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前记者外卖送餐体验报告：感受到很多微小的善意

原标题：一份前记者的外卖送餐体验报告：“闯红灯率40.2%，相比昨天上涨13%”

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刷屏时，田牧正穿梭在北京各大写字楼之间送外卖。

他本是一名财经记者，今年8月初辞职后，成了美团外卖的一名外卖员。

田牧说，那一刻，外卖送单的消息和朋友们不断发来的这篇报道的微信提示音，让他忽然有种“失恋”的感觉。“外卖员这个职业或许是一个只会出现在当下这个时间段里的短暂职业，但这个短暂而又庞大的群体是值得被记录的。”

成为外卖员的这半个多月里，田牧说他感受到了很多微小的善意。《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屏后，他说，周遭好像有了更微妙的变化，“好像有更多轿车停下来让在送餐的我先走，写字楼里的白领在取餐时对我讲的‘谢谢’也更多了。”

田牧说，他暂时计划将这一份职业体验到10月底，未来还打算试试做下“饿了么”外卖员，等到整个体验结束后，他将以视频为主的形式将自己这一段体验呈现出来。

“撞题”的体验式调查报道：

敬佩同行的同时，有点像失恋

在红星新闻记者与田牧通过微信沟通采访期间，田牧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我现在正在送外卖，回复不太及时。”现在的田牧是一名全职的美团外卖送餐骑手。和所有的外卖骑手一样，如今的他穿梭在北京的各个写字楼和餐厅之间，采访只能在细碎的休息间隙展开，并以接到新订单结束。

田牧告诉红星新闻，原本，自己辞职后准备做一系列“体验式调查报道”，而体验外卖员的生活，是他系列报道的第一步，但这第一步就遭遇了记者同行间最不想遇到的事情——“撞题”。

在那篇报道发出当晚，田牧在自己的“外卖日记”里写下：要知道，一个记者莫大的遗憾就是同样一个选题，在自己做出来之前，同行就突然发了，尤其是那种刷屏的报道。那劲头，有点像失恋。

对于那篇刷屏的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田牧认为很客观，他也敬佩同行扎实的采访，遭遇“撞题”是无奈且不可控的意外，但这并不影响他接下来继续这一选题的决心。

他说，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外卖骑手这一职业的存在、社会各环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而记录下这些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看到，如果要改变目前外卖骑手的生存状态，社会各环节角色需要付出的成本。

之所以把自己的镜头对准外卖骑手的行业，田牧说，外卖骑手是“只存在于当下这个时代短暂而庞大的职业群体”，他相信在不久之后的将来，以科技更新的速度，也许很快会有新的技术将骑手的工作取代，尽管如此，这样一个群体的声音是值得被记录的，“在这座由新技术和新经济构筑的时代金字塔里，他们是最底层的那一大块儿。”

田牧说，起初刚做骑手时，他每天回家都会清洗自己的制服，第二天再穿上，后来被一些人说，“你这一看就不像外卖小哥，真正的小哥衣服哪能每天这么干净”，在那之后，他便不再每天晚上清洗制服，现在好像也不再有人质疑他外卖小哥的身份。

采访当天，田牧说他本该早上七点开始送餐，但因为头天晚上写日记写到清晨6点才入睡，结果这天一觉睡到下午1点，“我发现手机上有外卖组长的未接来电，回电过去，组长说今天要是弃跑了，就要直接封我号。封号就意味着永久拉黑，不能再做了。”

田牧说，尽管没有任何形式的书面规定，但站长的一声令下，便可以决定一名骑手的职业生涯是否结束，为了能继续留在行业内，田牧请组长帮忙换了排班时间，立刻出发，开始了新一天的送餐之路。

一份特别的体验式日记：

“闯灯率40.2%，相比昨天上涨13%”

田牧做了6年记者，报道内容基本深耕于财经领域。今年2月，他专访了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半年后的8月，他就送起了西贝莜面村的外卖——从计划体验到真正实施它，田牧用了不到半年。

田牧告诉红星新闻，今年4、5月的时候，他开始计划“干票大的”。他希望通过扮演不同的社会职业角色，完成一系列的“体验式调查报道”，这个计划在他脑中逐渐成形和清晰。

真正实施这个计划，其实并不困难。8月初，他辞去记者的工作；8月17日，他下载了美团众包APP，注册成为一名美团外卖骑手；8月22日，他正式开始跑单；9月初，他又加入了薪酬可日结的乐跑，“现在更像一名真正的外卖小哥了”。

田牧说，这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原本，他计划买一辆电车，结果在其他外卖员的热心介绍下，田牧找到了一个可以租电车的地方，押金500元，租金每月460元，其余的一些外卖骑手的必要装备，都必须在指定的骑手APP网上商城购买。田牧认为，商城里指定购买的用品其实也算价廉物美，“一件短袖制服二、三十元，挺吸汗透气的；安全头盔几十元，质量也不错。”

与其他外卖小哥唯一的区别是，田牧多了两个装备——电车的左右后视镜上分别绑上了计数器，还有一个GoPro（运动式便携摄像机）。GoPro用来拍摄日常素材；计数器用来统计闯红灯率。田牧在送餐时，每过一个红绿灯就按一次右边，每闯一个红灯就按一次左边。在每晚的日记里面，田牧都会记载当日的闯红灯率。

记日记，是现在田牧每日睡前必做的功课。

在9月9日这天的“外卖日记”里，田牧写道：

和昨天一样，上午10点半开始，下午5点半结束，实际送餐6小时。今天把同时接单量从2单调高到3单，意味着我的餐箱里最多可以同时放三位顾客的外卖。直接影响是，相同时间里今天一共送了23单外卖，比昨天多4单。粗略算下来，收入应该也会多20块左右，预计入账120块左右。

相同时间内单量增加，配送时的压力和紧张程度自然会更高。而这也体现在闯红灯的数据上，“今天送餐共经过87个红绿灯路口，闯了35个，闯灯率40.2%，相比昨天上涨13%”。

在做记者时，田牧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但外卖骑手这份职业，却让他不得不开始适应规律的生活，“基本上从每天早上7点送到晚上6点，然后回家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睡前把当天的日记写好。”

虽然目前的外卖骑手生活基本上与自己前期的构想差不多，但也有一些出入。田牧说，起初他以为外卖骑手有集体宿舍，他可以与其他同站的骑手同吃同住，这样更容易真正融入这个群体，然而实际操作后发现，骑手之间联络相对较少，虽然路上偶遇的骑手同行都非常友善，但却很难有更深一步交集。

唯一一次“深一步”的交集，是那位曾经介绍他租电车的同行。事后田牧多次坚持要请对方吃饭，在饭桌上，对方告诉田牧，自己曾经是一名民间金融业务的业务员，后来国家对民间金融市场进行了整顿，自己失业了，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他干起了不需要门槛的外卖骑手。

而他以为田牧和自己一样急需用钱，所以多次拒绝田牧约饭，“在席间，我告诉了他我是记者，他好像也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热心地表示会帮我多留意骑手行业里有意思的人和故事。”

这是骑手行业里目前唯一一位知道田牧身份的同行。

半个月的体验感受：

来自普通人的“细碎的温情”

半个月的全职外卖骑手体验，虽然时间并不长，但田牧已经感受到了社会各阶层释放出来的微小的善意。

田牧回忆，有一天他在一家餐厅取餐，口渴就顺便拿了店里一瓶售价4元的水，买单时老板见他身着外卖骑手的制服，就坚持只收他3元，还说“你们天天外面跑着挺累”。还有一次他肚子饿了，去一家卷饼店买了一份卷饼，老板问他要加哪些馅料，“我点了好几种，至少外面要卖10元一个了吧，但是结账的时候，老板却只收我5元，当时我没反应过来，但事后心里面却觉得很温暖。”

不止如此，每天奔走在送餐路上，住宅小区的保安帮忙撑开大门，为飞奔的他节省送餐时间；在四处问路时骑着电车疾驰而过的陌生同行，停下车给他热心指路；写字楼里拿到外卖的白领不住地说着感谢……

田牧说，这些都是他想记录的细碎的温情。但与此同时，他也真实地体会到了“资本的伪善”。

田牧举例说，比如美团对外卖骑手的上岗前培训中，最重要的是“安全知识培训”，其中最强调的是“红线原则”，提示外卖骑手不闯红灯、不逆行等安全红线，然而在平台系统的实际考核里，如果不闯红灯，基本上无法完成任务。那些前期安全培训里再三强调的原则，却并没有与系统的实际考核挂钩，彼此好像是独立两部分的存在。

“现阶段我给自己设置的同时接单量是3到4单，已经算是较少的了，但是也根本停不下来。”田牧说，他妻子在某天陪他跑了两单，就已经深刻体会到了那种紧迫感。

那天，田牧带着妻子一起送外卖，妻子帮他记录一些镜头。在取餐过程中，一家商场内，田牧按照订单找到指定商家取餐，却被告知外卖窗口不在这里，问过很多人后，田牧穿过商场到另一头才终于拿到商品，“是很多饮料，特别重”。

由于在前期找指定取餐窗口时耽误太多时间，留给配送的时间已经很紧张了，于是，在配送过程中田牧一路飞驰，但因为饮料太重，塑料袋破掉，饮料掉了一地。当时，田牧已顾不得妻子还举着摄像机，赶紧请她帮忙一起把满地滚落的饮料装在一起，然后一路狂奔抵达顾客家门口，“当顾客打开门那一刻，其实我离迟到只差30秒了”。

田牧说，这样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比如，那些电梯间里不断按着关闭电梯门按钮的骑手，那些在街道上逆行飞驰的骑手……“其实在送餐工作期间，那种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当快要迟到时，人真的会被一种焦躁感所控制。”

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起关注后，当日晚些时候，美团和饿了吗两大外卖送餐平台纷纷做出了回应，但都引起了舆论的一些反弹。

在当晚的日记里，田牧写下了作为一名外卖骑手对这两篇声明的看法：总的来说，两家外卖平台的回应就像是两个作弊的学生被老师抓住，爱耍小聪明的那个张口就甩锅给别人，还抖了个机灵，被老师赏了两个耳刮子；见此情形，站在一旁的另一个只得乖乖认错，还主动承诺了一些让老师高兴的改正措施，躲过了皮肉之苦。但这份承诺最终也只是糊弄人的纸面文章，它一定会挨更多巴掌。

红星新闻记者蓝婧沈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