繼而日趨走向純熟，實爲幸事。

《八佰》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技術穩穩托住了觀念的表達。影片不僅在空間和時間兩條軸線上闡釋民族大義，同時試圖通過構建多層次的“觀看”視角，使“八百壯士”之外的、故事及現實中的公衆參與進事件，以共同完成它的意義。

影片的主線之一，是幾個誤入四行倉庫的湖北保安團散兵從只想逃生到爲國死戰的轉變，而促成這種轉變的是他們親眼目睹了親人之死難、侵略者之殘暴以及中國軍人之英勇無畏。隨着從個體到集體，從家族到民族的升格，這個過程鮮明地具象化了大義對小我的詢喚，先後在護旗與自願留守兩場中達到高潮，尤其有象徵意味的是士兵們紛紛用鐵鏈將身體和陣地鎖在一起。由此構築起了全片的主幹邏輯，如絲線般串起了影片的珠鏈式結構——人身爆破、拉電話線、募捐、送旗、勸退會談等等，每一個場景似乎都可獨立成篇，但它們又無一不是這條主幹的微縮再現。

近一步看，珠鏈的細節之處隱藏着更爲豐富的維度。

方言在影片中幾乎被刻意強調了。不只湖北兵，大多數有臺詞的軍人角色都操着各自的家鄉話，外加片頭旁白的上海方言和戲曲演員的京腔，共同構成了一個符號化的中國。《建國大業》中馮鞏飾演的角色說天津方言，以喜劇化的處理突出其“小人物”色彩，《八佰》與此不同，方言“正當”地代表着的人物的地域身份和文化身份，在公御外辱的前提下，《八佰》對“小”與“大”之關係的體認顯然比前者高明。

在阻止日軍炸樓一場中，數位戰士犧牲前喊出了自己的籍貫和姓名，這同樣體現了家、國、天下的血脈聯結，其縱向的歷史淵源則在京戲與皮影戲中埋有伏筆。當山東兵說出“關二爺那是兄弟義氣，趙子龍是保家衛國”，古老的“忠義”與當下的愛國經由民間的、傳統的、文化的紐帶得以銜接。

除了勾連廣袤的時空，影片僅僅憑藉“觀看”這一行爲就實現在動員和團結國人的野心兼信心。

觀看的主體包括分置銀幕內的南岸人與銀幕外的觀衆。從事不關己到吶喊鼓勁再到捨出身家性命施以援手，南岸民衆的轉變對八百壯士守城的意義與自身的覺醒皆給予了肯定，也自然而然成爲觀衆應當參照的榜樣。促成這轉變的力量堪稱神奇，讓江湖子弟捨身殉國，讓知識分子舉槍殺敵，甚至讓靠賣情報賺錢的漢奸勇赴對岸做起了戰地記者（但是不得不說，這個人物毫無合理性可言），它不僅感召了故事裏的民衆，又經由移情作用巧妙地使觀衆與他們疊合在同一立場上。此外，經片中記者手中的攝影機形成的僞紀錄影像爲觀衆提供了另一重置身事外的觀史視角，特派員最後情動於衷的慷慨陳詞可爲之註解。

然而，哪怕戲臺上改唱了《長坂坡》，影片中的南岸與北岸始終是被割裂開的兩個世界，從天堂/人間看向地獄的目光再怎麼悲憫也還是滲出殘忍的色彩，部隊撤退時透過鐵網伸向對岸的手只能懸置在半空。發生在電影故事中的“觀看”與“發生”之間的割裂無法填補。

影片中最特別的存在當屬“小湖北”。與讓戰爭打亂了日常秩序的大人們不同，這是一個被戰爭教養大的孩子，他的親人和朋友，他的依戀和嚮往都與戰爭世界密不可分，就連最童真的浪漫想象，也是戰死的端午哥哥化身趙子龍，騎白馬、穿白袍、持銀槍，孤身衝向千軍萬馬。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爲什麼團長對“小湖北”講過撤退的意義與好處，但他最終還是逃離了所有人的視線，把自己留在了墳墓裏。他和所有戰士一樣，有勇氣選擇命運。

I still recall the smile we gave each other.It reminds me of the life we're fighting for.

I will be there.You'll never be alone.And we will share our dream of peace together.

借用片尾曲《蘇州河》裏的兩句歌詞，一句唱給大人，另一句唱給孩子。

文|影子

編輯|於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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