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總結抗美援朝勝利之道，毛澤東爲何說”敵人是鋼多氣少，我們是鋼少氣多”）

摘要：串起一個個“大事件”以及“小細節”，可以看到幾代中國人是如何用汗水、智慧乃至鮮血將“不可能”變成了“可能”。

今年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1950年，剛滿週歲的新中國百廢待興，卻勇敢地邁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步伐。

今年還是萬隆會議召開65週年。在那場獨立自主討論亞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國際會議上，新中國領導人倡導的“求同存異”猶如一股清風，播撒下“團結、友誼、合作”的種子。

串起一個個“大事件”以及“小細節”，可以更真切地感觸到新中國71年的崢嶸歲月，可以看到幾代中國人是如何用汗水、智慧乃至鮮血將“不可能”變成了“可能”。

新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祕訣”是什麼？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特約研究員周錦尉認爲，關鍵在於全國人民的艱苦奮鬥，在於黨的堅強領導，在於團結一心走和平發展新路。

「敢於爲祖國光榮、獨立和安全而奮起戰鬥」

上觀新聞：70年前，據說一開始我們想以“支援軍”的名義出兵朝鮮，後來爲什麼改成了“志願軍”？

周錦尉：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先回顧一些相關的歷史細節。

1950年，新中國面臨突如其來的變局考驗。這年6月，原來由蘇聯、美國分別託管的朝鮮半島南北方在三八線衝突不斷，在李承晚軍隊先入侵北部地區的情況下，朝鮮人民軍進軍南部，攻佔漢城（今韓國首爾）。

1950年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駐日本的遠東空軍出動。第二天，美國第七艦隊還駛入我國基隆、高雄兩個港口，在臺灣海峽巡邏。同時，美國提交建立“聯合國軍”的動議，在蘇聯代表因抗議中國代表席位被國民黨方面繼續佔有而缺席的情況下，安理會以13比1（南斯拉夫投了反對票）通過動議。

9月15日，在300多艘軍艦和500多架飛機掩護下，美軍登陸仁川。朝鮮半島局勢逆轉，戰火燒至鴨綠江畔。中國政府強烈抗議美國侵略行爲。

1950年10月，朝鮮新義州籠罩在濃煙烈火中。 新華社發

10月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介入朝鮮戰爭。作出這個決定的直接原因是，美國飛機轟炸了安東（今遼寧丹東），中國領土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決策形成後，初步擬定“支援軍”的名義。

爲慎重起見，中央決定徵求民主人士的意見。黃炎培登門造訪，認爲“支援軍”就是派出去的，容易讓國際社會以爲中國對美國宣戰。毛澤東同志覺得有道理，就將“支援”兩字劃去，改成“志願”，並解釋“不是國與國宣戰，我們是人民志願的嘛”。

上世紀50年代初，農村婦女宣傳員楊芝蘭講解抗美援朝的道理。 新華社發

上觀新聞：新中國百廢待興之際，爲何敢於迎戰實力異常強大的對手？

周錦尉：當時中美兩國國力確實相差懸殊。舉個例子，1950年，美國的鋼產量8785萬噸，工農業總產值2800億美元；中國卻只有61萬噸鋼產量，工農業總產值100億美元，更別說對方還擁有原子彈等一系列先進武器。

但是，毛澤東同志研判形勢後說：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出兵參戰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爲有利；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對各方都不利。

1950年1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戰火已經燒到我們的門前了，放火者已經暴露了他們的野心了，我們處在侵略者刀鋒之前的中國人民，怎樣能夠熟視無睹？怎樣能夠置之不理？我們的熱血同胞，怎樣能夠不紛紛起來以志願行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1950年11月7日，《解放日報》在頭版轉載《人民日報》社論。 資料圖片

這既發出了中國人民毫不畏懼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聲音，又在向全國人民進行思想動員和戰爭教育。“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前四個字講的是行動，後四個字概括了戰爭的目的和性質，並且把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有機地結合了起來。

經歷歲月的沉澱後，我們可以更清楚地體會到這句響亮口號的深刻內涵，也能更準確地認識到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的必要性、正義性。

上觀新聞：有種說法認爲，志願軍的大規模作戰實際上只打了七個多月。

周錦尉：這是一種誤讀。抗美援朝戰爭大致分爲兩段：

第一階段主要是指志願軍入朝後的五次運動戰。

入朝後的第一次戰役在1950年10月25日打響。志願軍對“聯合國軍”發起突襲，用了一個多小時就奪回了陣地，“聯合國軍”撤退至清川江以南。

1950年11月初，蘇聯空軍身穿志願軍服裝參戰，中蘇兩國空軍多次與“聯合國軍”戰機交戰，在鴨綠江南岸平原一帶上空形成了著名的“米格走廊”。

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6日，志願軍在清川江戰役中擊退“聯合國軍”。此後，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一起收復平壤，並把“聯合國軍”趕回到三八線附近，初步扭轉了戰局。

此後，又進行了三次戰役。到1951年6月，雙方穩定在三八線附近；7月10日，雙方同意停火，坐到了談判桌前。

第二個階段主要是陣地戰。著名的上甘嶺戰役就發生在這一時期。

1952年10月14日凌晨，“聯合國軍”發動針對上甘嶺的攻擊，志願軍在狹小的坑道里堅守，前後歷時43天，嶺上泥土被炸翻出至少3米。上甘嶺戰役之後，美國方面沒有能力再發動營以上規模的進攻。

1953年7月，中朝兩國軍隊發動對敵的最後一戰——金城戰役，殲敵5萬餘人，迫使侵略者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這是志願軍某集團軍坦克部隊在戰前宣誓。 新華社發

這一階段“打打談談”，美軍想取得更多優勢的打算一直未能得逞。1953年7月27日，朝中美三方在板門店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

上觀新聞：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具有怎樣的歷史意義？

周錦尉：最近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時，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當年抗美援朝，毛主席用詩意的語言總結勝利之道：敵人是鋼多氣少，我們是鋼少氣多。”

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雄辯地證明，“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它打擊了霸權國家的氣焰，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中國國際地位空前提高。

在此過程中，全國各地掀起愛國主義浪潮、勞動競賽熱潮，有力地鼓舞了士氣，增強了民族自豪感。

搭載437具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的專機降落在瀋陽桃仙國際機場，禮兵護送覆蓋着國旗的437具志願軍烈士遺骸棺槨進至棺槨擺放區（2014年3月28日攝）。 新華社發

在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中，還湧現出楊根思、黃繼光、邱少雲、羅盛教等一大批“最可愛的人”，奏響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凱歌，鍛造出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歷史證明，一個覺醒了的，敢於爲祖國光榮、獨立和安全而奮起戰鬥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

「“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

上觀新聞：：上世紀50年代初，我們也邁出了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步伐。回過頭來看，當時蘇聯給予了怎樣的幫助？

周錦尉：1953年開始，我國正式啓動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主要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爲中心進行大規模佈局，逐步建成了一批門類較爲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爲國民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這156項重點工程，涉及輕工、煉油、醫藥、鋼鐵、化工、發電、有色金屬、機械、煤炭、化肥、水泥和軍工等領域，包括鞍山、武漢、包頭三大鋼廠以及蘭州煉油化工設備廠、長春第一汽車廠、哈爾濱汽輪機廠、洛陽第一拖拉機廠等龍頭企業。

武漢長江大橋落成通車典禮舉行（1957年10月15日攝）。 新華社發

應當說，蘇聯一開始對我們的援助是真心誠意的。例如，在幫助建設長春一汽的過程中，蘇方曾動員好幾個設計部門的專家，綜合蘇聯國內各廠的建設經驗，設計出了最新的汽車製造廠。一汽的許多設備，當時在蘇聯也是最先進的。

上觀新聞：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國情，是不是決定了這種援助以及學習也是有限的？

周錦尉：去年熱播的電視劇《特赦1959》中有這樣一段劇情：在北京電燈廠的建設中，“蘇聯大姐”很認真，但照搬蘇聯的整套計劃難以實施，使得廠長頗感爲難。於是，他去關押國民黨高級戰俘的“功德林”，求教學員葉立三。

這處文學性的演繹生動說明，蘇聯援助很重要，但也有一些不適合中國國情的侷限性，需要我們進一步發揮主觀能動性，加以消化、吸收。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這個世紀（20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只有經過社會生產力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纔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我們的國家纔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纔算從根本上建成了。

爲此，中央逐步反思蘇聯模式，積極謀劃農輕重格局，努力探尋中國工業化路子。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中蘇國際戰略出現分歧。到1960年，蘇聯單方面撤回援華專家，留下不少“半拉子”工程，給我們帶來很大的被動和挑戰。由此，中國人民進入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新徵程。

1965年，大慶工人在冬季施工中破凍土、鏟積雪，興建新油井。 新華社發

上觀新聞：在自力更生的這段艱難歲月裏，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並不低。這似乎與現在一些人對“前三十年”的印象有很大不同？

周錦尉：確實，1949年至1978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增速不僅高於同期發達國家，也高於所有發展中國家。這爲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積累了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

美國知名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認爲，這一時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國所經歷的幾個工業化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中國取得了“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

對於“前三十年”的經濟增長狀況，《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出過科學的結論：

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

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由1952年的3億畝擴大到6.7億多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基本保證人民喫飯穿衣的需要。

同時，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其中，國家進出口貿易的總額增長了7.7倍。隨着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人民生活比1949年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烈性傳染病被消滅或基本消滅，城鄉人民的平均壽命大大延長。

當然，30年時間並不長，我們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其間，出現了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後來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這樣的深刻教訓，值得反思和警醒。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新華社發

總的來看，新中國史是一部不斷奮鬥、探索、前行的歷史。“前三十年”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是在黨的領導下羣衆積極性、創造性極大迸發和釋放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具體顯現。有了“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開先河”的創舉才能蹄疾而步穩、勇毅而篤行。忽視或否認“前三十年”的成就，忽視或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

「“應該將各國的共同願望和要求肯定下來”」

上觀新聞：除了經濟領域，新中國的發展進步還有哪些亮點？

周錦尉：新中國的發展進步是全方位的。對此，漢學家費正清很早的時候就有過生動描述：“現在的新中國是一個人人感覺自豪的國家———控制了通貨膨脹，廢除了外國人的特權，剷除了腐化，公民們都參加各種有益的社會活動，如修理公共設施，開展掃盲運動，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學習《新民主主義論》和毛澤東思想，等等。”所有這些活動都爲有理想、有雄心的人們開闢了新的道路。

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新中國在外交戰線上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尤其是萬隆會議令人印象尤爲深刻。

1955年，亞非29個國家和地區領導人在印尼萬隆召開會議。這是亞非地區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討論亞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國際會議。

中國參加這次會議，一開始就遇到了麻煩。可能大家知道，周恩來一行原來租用飛機，準備從香港飛往萬隆。因臺灣方面的特務破壞，飛機被安裝上了定時炸彈，不幸爆炸墜海，中國及越南的一些參會人員遇難。幸運的是，周恩來一行臨時改機，先訪問緬甸，再赴印尼。

會議開始時，一度出現了反華風潮。有國家代表攻擊中國“沒有宗教自由”，提出應該“同美國聯合反對共產主義”，等等。周恩來從容不迫地回應：共產黨人從來不諱言共產主義信仰和認定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會議上用不着宣傳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而應該將各國的共同願望和要求肯定下來。

周恩來坦誠的發言，尤其是“求同存異”的說法，如一股清風，獲得了與會者的掌聲與共鳴，原來緊張的氣氛一掃而光。

萬隆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在前往會場途中受到當地羣衆的熱烈歡迎。 新華社發

上觀新聞：在對外關係中，“存異”也許不難，但如何在複雜情況下甚至對立狀態中“求同”？

周錦尉：還是以萬隆會議爲例，有某國代表突然舉行記者招待會，要求公開討論臺灣問題，主張先由聯合國託管，然後建立“獨立國家”。

對於這一嚴重挑釁，周恩來一方面堅決予以駁斥，表示“不同意”，並與許多國家代表積極接觸，表達中國政府在覈心利益上的堅定立場；另一方面又專門找到提出異議的代表進行單獨會談，有情有理的做法最終獲得了成功。

在《亞非會議最後公報》上，一些關鍵用詞的表述和調整也體現了政治智慧。比如，公報採用聯合國憲章中的“和平共處”一詞，以及1954年中國與印度、緬甸共同倡導的“五項原則”主要內容。

在反對殖民主義的提法上，原稿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容易引發誤解。在周恩來和一些代表的努力下，最終改爲“反對殖民主義的一切表現”，體現了亞非人民爲反帝反殖、爭取民族獨立、維護世界和平而團結合作、共同鬥爭的崇高理想和願望。

這一“團結、友誼、合作”的寶貴精神，是亞非國家的共同財富。中華民族歷來崇尚“和爲貴”，無論發展到哪一步，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都永遠是發展中國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誠夥伴。這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礎。

「內涵是創新奮鬥奉獻，底氣是自覺自信自強」

上觀新聞：上海所走過的70多年發展歷程，也是新中國奮鬥創業史的一個縮影。回眸走過的路，“十里洋場”是如何一步步邁向“人民城市”的？

周錦尉：上海歷來是工商業重鎮。改革開放之前，上海曾以全國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全國1/10的工業產值、1/6的財政收入，一定意義上展現了“共和國長子”的擔當與責任。

改革開放啓動後，上海一步步由“後衛”轉向“前鋒”。1984年、1986年，上海先後三次舉行戰略發展論壇，逐步把視野投向浦東。一條河流貫穿一個城市，一邊很繁華，一邊幾乎是農田，這在國際城市中是鮮見的，也證明浦東具有開發開放的巨大空間。

要開發，最缺的是資金。上繳國家財政後，上海自己搞發展只有二三十億元。經濟界、學界把目光投向了“土地批租”。當時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堅決支持，通過海內外的一番深入調研後，提出建立土地批租制度的報告。1987年7月，國務院相關部門發佈相關文件，決定採用土地批租方式。1988年4月12日，憲法修正案確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由此，上海迅速行動起來。

同時，浦東開發開放需要進一步啓動黃浦江過江工程。南浦大橋、楊浦大橋相繼建成，極大地鼓舞了建設者的士氣。上海還借鑑“他山之石”，請來境外公司對兩座橋的市值進行評估，然後把49%的經營權賣給中國香港的上市公司，從而籌來24億元用來建造第三座、第四座大橋。

這是高樓林立的陸家嘴國際金融中心（2018年6月21日無人機攝）。 新華社發

新時代，我們正在抒寫“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爲人民”的歷史新篇章。我理解，一個重點是更好發揮浦東新區、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等改革開放試驗田作用，打造充滿活力的機遇之城，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創業平臺、事業舞臺。

另一個重點是加快推進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把做優做強城市核心功能作爲主攻方向，強化全球資源配置、科技創新策源、高端產業引領、開放樞紐門戶“四大功能”。

2019年11月7日，在第二屆進博會食品及農產品展區，一名工作人員展示來自愛沙尼亞的啤酒。 新華社發

上觀新聞：縱觀新中國奮鬥創業史，從抗美援朝精神、鐵人精神、“紅旗渠”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到“兩彈一星”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等，一個個鮮明的“座標”串起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面對新的挑戰，我們該如何進一步提振精氣神？

周錦尉：中華民族在50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歷經無數驚濤駭浪，在艱辛磨難中繁衍至今，得益於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又進一步豐富形成了紅色精神譜系，從革命時期的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到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的種種精神，始終貫穿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精氣神。在我看來，其內涵是創新、奮鬥、奉獻，其底氣是自覺、自信、自強。

以愛國主義爲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爲核心的時代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在新中國史的學習教育中，要生動講述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生動講述廣大人民羣衆堅定擁護、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道理。

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一些前沿科技受制於人，深化改革的成效與民衆期待仍有差距……越是艱難險阻，越要以更大的定力、勇氣、智慧，“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好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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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錦尉 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市委黨史研究室特約研究員，市委講師團“四史”專家宣講團成員，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原主任，第四屆韜奮新聞獎獲得者。