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點鐘,送餐高峯期還沒到,3位外賣騎手靠在摩托上等單、聊天。

“最近,外賣騎手的處境被大家關注,願意聊幾分鐘嗎?”島妹探身問。

馬濤是老騎手了,送餐4年,以前在內蒙古做送餐員,今年初來到北京。

上個月他送了1048單,基礎單價8塊5、加上衝單獎,一單差不多能賺9塊錢。

馬濤說,衝單獎不是人人能得,跑夠一定單量纔行。“跑600單每單能加2毛,900單加5毛,1100單加8毛。”

這種階梯式的激勵機制,讓騎手像一臺滿擰了發條的機器,不斷向極限衝鋒。“多幹就多掙唄,我昨天晚上就送到11點。”馬濤說。

多勞多得是每個騎手的心願,颳風下雨天也照送不誤。只是這樣的“堅守”,並非完全自願。

從業6年的王銘說,平臺禁止騎手雨雪天不接單,會罰錢。以前有惡劣天氣補助,現在沒了。唯一的“照顧”是雨雪天的差評、超時不扣錢。

“現在送外賣越來越不好乾了。”王銘說。派單遠,路線繞,3公里外的單子還沒送走,新單子又來了,位置一南一北,根本送不過來,而且扣錢扣得越來越兇——

要戴口罩、弄齊裝備拍照,不拍就罰300元;超時一單罰款一半,9元單費只能拿到4.5元;有差評要扣錢,一個差評扣200元。

因爲平臺壓縮了送餐時間,再加上不可預知的各類情況,騎手經常會碰到截止時間快到了餐還沒送達的問題。這時,王銘會打電話請客人原諒。“要是碰到好人,他們會允許我提前點‘到達’。”如果碰上苛刻的顧客,超時的代價只能騎手自己背。

快,更快,是騎手們反覆提到的字眼。超速、闖紅燈都是爲了準時。

吳秦當騎手已經一年了,他所在平臺規定一單配送時間爲30分鐘,商家出餐、騎手送達時間一併在內。有些商家是“慢陀螺”,備餐用上27、28分鐘,餘下2、3分鐘讓騎手很爲難。

吳秦說,騎手不能拒絕平臺派單、不能申訴,如果主動取消訂單要罰款500元,準時率低於98%,也就是100單中有2單以上超時,本月所有單都要扣錢,一單扣5毛到1元。

但超速、闖紅燈的代價是生命安全。從業5年,劉峯每天都希望自己能平安出單,平安回家。

劉峯說,他沒有基本工資、五險一金,每月120元人身意外險是所有保障。“我們這些老手,已經知道要處處小心;剛入行的就沒那麼注意。上週團隊裏的新人出了好幾起車禍,其中一個還傷得很重呢。”

這些受傷的騎手很快有人替補,他們穿着一色的工作服、戴着頭盔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幾乎沒有顧客會記得他們的模樣。

島妹曾看到爲搶時間、急轉彎的騎手摔在地上,沾了灰的手匆匆抹去頭上血痕,拱起摩托車繼續送餐。路人勸他去醫院檢查,他只嘟囔着“我沒事、要超時了,去醫院要花錢”。

劉峯說,打算幹到今年底就轉行。“累,掙得少。”平臺要求工作時長不低於8小時,系統定位到手機時刻監督。

三 

這兩天,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讓更多人關注到城市生活便捷背後的殘酷競爭。

由於平臺算法不斷精進,相同距離的規定送達時間愈發縮短。技術無疑代表着冷靜、理性、趨向效率。對互聯網平臺而言,算法完美地將平臺盈利賴以實現的技術邏輯落實到騎手的每一份訂單中。

算法只關心最極限的那個數據,毫不顧忌現實的複雜,比如紅燈、路況,以及居民樓裏電梯升降的時間。技術所要解決的是如何抓到最完美的極限,而騎手則變成了每一個極限數據的試驗品。

有學者說,算法依賴數據、總結規律,但恰恰是“去智化”的。它忽略快遞騎手的真實處境,只將其作爲大系統的一個節點,用算法整齊劃一熨平復雜的現實。在算法面前,騎手只是毫無個性的標準化機器,也因爲這樣,算法才得以成立。

困住人的正是人所造的,這不能不說是技術帶來的苦惱。

經過媒體報道後,多家外賣平臺表示將多給騎手5分鐘、8分鐘。這看起來對騎手的寬容,實際上是外賣平臺利用消費者的善意,轉嫁它作爲用工平臺的風險。

騎手們疲於奔命是因爲不斷極限化的算法邏輯。這一技術邏輯不改善,多給的送餐時間很可能被騎手用來接更多單子,以求賺得更多。

劉峯說,多給5分鐘送餐時間還行,畢竟稍稍寬鬆了些。不過,王銘覺得這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商家出餐慢、平臺派單不合理,這些問題不解決,多給幾分鐘有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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