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名士、殿试探花出身的冯煦（常州府金坛人）在为两江总督刘坤一撰写的墓志铭中，盛赞刘坤一平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其一是打消了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的想法。戊戌政变后，他秘电朝廷，称“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次年进京陛见时，当着老太后的面劝谏。退见首席军机大臣荣禄时，又激发荣禄一起阻止太后废光绪之举，说“今皇上临御二十六年，并无失德，岂可遽行废立？”

这事还有段小插曲，可一窥刘坤一的实诚和张之洞的精明。据江西新昌人胡思敬的《国闻备乘》记载，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一开始答应和刘坤一联署反对废立的奏折，可在发出之前后悔了，致电刘坤一要求划掉自己的名字。刘坤一很是不屑地说：“香涛（张之洞的字）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所指张之洞“见小事勇”，大约是说他当京官时，作为“清流派”骨干，上奏直指宿弊，弹劾官员，言辞激烈。或许是张之洞由殿试一甲第三名出身，任京官多年，知道慈禧意欲废黜光绪乃天下第一事，拂老太后之意风险颇大。他的得意门生杨锐在变法失败后成为被杀头的“六君子”之一，或许更让他在慈禧面前胆气全消。

其二乃庚子之变时，倡行东南互保，“保障东南，匡扶大局”（其嗣后朝廷赐恤上谕中的话）。冯煦在墓志铭中述这段经过：义和团之炽也，公电陈激切，几千言，有云：“从古无以邪教立国者，信用此辈，必召巨祸。将来各国悍队直入，都城宗社震惊，乘舆播越，有臣下所不忍言者。”稿初定，或谓此奏关系甚大，国之安危系之，公之祸福亦系之。公沉思俄倾，以手加项曰：“好头颅会赴菜市口耳。”立命译发。厥后受祸之酷，一如所奏，而惜乎其言之初不用也。

刘坤一说自己做好被拿到菜市口刑场的准备可不是夸张，太后重用义和团向列国开战，反对的五位大臣被杀，其中户部尚书立山和内阁学士联元还是满洲旗人。立山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曾深得慈禧的宠信。

等到浪战开始，眼看着他所预料的都城陷落、两宫播迁一步步成为现实，在太后要求所有督抚响应战争动员令与列强交战时，他又冒着极大的风险，联络张之洞、李鸿章，后来加上闽浙总督、四川总督，与列强私下达成协议，保护境内洋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这就是“东南互保”。当时这是违背圣意的大不忠行为呀，庶几近乎谋反，如此做要冒罢官甚至杀头的风险。——这一回，张之洞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也大胆赌了一把。事后证明，东南三大帅为主的南方督抚，没有逢君之恶而遵从明摆着祸国殃民的太后旨意来表示忠诚，而是以社稷苍生为念，“抗命”来践行真正的忠诚。好在撞到南墙后太后明白了，不但没有追究刘坤一，还在其去世后的“组织评价”中强调此举是“匡扶大局”。

刘坤一先后三次担任两江总督，累计达十六年。光绪七年（1881年），刘坤一在第二次任两江总督时被罢，直接原因是张之洞上折弹劾他：“嗜好素深，又耽逸乐，比年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彭玉麟与之筹议江防颇为掣肘。”当然这样有着赫赫军功的高官被免，根本的原因是高层的权力斗争，别人弹劾只是提供炮弹。

刘为政宽厚，信奉无为而治，其实只是不喜欢折腾。可他在重大的事项上如办洋务、修铁路、与洋人交涉，却是机敏迅捷，当机立断，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上更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冯煦对张之洞评价不高，他于1927年去世，此时已距离张之洞去世差不多20年，张之洞作为洋务派大臣、赞成维新的历史形象早已定格了。冯煦留下的笔记一部，其中多有对张之洞表示不满的内容。冯的弟子要将笔记刻版印行，经当时诸多名流调解，将其中贬损张之洞的部分删除，方才刊印。在刘坤一的墓志铭中，冯煦为反衬刘坤一有古大臣之风，用一段话讽刺有当世大臣欺世盗名，我以为指的就是张之洞。其文曰：盖公沉毅廉靖，不事赫赫名，而定大难，决大疑，为人所不敢为，言人所不敢言，则应机力断，如霆摧的破，虽贲育不能夺。匪独谐臣媚子去之甚远，即并树节钺，翘然负一世之望，而希旨以固宠，乘时以徼利，卒之毒逋海内，而国命随之，其知愚贤不肖，视公为何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